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業已躋身全球最大制造國的中國，在部分居民的“境外購物潮”下透射出廉價商品為何難以惠及境內消費者之詰問。時值“3·15”，我們需反思的是，當前妨礙國內商品流通體系的各種市場制度和社會非正式規范等約束，并從根本上清淤導致國內消費貴的制度性原因。
當前信息技術、渠道革命等的急速變革，為服務業降低運營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等帶來了可能。國內阿里巴巴[14.50 1.83%]等BtoC、CtoC電子商務模式和現代物流業的迅速發展，確實降低了國內消費者的消費成本。然而，這些對降低國內消費者消費成本的成效有限，相反國內外利用服務業技術和管理革新的程度之便，放大了同一中國制造商品國內售價與境外售價之差。這一問題首先反映在當前國內非正式社會規范——市場誠信的缺失，阻礙了當前風靡全球的服務業技術、管理變革對物流交易成本的降低。如通過司法、仲裁等制度體系未能完全降低一部分交易糾紛、信息欺詐的成本，同時社會道德等非制度性社會規范無法有效對市場失信行為產生社會自律性約束，從而使當前電子商務等高度依賴的市場誠信無法得到滿足。其次，當前或隱或顯的市場準入等流通制度、地方保護主義以及高稅費成本等是導致國內市場高交易成本的主導性因素。當前商品跨省銷售，仍需通過各省海關、商務等部門備案或核準，而且一些地方政府為維護地方GDP增長和地方品牌，跨省銷售往往都會面臨各種或隱或顯的不公平待遇，這無疑抬高了商品國內銷售的成本。同時，行政管理制度很多存在較大的自由裁量空間，使部分跨地區銷售需面對復雜的人格化尋租費用。是為金融危機以來，貿易部門寧愿低價出口而不愿布局內需市場之緣由之一。另外，當前國內對服務業征收較高的營業稅，也客觀上增加了消費者的負擔。目前對規模以上服務業征收5%的消費稅，并附帶城市建設和教育非附加等行政費用。若把服務業5%的營業稅折算成制造業的增值稅，顯著高于當前17%的增值稅稅率；而目前流通環節的高稅負無疑抬高了國內市場的消費成本。
可見，需要進一步開放國內銷售市場，打破妨礙商品全國流轉的各種制度圍墻，構建有助于促進市場信息有效流通的市場制度體系等，才能有效降低國內居民消費成本，助力中國經濟內需拉動型增長方式的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