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源極度開發，產業規模不斷擴大，GDP高速增長，繁榮的背后，科學發展之路如何走？“十二五”期間，經濟發展方式怎么轉變？ 
　　大國抉擇
　　中共中央黨校經濟學部副主任|韓保江 · 趙科源
　　中共中央十七屆五中全會審議并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指出，未來五年乃至更長時期中國的經濟發展要實現平穩較快發展，必須突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條主線，這不僅是由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推動科學發展的必由之路，而且是符合我國現階段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性特征的理性選擇。
　　國際金融危機后，我國傳統外向性、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不斷遭受來自國外和國內的巨大挑戰和壓力。
　　一方面，國際金融危機減緩了世界經濟的發展速度，改變了世界市場的需求總量和需求結構。低迷的國際市場加劇了各個國家之間的出口競爭。為促進經濟盡快復蘇，各國紛紛貶值本幣、增加各種補貼來刺激出口；同時也競相出臺各種貿易保護措施，保護本國市場并緩解國內就業壓力，傳統的貿易保護主義開始抬頭。美元持續貶值和增發使中國得出口貿易壓力劇增。
　　美元貶值還使國際糧食、石油、鐵礦石等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上漲，更推高了中國經濟的增長成本。發達國家還通過環境污染問題來限制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能源消耗，并逐漸把投資中心轉向新興的發展中國家。
　　另一方面，靠大量消耗資源、污染環境、壓低勞動報酬的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難以為繼。建國以來，我國礦產資源的消耗增長是GDP增速的4倍，同時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只相當于美國的1/30、法國的1/16、德國的1/12，每噸標準煤的產出效率相當于美國的28.6%、歐盟的16.8%、日本的10.3%，國內的資源和環境維持傳統的經濟增長的能力日益困難。
　　同時，過高的外貿依存導致國內貨幣被動超發，和世界市場大幅漲價的原料一起提高了企業向下游轉移的生產成本，極大增加了國內經濟的通脹壓力。美元貶值還使中國外匯資產大量縮水和美元產品投資收益下降，對沖了中國的出口利潤，影響國內就業問題，并導致國內需求不足，經濟缺乏內生發展的循環動力。
　　國內外的現實條件都決定了中國必須摒棄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以更廣闊的視野來統籌國內國際大局，重新定位危機后全球經濟的分工，積極創造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的新優勢，實現國家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然而，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可謂“知易行難”。而難就難在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在既定的體制和環境下生存了幾十年，有其固定的生命力和依附土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僅要涉及物質生產方式、經濟結構、資源配置方式、利益分配方式的調整，而且涉及上層建筑、意識形態的變革。
　　因此，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必須首先厘清來自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等方方面面的瓶頸，進而對癥下藥，努力實現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
　　發展之難
　　當前，制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瓶頸主要表現在：
　　產業結構瓶頸
　　2009年，全國三次產業的結構比例為10.6：46.8：42.6。農業作為基礎產業發展基礎薄弱，最直接的現實表現就是“三農”問題。“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成為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癥結。
　　中國農村產品結構缺乏市場競爭優勢，農產品和農副產品加工水平低，農產品加工增加值少，缺乏地區特色優勢。迅速發展的工業沒有成功地反哺農業，相反依然以“新剪刀差”的形式不斷地剝奪農業積累。
　　中國工業處于全球工業價值鏈的最低端，產品附加值低，加工貿易所占比例過大，缺乏自主研發的產品和開拓國際市場的能力，受發達國家的產業布局影響嚴重。
　　而第三產業的發展嚴重滯后，對第一、第二產業的制約作用突出。首先，第三產業占經濟總量的比重低。中國的第三產業占經濟總量的40%左右，而發達國家的第三產業的比重基本是70%，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也是50%左右。其次，第三產業服務產品結構落后，市場競爭力弱。40%以上基本是以餐飲旅游業、交通運輸業為主，而信息服務、咨詢業務等新興產業比重較低。郵電通訊、金融保險等基礎性服務業雖然發展較快，但比重仍然不高。最后，管理水平落后。在組織規模、管理水平與營銷技術上與國外服務業都存在相當大的差距，難以適應激烈的國際競爭需要。
　　隨著產業間的變動，工業勞動生產率上升，農業和服務業下降，并且農業下降最快，說明工業化的資本深化過程中農業相對承擔了更多的勞動力轉移。三產業間的結構失衡、工業所占比重過高以及服務業中物質消耗部門所占比例過大問題都延續傳統經濟的增長方式，嚴重制約了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科學技術瓶頸
　　我們國家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困難的原因之一就是缺少科學技術的突破進展。目前我國集成電路90%，轎車制造裝備、紡織機械等高技術裝備70%依賴進口。醫藥專利的95%，汽車專利的90%，計算機芯片專利的80%，數控機床和紡織機械專利的70%，都掌握在外國公司手中。
　　缺少現實的科技突破，就無法實現科學技術對新行業的誘導，催生占優勢的主導部門，形成技術外溢效應，因此難以推動產業升級和社會生產效率的整體提高，實現國家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中國2009年的技術研發投入僅占全年國內生產總值的1.7%，而歐美發達國家大約為2.8%。只有萬分之三的企業擁有自主知識產權。1%的企業申請發明專利。我國大中型企業研究與開發投入占銷售額的比例不到1%，大大低于創新型國家企業3%～20%的水平。因此，在現階段技術進步的落后是我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致命短板。
　　勞動力素質瓶頸
　　“世界工廠”貿易優勢的基礎是中國的人口紅利，即大量低價的勞動力。隨著世界產業梯度的轉移和國內經濟的發展，中國經濟發展需要大量具有熟練技能的高效勞動力，經濟發展不再依靠低成本的工資優勢，而是轉向產業升級和勞動效率的提高。但是目前以技師、技工為代表的“中級勞動力”數量嚴重不足(作者注：大學本科生以上的“高級勞動力”的數量倒是每年大量增加，但是當前的大學教育使得大部分大學畢業生缺乏有效的訓練，因此勞動力質量并不樂觀)，中國經濟的轉型發展面臨更加困難的境地。
經濟體制瓶頸 
　　經濟體制改革的緩慢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另一重要因素。經濟體制改革涉及到市場化改革落后和政府定位模糊兩個問題。進一步講，這兩個問題也是當前階段制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核心。
　　市場化改革落后問題，在煤炭能源和房地產行業尤其突出。煤炭能源和地產的價值重估及貼現極大繁榮了近年國內經濟的增長，也導致能源和土地的過度開發。滯后的市場化改革阻礙了市場價格形成機制對資源價格的評估，缺乏合理的市場價格，就會限制合理的市場競爭，形成價格尋租，導致煤炭能源和土地資源在開發階段形成進入性壟斷，用較低的成本取得資源的開發權利，然后再將開發的資源推進市場，正常估價后賣出獲得最嚴格的完全壟斷利益。
　　而低成本的土地和能源開發行為必然帶來經濟資源使用過程中的短視行為，出現短時間內大量開采的粗放型開發，造成資源使用的低效率。“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惡化了當代人的生存環境，危害了環境資源支撐子孫后代發展的能力。
　　落后的市場化進程還表現在農業產品和農村勞動力的價格形成上。農村勞動力價格由于城鄉市場的分割而被低估，農民工的付出和回報嚴重失衡，中國的城市建設也利用農民工的低成本契機而擴張，成為中國人口紅利的最大受益者。
　　農產品的價格因為制度原因而低于市場均衡價格，并遠遠低于國外農民的相對收益，損害了農民的利益。這種損害造成大量耕地撂荒和征地成本下降，造成土地的濫用和浪費，并引發糧食危機。
　　政府職能的模糊定位也是制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一個關鍵因素。雖然現代政府對國家經濟的干預作用逐漸增強，但其職能更多的是在市場條件下的宏觀調節和規則的監管上。我國政府在經濟干預中沒有脫離本身的經濟利益分配，主要表現就是政策傾向于國企央企，忽視了最具有活力的其他經濟主體。
　　管制的最終后果就是政治或經濟權力的尋租，官商勾結利用政治權力為商業經營提供便利。近年來中央查處的腐敗案件都與當前政府管制的經濟領域相關，可為鑒證。
　　政府的利益越位必然造成社會生產的粗放擴張和對資源環境的嚴重損害。同時，政府的缺位導致社會利益缺乏足夠的保護。立法落后、執法不嚴格等缺位問題造成了自然環境的嚴重損害，導致企業高耗高排的粗放擴張。政府職能的缺位還導致城區規劃以及土地征用缺乏科學合理的統籌和社會聽證，侵害了社會群眾的利益，增加了群體性沖突，降低了黨和政府的形象以及群眾的社會安全感，阻礙了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經濟政策瓶頸
　　各級政府官員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GDP的增長速度無疑是最有“含金量”的答卷，因而地方政府會將經濟增長速度作為執政建設的核心，這也是建國以來的傳統。同時，中國經濟的歷史欠賬要求國內經濟只有快速增長才能提供足夠的就業崗位，提供足夠的財力來支持醫療養老等逐漸增大的巨額開支。
　　更為重要的是，對官員的考察中缺乏對經濟環境保護的具體指標，也就缺少對政府和官員行為的監督和激勵，因此政府會偏好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
　　出口和投資偏好的國家經濟政策也制約了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國內經濟政策尤其偏好“三駕馬車”中的投資(其中固定資產投資又是主要部分)和出口，消費作為國民經濟的內生驅動一直是提振國家經濟的軟肋。
　　出口和固定資產的投資雖然能較快速度地拉動經濟增長，但是外生驅動的本質還是靠政府在短期內投入大量的勞動力、資本和資源、征收土地、拆遷民居進行城市基本建設，用高投入刺激經濟恢復。
　　由于政府不是“完全理性的經濟人”，因此政府決策會導致大量基礎設施低水平重復建設，造成浪費。同時依靠匯率調節的出口政策也會大量損耗國內資源和賤賣國內勞動力，將國內資源和勞動力低價賣給國際市場。這兩種路徑選擇都不利于國內收入水平的增長，也就限制了國內購買力的提高。結果就是依靠出口和政府投資形成經濟增長的惡性循環。
　　轉型之策
　　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須對癥下藥，針對瓶頸選擇有效的對策。
　　加快調整產業結構
　　產業結構的調整既要符合國際產業結構轉移的一般趨勢，又要結合我國的基本國情走出一條可持續發展的道路，改變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
　　一要加快第三產業的發展。發展第三產業的重點是科技研發和金融業。在科學判斷世界產業變動趨勢的基礎上，實現科技關鍵領域的重點突破，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節能環保技術、能源生物技術等，以技術突破建立產業升級的先導；發展現代金融產業，打破資本市場的壟斷，強化資本配置社會資源的作用，提高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同時要引進先進的管理技術和企業組織形式，通過管理技術的改善促進第三產業的發展。
　　二要加快調整第二產業。調整第二產業的關鍵是建立合理的退出和培育機制來區別調整內部行業。應積極發展物流業和交通運輸業，加快發展信息產業和信息應用技術，推進信息產業和交通運輸等工業化的深度結合。大力開發海洋經濟，推動海洋油氣、運輸、漁業船舶業和裝備制造業等國內需求旺盛產業，擴大國內消費并降低商品勞務的出口依存。
　　三要穩定發展第一產業。提高農產品價格是當前階段平衡城鄉發展的現實選擇。同時要加大工業反哺農業的力度。
　　加快科技研發
　　加快科學技術進步首先要加大科研的資金投入。要加大國家層面的科學研究支持，注重提高科技工作者的薪資待遇水平，逐步提高科研經費占GDP的比重，運用稅收等政策手段促進大新企業的高科技創造性研究，鼓勵中小企業的使用改良性研究。
　　還要嚴格保護知識產權，合理設計符合中國國情的知識產權制度，平衡產權和社會效應的矛盾，鼓勵符合市場需求的創新研究，調動各科研機構的積極性參與到科技研究的創新工作中去。吸引更多的研究人員擴充科研人才儲備，為國家科技的進步提供客觀保證。
　　大力發展職業教育
　　準勞動力的教育培訓要根據國家的產業趨勢來調整國民教育結構，著重擴大對高技能產業工人和工程師的培養，以適應將來的產業升級的發展要求。同時國家和企業應該共同承擔對社會現有低端勞動力的培訓，大力推廣社會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提高當前社會的整體勞動生產率。
　　加快完善市場經濟體制
　　要加快土地和勞動力市場的建設，推進農村土地產權改革和土地的市場化進程，打破既得利益者和特殊權貴階層對生產要素市場的壟斷，使生產要素形成合理的市場價格并依據市場調節合理收益；打破約束勞動力市場的各種隱性限制，建立統一的城鄉勞動力市場，實現農村勞動力的合理報酬。
　　在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政府要合理定位自己的角色。具體來講就是要轉變以往追逐經濟利益的角色，明確政府在國家經濟生活中的公共利益保護角色，保護弱勢群體和社會利益。
　　要建立涉及社會利益重大事情的聽證制度，健全規范市場經營的各種法律法規和強化執法力度，用政策和法律措施規整市場的“短視行為”以及部分市場主體的違法行為。逐步約束政府的審批權力，降低社會尋租空間，打破特殊階層和既得利益群體的經營壟斷，依靠市場競爭提高社會資源的利用效率，轉變經濟發展的粗放方式。
　　認真完善各項政策
　　將經濟社會統籌發展的各種指標納入到官員政績考核中去，在積極促進經濟增長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經濟的發展質量，將資源環境、人口發展、社會和諧等指標量化來綜合反映地方建設成績。
　　同時，要逐步推進人民監督和社會輿論制度的建設，使各級政府擺脫激進的執政方式，選擇更加穩妥的策略平衡經濟發展和資源的矛盾。
　　為此，中央政府要統籌社會矛盾，明確頂層設計的總體規劃，形成政治體制改革的規模優勢，以最穩健的方式來實現政治上層對經濟發展方式的正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