“十二五”期間，能不能在轉變發展方式上取得重大進展，不僅關系到今后5年的發展，更關系到未來10年到20年能否保持平穩較快增長勢頭。
轉變發展方式，我們面臨的最大的難題是什么？面對“十二五”規劃所確定的經濟社會發展主要指標，我們需要怎樣創新機制，確保執行？
著名經濟學家、全國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預測：調整分配關系實現均衡共享式增長，推動國富向民富轉變將是未來經濟工作最大的看點與難點；應對高物價、高房價和高成本“三高”是對政府宏觀調控的最大考驗；用工荒拐點將成為倒逼發展方式轉型的最大推力，政府要因勢利導推動經濟轉型；解決公共產品短缺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關乎老百姓幸福感提升的最受關注的焦點。
《中國經濟周刊》：為什么說分配制度改革最難？難在哪里？有什么好的解決辦法？
辜勝阻：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社會財富增長較快，但是財富分配結構并不合理，出現“GDP一大步，財政收入兩大步，居民收入邁半步”的嚴重不同步狀況，沒有實現經濟發展成果的均衡共享。收入分配格局存在報酬比重低、收入差距大、薪外附加重、公共支出少、慈善捐贈規模小等問題。分配制度改革之所以是最難的攻堅戰，是因為改革要涉及政府、企業、居民三者分配關系的調整，提高居民收入和勞動報酬比重，實現“兩個同步”，必須降低政府和企業的比例，改變政府和企業收入增速過快的狀況。
下一步的關鍵在于要積極推動國富向民富國強的轉變，實現均衡共享式增長。具體而言，我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考慮：一要與經濟發展同步提高居民收入與勞動報酬比重，實現政府、企業、居民三者分配關系的協調發展。二要調節收入差距，深化壟斷行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壯大中產階層。三要政企聯手推進收入倍增計劃，提高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政府要積極實施“化稅為薪”或“提薪讓稅”，減少收費，為企業增加員工工資創造條件。要通過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和拓寬居民金融投資渠道，提高城鄉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再一個就是要加大對社保、教育、醫療等民生支出的投入，降低企業和職工繳納比例，實現讓利于民和藏富于民。
《中國經濟周刊》：您也有提到高房價是對政府宏觀調控的最大考驗，那么，您怎么看當前新一輪的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
辜勝阻：自2010年“國十一條”開始，“國四條”、“新國四條”、“國十條”、“限貸令”等房地產調控政策密集出臺，凸現了政府調控房價的決心，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從長期來看，房價受房地產市場供需、土地供應、稅收和信貸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任何調控政策取得明顯成效都需要增強針對性和各項政策的協調性。客觀來看，讓房價保持合理水平，有效遏制房地產價格過快上漲，要進行供給管理和需求管理，但重在供給管理。
我認為，首先是要積極建立多層次的住房供給體系，加大住房供給。既要有多層次的保障房體系，也要有多層次的商品房體系，通過多向分流以滿足不同群體的不同需求，改變“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狀況。同時要加強對民間游資的引導，減少投機性住房需求。應該要貫徹落實國務院擴大民間投資“新36條”等措施，積極引導民間資本進入實體經濟領域，抑制游資沖擊。此外，還要加快戰略性新興產業、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改變地方政府收入過度依賴土地財政的問題，降低房地產成本。
《中國經濟周刊》：下一個五年已經開始，在您看來，“十二五”期間，中國經濟將會面臨哪些難題和壓力？
辜勝阻：“十二五”期間，中國經濟將會面臨結構戰略性調整的難題和壓力。
具體來講，一是高投資和低消費的失衡。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09年資本形成對GDP的貢獻率為92.3%，最終消費對GDP的貢獻率則為52.5%。2009年投資和消費之間的失衡達到了極點。
二是高工業化率和低城鎮化率的失衡。來自中國社科院的研究結果表明，截至2009年，中國城鎮化率為46.6%。但是在6億城市人口中包含了2億農民工，所以中國城市化率目前實際只有1/3。城鎮化進程滯后于工業化進程，嚴重影響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三是高價城式化（生活方式）和低價工業化的失衡。城鎮化可以分為有形的或物化的城鎮化（Urbanization）和無形的或生活方式的城市化（Urbanism），后者可以稱為“城式化”。在兩棲生存狀態下，由于高額的房價、醫療費和子女教育費用等，城市生活方式或“城式化”的成本非常高，農民工在經濟上處于弱勢地位。另一方面，工業化表現為廉價勞動力支撐的低價工業化。
四是高能耗和低減排的失衡。有研究表明，過去20年中，由于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每年造成的經濟損失相當于GDP的7%～20%。中國經濟增長面臨嚴重的“資源瓶頸”和“環境瓶頸”。
五是私人產品過剩和公共產品短缺的失衡。相對居民日益增長的需求，我國公共產品短缺的問題非常突出。由于過去過多追求經濟的高速增長，造成資源配置失衡，擠占了稀缺的公共資源，使得社會急需的公共產品供給不足。
《中國經濟周刊》：毫無疑問，經濟發展到這個階段，轉型將成為“十二五”的政治主題。然而，轉型應該怎么轉？
辜勝阻：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已經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人均GDP突破了4000美元，成為典型的中等收入國家。如果把過去從低收入國向中等收入國的轉變稱為第一次轉型，那么中國經濟面臨著第二次轉型。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中國面臨最大的問題是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實現由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的轉變。2011年可以認為是中國經濟第二次轉型的元年。
“十二五”期間，中國需著力改變需求結構、城鄉結構、產業結構以及增長動力結構等結構失衡的局面，推動經濟進入內生增長、創新驅動的發展軌道。一是制造業大國向消費大國的轉變，實現國富向民富國強的轉變。二是從要素驅動的高增長大國向創新驅動的可持續發展強國轉變，從低端產業向中高端產業的轉變，改變經濟“大而不強，快而不優”的局面。三是從商品輸出大國向資本輸出強國的轉變。
《中國經濟周刊》：今年各省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大多數省份都調低了經濟增長的目標，一些省份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還加入了提升國民幸福感的要求，您怎么看待這種變化？
辜勝阻：一些省份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也加入了提升國民幸福感的要求，這充分表明，政府也在加快轉型，推進經濟社會領域的深入改革和探索，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核心，提升國民幸福感。當前，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短缺的問題非常突出。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教育、保障性住房等各種民生問題全面升級，城鄉居民的幸福指數有待進一步提升。我認為，“十二五”期間，應當要努力推動當前的經濟建設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變，完善有利于政府重視居民收入提高和國民幸福指數提升的政績考核體系。
我眼中的“十二五”難題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厲以寧
中國在“十二五”期間面臨的最大難題，是如何在抑制通脹的同時繼續保持經濟快速增長。
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
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挑戰仍然是收入分配問題。這是個長期積累的問題，也是體制問題。改革要堅定，也要加大力度，但成效應是逐漸的。近幾年的情況還是向好的方向發展，低收入人群的工資近幾年增長較快，這對解決收入分配問題會起到積極作用。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 蔡昉
“十二五”最重要的挑戰將是中國的人口變化，我們叫它“未富先老”。“先老”意味著勞動力貴了，資本相對便宜了，意味著我們喪失了原來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再加上“未富”，我們不會在非常短的時間內能在資本密集型產業中得到足夠顯著的比較優勢。
中央黨校《學習時報》副編審鄧聿文
我認為整個“十二五”時期，需要重點解決好以下幾大難題：一是處理好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的關系，努力實現經濟的再平衡。二是建立起社會的基本制度，為全體國民提供基本而健全的公共服務，以縮小收入分配差距。三是反腐敗必須有實質性突破，使腐敗得到初步遏制。四是加大環境治理的力度，使我們生存的家園得到切實改善。五是在解決人口老化和人類自身的再生產方面，要有所進展。六是重建社會核心價值體系。七是在政府的行政體制改革上取得突破，建立起回應民眾訴求的制度和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