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需求黃金時代悄然落幕，中國出口引擎調整不期而至。如何鞏固加工貿易的既得優勢，能否擴充重要資源和技術進口？怎樣在中國加大資本輸出的同時，避免“走出去”陷阱？
　　加入世貿組織(WTO)十年，檢討中國外貿得失，正逐漸升溫為2011年度話題。
　　這是一個充滿“雙重吊詭”色彩的故事。曾經預言中國難以抵擋全球化沖擊而終不免崩潰的論者，如今懷著錯愕欣羨的心情，重估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出口國的體量，分析它給全球經濟帶來的震憾；而盡享十年全球化紅利的中國人，面對節節攀升的“雙順差”，在經歷了最初狂喜和自得之后，也嘗到了高成本引入資本和低收益輸出資本的酸楚。
　　中國的外貿轉型時刻已然來臨。全球經濟再平衡的壓力，中國內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張力，令轉型成為經貿領域念茲在茲的首要議題。更平衡的貿易也正從數年前的一個遠景話題，轉換成迫在眉睫的改革使命。
　　圍繞此目標，“增進口”“減順差”“走出去”等舉措正次第落實。然而我們更需警惕新一輪矯枉過正：“增進口”并非“大手大腳”采購，“減順差”不必然要“壓出口”，“走出去”不是為了“撿洋落”，更非要把“攤大餅”鋪張到全世界。
　　冷靜分析中國的比較優勢和發展潛力，加工貿易仍有利潤空間，“騰籠換鳥”還需從長計議；“微笑曲線”的攀升亦非朝夕之功，不妨代工貼牌與自創品牌齊頭并進。達致更平衡的貿易應是一個長期自然的過程，而非以新的扭曲代替舊有的扭曲。
　　實現更平衡的貿易，亦離不開全球化的深化。如WTO總干事拉米所言，全球化可能放緩，但不會停止。產業升級帶來的新比較優勢，除卻全球貿易和投資舞臺將無從呈現；中國拉動內需的真正實現，更無法僅靠中國本身來滿足；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也離不開全球性資源與市場的合理配置。
　　就像中國商務部部長陳德銘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所指出的：“我們所要做的，是要以十年前那樣的勇氣和決心，不斷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真正做到以開放促發展、促改革、促創新。”唯如此，我們可以繼續下一個更趨全球化的十年，分享更平衡貿易的紅利。
　　——編者
　　上篇：決斷轉型
　　世界第一和第二經濟大國的元首會晤，雙邊貿易和投資問題自然是重頭戲。
　　1月18日至21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美四天，在與奧巴馬和美國各界交流有關中美關系、國際問題的看法和立場的同時，雙方簽下11份政府間合作協議、超過70份商業合同，采購大單合計價值450億美元。白宮一份簡報顯示，包括波音公司、通用電氣、霍尼韋爾等在內約25家公司分享了這一蛋糕，這對仍處于微弱復蘇的美國企業界是巨大利好。
　　陳德銘1月19日在華盛頓表示，中方愿與美方加強溝通與合作，促進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共同改善貿易不平衡狀況。現在中國已是美國在全球的第三大出口市場，隨著今年中國繼續實行“擴進口”計劃，中國對美進口還會增加。
　　事實上，促進貿易平衡、平衡國際收支，中國的動作遠比外界預期的更快。2010年最后一天，國家外匯管理局宣布在全國范圍內推廣貨物貿易出口收入存放境外。分析人士認為，此政策將更加便利中國進口。緊接著，溫州亦傳來民間私人投資用匯將開閘放水的消息。如果此議成行，在溫州中小企業協會會長周德文看來，這意味著7500億元的溫州民間資本將加速走向海外。
　　1月13日，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1號文件，允許機構用人民幣直接投資境外項目和企業，中國資本出海提速勢所難免(詳見本期“人民幣出海擴渠”)。
　　而就在胡錦濤訪美前后，中國商務部副部長蔣耀平和王超帶領的大型貿易投資合作促進團，在美國掀起采購“旋風”的同時，亦在探尋更多對美投資、并購等資本層面的機會。
　　適逢中美建交40周年，中國“十二五”開局之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十周年，世界經濟的復蘇與調整處于重要的轉折期，中國引人注目的對外貿易亦面臨全新棋局。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調整外貿政策已寫入中國“十二五”規劃建議稿。根據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與全國商務工作會議定調，2011年外貿主要任務之一是出口與進口并重，“引進來”與“走出去”并舉，促進國際收支平衡，實現外貿、投資、消費三駕馬車均衡發力。
　　這是中國就外貿轉型戰略而釋放的明確決策信息，具體的對外貿易和投資結構調整隨即展開。
　　出口勝景難再
　　全球需求的黃金時代已然落幕。最近三年來，中國貿易順差占進出口總值的比例，的確在接連下降
　　新世紀(21.08,0.09,0.43%)第一個十年，是中國對外貿易、尤其是出口增長的“黃金時代”。這是對外開放30年的重要收獲，亦展現了中國加入WTO的“紅利”。
　　這十年，恰逢國際產業轉移的浪潮涌起，勞動密集型產業因成本上升撤離日本和東亞新興經濟體，對外尋求低成本生產基地，中國憑借低廉的生產要素趕上這波浪潮，迅速成為 “世界工廠”，對外貿易呈持續多年的爆發式增長，為世界經濟史所罕見。
　　其中尤為引人注目的是，中國出口增長遠超進口。中國的經常項目順差十年來年均增長10%，由此催生中國成為第一大外匯儲備國，曾經的外匯極度緊缺成為歷史，到2010年底中國擁有外儲余額突破2.8萬億美元。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部長隆國強對《財經》記者表示，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讓中國實現了從沿海14個經濟特區到長三角經濟區，再到中西部梯度開放的格局。出口直接帶動就業8000萬人，其中60%來自農村轉移勞動力，有力地促進了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出口是中國過去十年里當之無愧的增長主引擎。
　　如今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出口國、第二大進口國。十年來，中國全面接受了多邊貿易協定，消減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清理了3000多條不符合世貿組織規則的政策法規，將中國13億人的國內大市場與50多億人的國際大市場對接起來。
　　但進入2010年，中國的外貿數據和增幅開始出現微妙變化。
　　中國海關總署1月初公布的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進出口總值29727.6億美元，同比增幅高達34.7%，是同期中國GDP增速的3.5倍。與往年有所不同，2010年的出口15779.3億美元，而進口亦高達13948.3億美元。同時，去年中國出口同比增幅為31.3%，低于進口高達38.7%的同比增速。
　　上述亮麗成績單背后，是正在變化的國際貿易環境和中國外貿挑戰。其中尤為關鍵的是貿易條件之變，即出口價格指數與進口價格指數之比。
　　根據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宋國青去年4月的測算結果，去年1月至3月，按進出口同比價格不變計算，出口價格下跌使出口部門少收入104億美元，而進口價格上漲使進口部門多花404億美元，合計508億美元。
　　測算顯示，貿易條件惡化導致的損失約占中國國民收入的4.9%，這意味著2010年一季度的真實國民收入增長率應是7%，而不是統計局公布的11.9%。對此，學界雖有爭論，但也傾向于承認，宋國青的實證研究至少表明，中國外貿、特別是出口引擎面臨重要轉變。
　　相關數據還顯示，近三年來，中國貿易順差占進出口總值的比例，的確在接連下降。同時，中國進口的石油、鐵礦石等大宗商品價格，卻因“中國需求”旺盛而不斷上漲。
　　據中國鋼鐵行業的統計，僅鐵礦石漲價一項，中國去年就多付了260億美元的采購成本。對此，瑞銀證券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汪濤分析認為，2010年中國貿易順差收窄的一個主要原因，是進口價格上升較快。
　　外貿是與全世界做生意，出口增長自然需要買家踴躍。但自2008年起，一個顯性的壞消息是，全球需求的黃金時期已然落幕。從華爾街金融危機開始，包括美國在內的幾乎所有發達國家，均不得不進入一個節省開支、增加儲蓄的長周期階段，中國出口必受影響。
　　“中國過去數十年執行的貿易政策和做法，已不足以處理雙方今后的經貿關系。”胡錦濤主席訪美前，美國商務部長駱家輝公開表示，發達國家負債消費的時代已經結束了，中國不能再純粹依賴出口。
　　外貿模式挑戰
　　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出現新動向，中國是最大的受害國。中國長期津津樂道的“雙順差”，越來越成為不可承受之重
　　展望未來，全球貿易增長的復蘇并不讓人樂觀。
　　國務院研究室綜合司研究員、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陳文玲預測，2010年至2014年全球貿易(包括服務貿易)年均增長率5.6%，將明顯低于2003年至2007年的8.1%。受危機影響的歐美發達國家，回歸實體經濟成定局，必然替代中國部分出口產品。
　　與中國類似的新興經濟體，亦多采取出口導向模式，有的在一些勞動密集型行業的生產成本低于中國，這些行業也將部分替代中國的出口產品。
　　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對《財經》記者表示，五年至十年后中國的貿易順差不僅不會太大，反而可能太小；十年后，印度可能取代中國；而到2020年至2025年，中國低成本優勢將告一段落。“目前印度、越南等一些東南亞國家的勞動力工資成本低于中國，已隱約可見外商投資企業將加工廠轉移至周邊國家的跡象。”張燕生說。
　　全球貿易保護主義亦出現新動向，綠色標準、產業安全等更加隱蔽的貿易壁壘層出不窮，中國是最大的受害國。
　　據WTO秘書處統計，2008年，全球新發起反傾銷調查208起、反補貼調查14起，中國分別遭遇73起和10起，占總數的35%和71%。中國已連續15年成為全球反傾銷調查的重點，每年涉案損失300多億美元。2009年，中國出口占全球的9.6%，而遭受的反傾銷案件卻占全球的40%左右。
　　難怪陳德銘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對2008年起商務部大樓里常常徹夜加班的情形記憶猶新：當時忙得最多的，就是準備各種調查、應訴等解決貿易摩擦的材料。
　　與此同時，能源、原材料和勞動力成本的逐年上升，亦成為壓在紡織服裝等低附加值行業身上的一塊重石。去年棉花價格漲120%，純棉面料上漲近100%，真絲面料漲幅30%以上，而2008年以來頻繁爆發“民工荒”，已經預警中國“人口紅利”消失的趨勢。
　　在2010年春季廣交會上《財經》記者看到，成本壓力下，一些紡織服裝企業不敢接長單，10月以后就計劃放假等過年了。
　　從2010年6月19日中國央行重啟匯改以來，人民幣升值約3%，央行再次步入加息通道，企業資金成本不斷爬升。受各種因素擠壓，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企業走在了“零利潤”的邊緣。不唯紡織企業，據浙江力霸皇自行車廠銷售部門人士介紹，原材料價格大幅攀升，自行車毛利率只有10%左右，今年只好長單變短單。
　　一段時期以來，擔憂中國陷入“中等發展陷阱”之議，也不絕于耳。“如果中國外貿發展模式不轉型，如果中國不能形成內生的經濟發展機制，則可能陷入發展陷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貿易室主任宋泓對《財經》記者說。
　　所謂發展陷阱，即隨著勞動力成本上升，一個國家沒有能夠培育出自己的企業群體和跨國公司，將過去低成本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因此當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出去后，發展突然沒有了依靠，高端產業上不去，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優勢又喪失掉了，這是很多中等發展中國家面臨的一個陷阱。“許多國家成功通過集中資源和扭曲性政策達到了經濟起飛，但路徑依賴又使其缺乏‘自立發展’能力。”宋泓說。
　　國際對比表明，拉美人均GDP長期在3000美元－8000美元徘徊，很長時間無法向10000美元沖刺，東歐國家亦是如此。“發展陷阱”成為許多新興國家一種宿命式“魔咒”。而中國正在走入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的區間，會否也難免宿命？ 一些學者開始深入思考。
　　相關研究發現，中國長期津津樂道的“雙順差”(資本項目和經常項目均為順差)，也越來越成為不可承受之重。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余永定向《財經》記者表示，“雙順差”意味著一方面中國以高成本輸入資本，另一方面以低收益輸出資本。
　　“‘雙順差’使中國遭受了嚴重的福利損失。更糟糕的是，長期的‘雙順差’使中國陷入了美元陷阱。”余永定指出，自2002年以來，美元已經貶值40%左右，中國的巨額外匯儲備面臨著賬面和購買力不斷縮水的風險。
　　此前在2007年，中國商務部曾將“減順差”列為當年頭件大事。不過，這一進程因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而中斷。眼下，平衡“雙順差”再度成為決策者矯正失衡的當務之急。
　　轉型決策共識
　　未來五年進出口增長目標定在9%左右，大大低于“十一五”期間20%的年均增幅，更強調“調結構，促平衡”
　　在中國整體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之際，貿易轉型亦順理成章。
　　多位外貿決策和研究人士向《財經》記者表示，過去十年，一方面是中國貿易大發展，一方面是圍繞外貿乃至開放的爭議不絕于耳。在新的十年，中國需要更全面梳理貿易現狀。
　　外貿依存度是不是過高？趕超型模式是不是應該終結？“減順差”是不是需要？改革開放30年后中國是否需要進一步利用外資？“幾乎每隔一年就有一種不同話題的爭議冒出來。”商務部研究院跨國公司研究所所長王志樂告訴《財經》記者。
　　在2010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平衡進出口貿易已進入高層決策視野，并取得了基本共識。在隨后的全國商務工作會上，外界注意到，陳德銘講話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匯就是“促進口、走出去、內外貿平衡”。
　　接近商務部決策層的研究人士向《財經》記者介紹，早在2009年7月，商務部就著手研究外貿轉型，確定《后危機時代中國外貿發展戰略研究》為部級重大課題，由商務部政策研究室牽頭，商務部研究院、商務部外貿司、綜合司等司局以及相關部委官員參與其中。
　　商務部研究院院長霍建國向《財經》記者介紹，胡錦濤在2009年中央黨校的省部級領導干部研討班上指出，轉變外貿增長方式刻不容緩。中央高層也多次表示“轉變貿易增長方式事關經濟可持續發展”，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2009年5月曾批示，要求商務部研究“后危機”時期國際國內市場環境的新變化。
　　在這樣的背景下，商務部確立了該課題，包括一個總報告和28個子報告，有16個國家研究機構，近300名學者參與。課題組歷時一年，先后在十幾個省市調研，多次召開專家、企業家研討會，最終在2010年秋季形成長達200萬字的專題報告。
　　這份報告引起決策高層重視，被業界視為“未來30年中國外貿戰略的路線圖”。據參與起草的人士透露，該報告明確提出，未來20年中國對外貿易發展要實現“從大到強的轉變”，即在2020年前鞏固貿易大國地位，推進貿易強國進程，而在第二個十年、即從2020年至2030年，初步實現貿易強國的目標。
　　據了解，該課題和報告提及的“四個優化、三個轉變、六個協調”，也將是“十二五”外貿專項規劃中促進外貿發展方式轉變的主要路徑。
　　“四個優化”，即優化主體結構、商品結構、市場結構以及貿易方式；“三個轉變”，即在質量規模上從量的擴張向質的提高轉變，國際市場布局上從集中向多元轉變，在國際分工中從被動接受規則向主動參與制定規則轉變；“六個協調”，則為促進出口和進口、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外貿外資和外經、外貿和內貿、多種所有制、東部和中西部的協調發展。
　　主報告執筆人、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李剛告訴《財經》記者，報告還包含如何在保持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下，創新環保、節能、低碳等新技術，提升商品質量和出口結構，均衡協調發展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實現進口與出口協調增長等具體建議。
　　據悉，報告的相關建議正醞釀成系列貿易政策擇機發布。參與課題討論的專家透露，課題報告的意見已經在各部委會簽，有望在今年以國務院文件形式下發，指導全國商務工作。
　　《財經》記者了解到，正在制訂的“十二五”商務規劃初稿已形成，未來五年進出口增長目標定在9%左右，大大低于“十一五”期間20%的年均增幅，增長目標從數量規模型轉變為“質量效益型”。規劃也沒有再提“保份額”等指標，更強調“調結構，促平衡”。
　　下篇：彌合失衡
　　“出口引擎”升級
　　中國貿易轉型并不等于放棄出口，而是如何應對競爭形勢變化，想方設法通過控制成本、增加附加值而鞏固出口
　　在外貿企業看來，決策層提出的貿易轉型戰略，最直接和深刻的影響就是，最近30年來迅速發展的出口加工貿易，面臨緊迫取舍難題。是簡單放棄，還是頂著升級壓力，通過優化品牌、管理等提升產品附加值，繼續參與國際競爭？
　　接受《財經》記者采訪的外貿界人士多認為，中國貿易轉型并不等于放棄出口，而是如何應對競爭形勢變化，想方設法通過控制成本、增加附加值而鞏固出口。
　　宋泓認為，中國的出口貿易還將有擴張的空間，尤其是在產品多樣化方面，此一出口多元化的過程還將維持十年左右的時間。同時，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自然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春江水暖鴨先知。一些在市場中打拼多年的民營企業，率先開始主動轉型。
　　加工貿易出口占中國出口總額50%以上，其轉型升級對轉變外貿增長方式至關重要。長期以來，加工貿易的低利潤一直讓國人唏噓不已，“幾億件襯衫換不來一架飛機”成為加工貿易繁榮下的悲情。低利潤緣于為人“做嫁衣”，沒有自己的核心技術和品牌。
　　2009年6月，12家溫州企業組成考察團前往意大利，與50個意大利鞋服品牌接洽收購合作事宜，當年7月，兩家中國民營企業以2億歐元購得皮爾·卡丹生產許可證。這被外界視為中國加工貿易企業在“微笑曲線”兩端向上爬行的標志性事件。
　　中國是世界筆記本電腦的組裝中心，全球近95%的筆記本電腦在中國內地組裝制造，其利潤分配可謂中國加工貿易的生存樣本。
　　在2001年至2009年間，憑借技術壟斷，微軟年均毛利率超過80%，英特爾超過50%。三大品牌商惠普、戴爾、宏憑借渠道資源，年均毛利率也在10%到25%之間。而廣達、英業達、緯創、仁寶四大代工商的年均毛利率水平不足5%，其在中國境內子公司凈利潤又僅占母公司凈利潤總額10%－20%。
　　“世界出口品牌排名前十位的中國品牌是零，前50位是零，前100位仍是零，作為一個世界貿易大國，一個世界品牌都沒有，臉上真是無光啊。”陳德銘感慨道。
　　然而，自有品牌建設和技術優勢獲取非一朝一夕之功。
　　這兩年，一些地方嘗試“騰籠換鳥”，希望趕走低附加值和高污染的加工貿易。但由于操之過急，一些本可逐步升級或遷移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無法短期內完成調整或遷移，紛紛倒閉，給當地經濟造成嚴重沖擊，亦帶來大量產業工人失業。
　　據介紹，原外經貿部副部長劉向東在商務部內部會議上激動地說：要給加工貿易喊冤，現在說貼牌生產，說的一塌糊涂，不要以為貼牌不可靠，75%都是國內的零配件，25%是國內增值。加工貿易是我們的比較優勢不要輕視，政策要穩定。
　　宋泓也表示，中國不能簡單拋棄加工貿易，“調整重心應放在升級上，而非產業轉移或者國際轉移上。” 他認為，加工貿易轉變應由被分工變成主動參與分工，從參與別人的產業鏈到爭取建立中國自己的全球工業體系。
　　這與商務部的態度不謀而合。商務部副部長蔣耀平近日在對外經貿大學的研討會上說，加工貿易現階段仍是中國的必然選擇，“不可逾越”。從“制造”到“創造”，必須經過相當時間的儲備和積累，才可能實現。
　　接受《財經》記者采訪的多位服裝業者亦指出，中國服裝(10.60,0.23,2.22%)產業處于全球價值鏈附加值最低位次，大多數本土企業還沒有切入主流的全球價值鏈，因此在國際產業鏈上逐步升級到多個環節，比盲目投入創新自有品牌更重要。
　　浙江一家服裝面料企業負責人告訴《財經》記者，目前提出從OEM(代工貼牌)直接過渡到OBM(創造自有品牌)不切合實際，更需要的是兩條腿走路：一條腿強化制造環節做強OEM，另一條腿為OBM積累技術資本。
　　業內人士舉例指出，為耐克貼牌的全球最大襯衫OEM廠商香港溢達集團，并沒有盲目搞自主品牌，而是不斷拓展價值鏈制造環節，從棉花種植開始，逐步涉及棉紡、梭織、染紗、制衣、配送等，如此的整合能力同行難以替代。
　　服裝巨頭雅戈爾(10.71,0.11,1.04%)的轉身也備受業界關注。2005年雅戈爾加入耐克全球價值鏈，同時用進軍房地產積累的資金支撐服裝品牌。
　　2008年3月，雅戈爾抓住美國企業調整產品結構的機會，啟動海外收購計劃，憑借1.2億美元成為美國第五大服裝企業KELLWOOD公司(下稱KWD)旗下最主要的兩家企業新馬集團和斯馬特公司的全資新主人，KWD公司的設計能力、營銷渠道被雅戈爾盡攬囊中。
　　這被業界視做雅戈爾品牌戰略的“驚人一躍”。由此，雅戈爾成為世界上為數不多的覆蓋從棉花種植、印染、成衣制造、物流銷售全產業鏈服裝企業。
　　業內人士還指出，做強OEM并壯大OBM，僅憑企業力量難竟全功，需要政府出臺相關產業政策壓縮落后產能，提高產業集中度，并為加工貿易升級提供一攬子優惠稅費政策，從而確保在全球新的競爭形勢下，中國出口可以保持相對穩定的增長，不至于突然失速。
　　這些具體而細致的工作，遠比地方政府簡單“騰籠換鳥”更為關鍵，亦更為辛苦。
　　隆國強則從區域開放角度建議，中國國土面積超過歐洲，各地區區位條件、資源稟賦不一，區域間則可以梯度推進出口產業布局。比如沿海發達地區提升國際分工地位，向“微笑曲線”兩端走；沿海欠發達地區可發揮臨港優勢，繼續承接傳統勞動密集型加工貿易；中西部則應探索內陸開放經濟新模式，重點吸引市場尋求性外資。
　　官學兩界人士普遍認為，世界經濟的再繁榮將更多取決于“增量”而非“存量”。新興經濟體國家正在工業化、城鎮化，將促生巨大的消費市場。包括服裝、家電等消費品仍然具有很大市場空間，這應當是未來五年中國加工貿易出口的新引擎。
　　進口如何放量
　　在中國政府主導下，通過海外采購團的方式矯正貿易失衡成為常態。但擴大進口不應單純為了“減順差”而買東西
　　在鞏固出口的同時，多方面擴大進口則成為更顯而易見的貿易平衡和轉型重頭戲，這也最受貿易伙伴歡迎。
　　近年來，在中國政府主導下，通過海外采購團的方式矯正貿易失衡成為常態。這一方面可以減少貿易摩擦，同時也是中國進口急需的能源、資源和高新技術等的現實需要。據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公使參贊張少剛介紹，中國赴美采購團每年不下十個，事實上已成為美國產品最有潛力的海外買家。
　　陳德銘則向《財經》記者介紹，今年將召開全國進口工作會議，屆時將出臺一系列促進口措施。據悉，這些措施包括降低進口關稅、擴大最不發達國家零關稅待遇、實施進口便利化、建立進口促進體系等。幾部委將研究如何使進口政策與金融、財稅政策相匹配，如進口貼息、信貸、信保，稅收減免等。
　　商務部外貿司司長王受文在2010年底的“促進口”媒體通氣會上表示，進口主要在礦產資源、農產品(17.18,0.48,2.87%)、消費品以及醫療設備、環保節能、高新技術產品。進口也是平衡貿易關系，“中國和160個國家存在貿易順差，擴大進口有利于促進與這些國家貿易平衡。”
　　不過，一位不愿具名的商務部內部人士表示，擴大進口不應單純為了“減順差”而買東西。他提醒，“需要搞明白進什么？想進口的，人家不賣你，不想要的，盲目進口怎么辦？進口的尺度如何把握而不沖擊國內產業？國內外資源如何統籌？對于并不富裕的中國奢侈品進口如何適度？這些細節問題值得推敲。”
　　以大豆為例，1995年以前中國是大豆凈出口國。然而短短五年時間，中國就成為最大的大豆進口國。中國大豆產業協會提供的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進口大豆達5000萬噸，與此同時，中國國內的大豆產業幾乎全軍覆沒，淪為進口大豆的配角。這帶來的潛在風險是：中國的豆油和豆制品生產，主要受制于國際大豆產量與價格。
　　同時，能源和資源的擴大進口，最為中國所急需，但也是最容易引發爭議的領域。據此前曾多次參與中美貿易平衡問題爭議的人士透露，美國最喜歡向中國推銷波音飛機、加州農產品、好萊塢電影和奢侈品，但對中國最感興趣的IT、生物、醫藥等高新技術和產品限制多多，相關博弈未有窮期，中國需要巧妙運用各種辦法，買到真正想要的東西。
　　商務部原副部長、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秘書長魏建國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亦表示，“買得起”“買得到”與“買什么”的問題值得好好研究。
　　去年，魏建國曾呼吁將進口政策納入國家“十二五”規劃。在給中央的關于“大進口”政策的六條建議中，魏建國指出應盡快成立以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財政部為主的部級進口協調領導小組，通盤研究“十二五”期間中國的進口政策。
　　他認為，應盡快公布中國企業進口的優惠政策，特別是中小企業進口的財稅、信貸、融資、擔保、信用、運輸等方面的支持細則，還要通盤研究進口跟國家產業的關系，特別是對國內市場的影響，把握好進口導向，避免沖擊中國相應的自主產業、民族產業，以及內貿市場，找到一條進口促消費、進口帶動內需的路子。
　　據魏建國所在的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預測，如果確立了中國進口的長效機制，未來十年，中國進口年均增幅估計達到30%左右，活躍而購買力強盛的中國買家將是未來一景。
　　對外投資提速
　　在全球經濟史上，幾乎所有凈出口國家和地區，都先后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和對外貸款，成為資本輸出大國
　　從中國角度看，“中國錢”當然不只是對世界各國的產品感興趣。從油田到房地產，從企業股權到主權債券，均吸引著中國官方和民間資本“走出去”。
　　商務部的數據顯示，最近兩年來中國吸引外資的速度確有放緩，而同時對外投資增勢明顯。2010年初，中國民企吉利集團以近20億美元收購沃爾沃轎車項目即為明證。而從年初到年尾，中石油(11.28,-0.08,-0.70%)、中石化、中海油、中化集團等輪番披露了多起數十億美元的跨國并購。同時，在人民幣國際助推下，人民幣跨境 投資規模也逐月激增：2010年8月底僅為60億元，到12月底累計已超過700億元。
　　中國產業海外發展和規劃協會副秘書長和振偉對《財經》記者表示，“采購團”的方式并不是平衡貿易的長久之計。鼓勵有實力的中國企業到美國等地投資，以投資帶動資金流、人流、物流的雙向流動是一條更可行的路徑。
　　“比如擴大外匯儲備的投資和國家貸款、項目援助，或者把買美國國債變成投資方式，都是可以探索的。”該協會正和美國一家機構合作，組織中國企業團赴美考察投資項目。而這也成為近一兩年最受中國企業家和投資機構歡迎的事情，許多對外投資因此而成。
　　在今年“胡奧會”之前，頗受決策層重視的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正式提交了一份研究報告，建議調整中國政府對美的資產與投資組合。
　　該報告執筆人王軍告訴《財經》記者，他們建議中國將持有的美國國債做抵押，以抵押貸款參股的方式投資美國，主要投向高速鐵路、公路、橋梁、機場、地鐵等基礎設施建設，用中國在這方面較為成熟的技術、裝備和設計、施工人員，幫助美國改善部分基礎設施老化狀況，并帶動國內各種設備、技術、零配件、原材料乃至勞務的出口。“若干年后，投入資金可以通過運營回報或股權分紅的方式收回。”王軍說。(詳見本期“雙周宏觀經濟分析”)
　　深圳新世界(11.29,0.25,2.26%)集團近日收購位于美國洛杉磯環球影城的喜來登環球酒店 (SHERATON UNIVERSAL HOTEL)、這是新世界集團繼去年3月買下洛杉磯市中心萬豪酒店后，在九個月內收購的第二家洛杉磯酒店。據估算，被收購的兩家酒店總市值超過1.5億美元。
　　洛杉磯長灘世界貿易中心組織總裁、洛杉磯郡外商投資和貿易發展事務首席代表包萬斯(Vance Baugham) 告訴《財經》記者，“深圳新世界集團為洛杉磯提供了超過700個就業機會，成為了洛杉磯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伙伴。”
　　正是包萬斯2009年的深圳之行，促成了深圳新世界董事長黃偉的這單生意。過去兩年，包萬斯所在的機構先后促成了比亞迪、中國移動、海康威視等公司落戶洛杉磯。
　　據介紹，目前中國企業到洛杉磯投資，主要包括以下產業：計算機和電信業、新能源業、電子電器產品及設備、紡織品和服裝業、制鞋業、家具及家居用品、玩具制品、塑料業、珠寶業、汽車及汽車配件業、食品飲料業。這些已經緊密地和全球市場聯系在一起的行業，在洛杉磯市場頗被看好。
　　“我們接下來會重點與來自汽車及汽車配件業，高科技產業以及新能源產業的投資商進行合作接洽。”包萬斯表示。
　　從整體上看，中國自1994年成為凈出口國家，1994年至2009年累計順差約10萬億元。學者們指出，在全球經濟史上，幾乎所有凈出口國家和地區，比如“二戰”前的英國、“二戰”后的美國、德國、日本，以及上世紀80年代的亞洲四小龍，都先后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和對外貸款，成為資本輸出大國。中國會否也在迎來對外投資的爆發期？
　　中國社會科學院去年底發布2011年《世界經濟黃皮書》顯示，2010年中國并購交易額居全球第二，對外直接投資達400億美元，對外投資規模已位列世界第五。
　　來自商務部政策研究室的數據表明，截至2009年底，中國共有1.2萬家境內企業或投資者在境外設立了1.3萬家企業，是2000年的4.5倍多。從2002年至2009年的八年間，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年均增長速度為54.4%。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組織投資和企業司司長、聯合國《世界投資報告》主編詹曉寧對《財經》記者表示：“目前中國海外投資和吸引外資1∶2的比例有望在不久的將來變為1∶1。”
　　據悉，商務部等部委正在研究拓寬外匯儲備有效運用以及人民幣跨境流動的渠道和方式，支持企業加快“走出去”步伐，與此相關的《對外投資條例》《對外合作條例》《對外勞務合作條例》三份條例將在近期出臺。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最新完成的一份報告建議，盡快研究將外匯儲備轉化為資本輸出，鼓勵企業到海外開工廠，特別應鼓勵汽車、家電、輕紡等有一定競爭優勢的企業走出去，到發展中國家設廠。這樣可以實現資本輸出帶動國內設備、技術和零配件、原材料出口，擴大勞務輸出，促進就業，緩解過剩產能。
　　該報告還建議，由業內稱為“中投二號”的中國國新控股有限責任公司(下稱國新公司)充當投資平臺，從央企到大型國企的海外投資計劃中篩選合適的項目，直接將外匯儲備作為資本金注入從而獲得股權。該筆外匯形式注入的資本金必須定向投入海外投資項目中，不允許在國內結匯。國新公司不干預參股企業的日常經營，但可在合適時機以上市、重組等方式轉讓出售或者劃撥所持企業的股份。
　　“這個路徑不僅可以回避主權財富基金直接投資的敏感，還因為專業性加強增大了海外投資的成功率。”王軍說，這樣外匯儲備最終投向海外而沒有因注資國企在國內二次投放基礎貨幣，也減輕了通脹的壓力。
　　避免“走出去”陷阱
　　過去20年里，全球大型企業兼并案中，真正取得預期效果的比例不到50%，而中國67%的海外收購不成功
　　作為剛從加工貿易崛起的新興經濟體，中國仍處于資本輸出的初級階段。面對國際市場復雜多變的政治經濟環境，中國資本“走出去”遠非看上去那樣美妙。
　　2005年中海油競購優尼科失利、2009年中鋁增持力拓失敗等案例，展示了中國企業“走出去”故事的殘酷一面。而TCL收購湯普遜電子、上汽收購韓國雙龍而整合失敗的經歷，亦被視為中國企業冒進國際化而支付的昂貴學費。
　　麥肯錫公司的統計顯示，過去20年里，全球大型企業兼并案中，真正取得預期效果的比例不到50%，而中國67%的海外收購不成功。有關專家提醒，中國企業在海外收購過程中一定要控制風險，在進入一個陌生的市場時，必須配備高水平的法律顧問、有經驗的銀團幫助，以免掉入各種商業陷阱。
　　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調研室主任朱明春告訴《財經》記者，中國企業不應將海外并購當做“趕時髦”，抱著“抄底”心理輕易決策，而應該從戰略高度衡量海外并購的時機和對象，量力而行。吃不透所在國法律、用工制度、風俗人情等，不要盲目下手，否則只會花錢打水漂。
　　“我們走出去剛破題，缺乏經驗，需要一邊往外走，一邊交學費，一邊訓練人才。我想提醒的是：中國企業，要時刻保持冷靜的頭腦，警惕海外投資的風險。”陳德銘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
　　而另一方面，朱明春指出，目前對企業走出去的金融支持力度還不太夠，人民幣資本項下不完全自由兌換，國內企業資本項下換匯很難，企業急需的信貸、金融服務都跟不上。今年初相關規定雖有松動，但實際效果尚待觀察。
　　中國建筑(3.74,0.00,0.00%)工程總公司副總裁陳國才告訴《財經》記者，他們走出去面臨的問題很具體：信保周期太長，一個項目運作下來要一年至三年時間，“人民幣換匯時間也太長，我們在加勒比海投資35億美元的一個項目，經過三年時間才審批下來。”
　　隆國強建議，現在要研究制定具體政策，在稅收、外匯審批、融資、專項資金支持、海外保險、人員出入境等方面給予具體支持，比如“對鼓勵類境外投資項目，實行設備加速折舊、稅收減免和延遲納稅等優惠政策”。
　　《財經》記者接觸到的部分企業反映，目前與中國投資“走出去”相關的政策法規略顯凌亂，不完全成體系。一些政策法規由于頒布過早，其內容已經不適應當前走出去的環境，而各級政府部門不時出現交叉審批和多部門管理現象，不利于企業“走出去”。
　　據魏建國透露，他已向高層建議盡快由國家發改委、商務部、工信部、財政部、人民銀行等五部委成立“走出去”部級辦公室，統籌實施走出去政策。
　　試圖“走出去”的中國企業亦面臨不同程度的“所有制歧視”。一位溫州商會的人士向《財經》記者表示，現在“走出去”步子邁得比較大的多是“不心疼錢”的央企。實際上，不少競爭中存活下來的中小民營企業，在生產經營上的成本優勢和產權優勢高于國企，走出去卻處處受限，比如并購決策審批過程過長，有好的投資機會也等黃了。
　　如何以組團的形式“走出去”，更好發揮合力，也是擺在中國內地企業面前的一個考驗。臺灣地區最大的塑料制品生產企業——臺塑集團在浙江寧波投資建廠，臺灣島內有上百家企業相繼來到寧波為其配套。
　　此種模式讓中國內地企業備受啟發：將上游生產和下游生產企業形成完整的產業鏈一起“走出去”，圍繞一個產業集群龍頭企業進行整體遷移，是更好的“抱團取暖”模式。
　　據商務部介紹，近年來中國企業在政府的幫助下，已經開始由過去的單個項目投資向建立境外經濟貿易合作區集群開發式投資方向發展。中國埃及蘇伊士經貿合作區、尼日利亞萊基自由貿易區等目前已經吸引了中國不少出口企業，中國貿易和投資的“走出去”，正在出現更耐人尋味的新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