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廣東惠州市科協主席黃細花表示：我們做了一個試驗，委托物流公司運輸一車貨物，從廣州至北京，全程遵章守法、不超載，這車貨物不但沒錢賺，最后還虧3200元。中國物流企業運輸成本到底有多高？4月9日至11日，《中國經營報》記者全程跟蹤一家物流企業從內蒙古烏斯太到山西省原平縣運輸化工產品液堿的整個過程。在這段600多公里的行程中，卡車司機躲避高速公路收費和執法部門罰款而顯露出的極富民間智慧的生存技巧令人印象深刻。在其背后，則是高速公路費用以及相關部門的罰款直接推高了物流企業的運營成本。通脹壓力下，不斷上漲的人工費用、柴油價格以及高速收費的多重“絞殺”，物流企業面臨生死考驗。
 
 
　　“錢拿來了”。一名身著黃色夾克的中年男子推開酒店旋轉門，大步走到大堂休息區的沙發前，從包中掏出厚厚兩摞百元大鈔碼在茶幾上。
　　這時，斜倚在沙發上的四名壯漢直起身子，每人抓起一打現金清點起來。不一會兒，兩摞鈔票便分裝在了四人的貼身口袋中。
　　“現在運管正在外面查車呢，你們晚上再出發”。“黃夾克”囑咐道。
　　這是4月9下午3點發生在烏斯太鎮新天地酒店的一幕。烏斯太隸屬內蒙古阿拉善左旗，東臨黃河，西倚賀蘭山，南靠寧夏石嘴山市，北接烏海市，本屬于“三不管”地帶。不過，由于烏斯太是“呼-包-銀-蘭”經濟帶和烏海-鄂爾多斯-阿拉善“小金三角”的交匯點，重要的交通位置使得這個偏遠小鎮成為過路司機休息、用餐的匯聚點，餐飲、住宿和娛樂業異常發達。新天地酒店便是毗鄰烏斯太車站的一家賓館。
　　四名男子是內蒙古飛渡運輸公司的卡車司機，負責將烏斯太某化工集團生產的液堿運輸到山西省原平縣。“黃夾克”是飛渡公司烏海區域的主管。每次發車前，飛渡公司的財務從呼和浩特將錢打到指定賬戶上，黃夾克取錢之后便分發給卡車司機。
　　卡車司機每人領到8600元錢，這筆費用將用于車輛在路上加油，繳納過路費、相關部門的罰款以及司機的吃飯、住宿。一個往返之后，剩下的錢，便是卡車司機這趟行駛的“辛苦錢”。
　　“如果你‘躲’得好的話，一趟能省下三四百元錢呢”，司機呂強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所謂“躲”便是逃避路途中交警、路政、運管等多個部門的罰款。在這場利益分配的游戲中，卡車司機成功“躲”過一次，等于多掙了一筆費用。

遵規守法不如繳納罰款

　　晚上十點鐘，在夜色掩映下當地運管部門負責查車的外勤人員收隊。呂強和其他三位司機駕駛著滿載貨物的北奔重型卡車從烏斯太出發，駛向京藏高速公路寧蒙界入口。
　　“我們的卡車自重17噸，貨物重38噸，加起來55噸。按照路政管理的規定，我們沒有超過車輛的軸重，是不超載的，但是按照運管的規定，我們卻超載了”，呂強道出這次“躲避行動”的原委。“高速公路超載管理標準，不同的主管部門執行不同的規定”。呂強告訴記者。
　　“運管規定六軸車總共不能超過33噸，光我們車的自重就已經達到17噸，按照他們的標準，我們只能拉16噸貨物，車都裝不到一半”，呂強表示，“如果按照這樣規定‘遵規守法’，運輸企業鐵定是要賠錢的，因此只能通過躲避罰款來降低企業運營成本”。每被運管抓住一次，就要面臨至少1000元的罰款。
　　運管部門檢查的另一項內容是押運人員的資質證件。由于運輸的液堿屬于具有腐蝕性的危險品，除了司機之外還要隨車配置一名押運人員，而具有資質的押運人員月薪至少要2000元，在通脹壓力以及各種費用上漲大背景下，運輸企業老板只好減少這樣的崗位。
　　對于運管部門的罰款，飛渡運輸公司總經理劉狀認為，“罰款本身是合法的，但如黃細花代表所言，如果不超載、全程遵章守法，企業是賠錢的”。因此，很多物流公司寧愿接受處罰也要拼命降低成本。
　　司機呂強的行駛路線是這樣規劃的：先走京藏高速到達呼和浩特市，然后轉道209國道由呼和浩特至和林縣，在和林縣上210省道經內蒙古、山西交界地殺虎口進入山西境內，接著途經右山西省右玉縣、山陰縣，最后駛入大運高速到達山西原平縣。
　　為了“躲避”高速公路收費，呂強需要在高速和省道之間來回交替。在京藏高速行駛了兩個小時候后，呂強便從磴口出口下高速，轉向國道，在臨河東入口再次進入京藏高速，最后在金山出口下高速，到達呼和浩特市。
　　“由于這段路和京藏高速基本上是平行的，路程差不多，走省道可以節省大約80~100元的過路費”。呂強對記者表示。在山陰縣走大運高速到山西原平縣這一段路程也是如此，大運高速原本有出口直接抵達原平縣，呂強提前從該高速的崞陽出口下，經省道進入原平可以節省40元左右過路費。
卡車司機的“云共享”

　　4月10日凌晨零點左右，呂強和同行司機駛下京藏高速。就在進入省道20公里左右處，他們遇到了交警檢查車輛。交警揮動閃閃發光的指揮棒示意車輛靠邊停車。呂強對這樣的情況自是司空見慣，他不慌不忙將車緩緩靠邊，并沒有急于下車。與呂強一起發車的同事，頭車的司機則下車與交警交談，把相應罰款交給交警后，便示意呂強開車行走。交警放行后繼續排查下一輛車。
　　幾分鐘后呂強接到電話。“是頭車司機打來的，他告訴我每輛車被罰款50元。”呂強說。為什么會被罰款？呂強聳聳肩，做無奈狀。“只要交警想查你，總能找出毛病來，比如車身太臟，拖掛車身的車牌號不夠清晰等。”呂強表示，老練的司機從不會問為什么，自覺交錢就行了。據呂強回憶，有一次因為他駕駛的車輛因轉向燈不夠亮而被罰了錢。
　　你根本無法想象一個成熟卡車司機和交警之間配合默契的驚人程度。交警攔下車輛，要求司機出示駕駛證和行駛證，司機二話不說主動遞上“罰款”，不多不少，剛剛合適。然后交警放行，司機駕車上路。整個過程如流水線般操作，沒有一絲多余動作和交談。“我雖然不認識他們中間的每一個人，但這路上一共有幾撥攔車罰款的人我都知道。當然，他們也認識我的車。”呂強表示，由于經常跑這條線路，與路上相關執法部門頻頻接觸，彼此的默契使得整個罰款過程如行云流水般。
　　事實上，這是一個利益分配的過程。呂強他們中間流傳著這樣一個段子：有位司機證件齊全，遵章守法，被交警攔截檢查。交警檢查了半天，沒有發現任何問題，隨即感嘆道，你證件辦的這么全，如果所有司機都像你這樣，讓我們吃什么。
　　從內蒙古烏斯太到山西原平這段600多公里的行程，呂強的電話頻頻響起。呂強有一個工作專用手機，里面保存了60多個這條線路上司機同行的聯系方式。這60多人仿佛60多座移動的監測站，隨時分享交警、路政、運管等執法部門的查車位置。
　　除了手機通信這樣“高科技”手段之外，司機們還經常采用傳統的方式來傳遞信息。“開車迎面碰到熟悉的司機，如果對方擺一擺手，這就表示前面沒有交警查車，可放心行駛。”呂強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如果前面有查車的該如何表示？”記者問道。“那就用這個手勢，”呂強雙手在胸前比劃出一個大餅狀，“這個意思是前面有大檐帽（警察）。”
　　當然也有愛開玩笑的同行搞惡作劇。路上遇到一位司機告訴呂強前面有警察在查車。呂強搖搖頭說，“他在騙我呢，交警一般不會到這個地方來。”作為與交警經常打交道的老司機，呂強熟知路上每個交警支隊的行動范圍。

微薄利潤

　　“我們這回運氣真不錯，路上很少遇到查車的，應該能多剩下幾個錢，”快接近目的地了，呂強心情大好。4月11日下午4點左右，卡車駛入山西山陰縣境內，如不出意外，晚上8點即可到達目的地。
　　然而，呂強高興的有點早。在穿越山陰縣城時，呂強遇到了當地運管部門的攔截。身著褐色制服的運管人員示意呂強靠邊停車。呂強從駕駛艙取出黑色皮包，從中掏出一疊收據，下車與運管人員交涉。運管人員檢查收據后便放行了車輛。
　　“為什么沒罰款？”記者問道。呂強揚了揚手中一疊發票說，老板已經在月初的時候繳納了罰款。這疊收據共有十張，每張罰款額50元，共計500元。一個有趣的現象是，車輛尚未通過，但罰款已經先行繳納了。罰款是月初繳納的，記者從收據上看到罰款已經繳到了4月28日。
　　“這叫做罰款包干制，一輛車一個月固定繳納500元就可憑借收據通行。”呂強表示。從烏斯太到原平，山陰縣是必經之路。以往是由每趟車的司機繳納罰款，后來改為統一繳納。“罰款包干的好處是司機到了這一地段可以大膽放心行駛不用提心吊膽，同時也減少了通過時間。”呂強告訴記者。
　　4月11日晚上8點30分，呂強駕駛著他的卡車緩緩行過道路崎嶇的山西省原平縣白家灣村。在這里，呂強繳納了最后一筆“過路費”——經過該村時繳納了20元費用，到達了目的地。前面是一片燈光通明的廠區，呂強他卸貨的地方。在這里，呂強回頭向記者道了別，這輛裝滿液堿的白色北奔2429型油灌車一點點消失在燈火闌珊處。
　　記者粗略計算了一下，在這次數天的旅途中，繳納過路費6次、罰款2次，共計1600多元，加油三次共計3800多元，停車、加水、住宿、用餐280多元。呂強從黃夾克那里領到的8600元已經花費了一半多，再算上回程的費用，8600元留在呂強手中的也就是三四百元。
　　呂強每月底薪3500元，每趟車通過與相關部門“躲貓貓”能省下數百元，一個月能跑4~5趟車，能賺2000多元。一個月5000~6000元，便是這個行業的標準水平。
　　作為這個利益鏈的最低端，呂強的收益如此。那么上游，飛渡公司盈利如何呢？飛渡公司總經理劉狀給記者算了這樣一筆賬，每趟車他支持8600元，能賺取3000元差價。在這差價中，還要支付司機的底薪、車輛維護、機油更換以及公司基本的運營費用。“算下來基本是不賺錢的。”劉狀告訴記者。
　　由于通貨膨脹的壓力以及油價上漲（目前0號柴油每升的價格已經上升到7.36元）加之過路費和罰款，物流企業成本越來越高，另一方面，由于行業門檻低，越來越多的個體戶參與到物流和運輸行業，激烈的價格戰使得服務收費越來越低。
　　“客戶之前給我們的配送費用是310元/噸，現在他們要降到290元/噸，這個行業越來越難做，”劉狀告訴記者，“如果不是在這個行業已經從事了幾十年，不然早就不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