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中西部的地方經濟而言，很難具有在外向型經濟中的比較優勢。大家都知道，盡管重慶有長江水道，但離出海口岸還是很遠，每多一公里的運距，就會增加一部分物流成本。如何能把加工貿易型的外向型經濟放到重慶呢？這其實是一個地域性的難題。大家都在招商引資，都可以找惠普談，任何一個沿海省，難道不比地處西南山區的重慶更具有發展加工貿易的條件嗎？
突破地域限制的第二個方面是土地問題。大家都知道，重慶過去面對的是“三山加兩溝，面對兩條江”的地理環境限制，可用于工商業和房地產開發的土地資源是非常有限的。盡管是通過土地儲備，但重慶仍然是土地資源高度短缺的城市。
從區域發展的角度來看，一個受到地域、地理嚴重約束的重慶怎樣破局？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黃宗智教授已經做了解釋。如果要突破地域限制，實際上進行的是全球化條件下超地緣的整合，就是說，當重慶要求國家出面與俄羅斯、哈薩克斯坦以及中西歐各國協商給予通關優惠時，光海關通關優惠這一項政策，就節省了15天的時間成本。若沒有通關優惠，從重慶到西歐的鐵路運輸，則需要40多天的時間。但即便如此，鐵路運輸仍然比海運貴。如何使內部城市在物流上仍然具有優勢呢？這就需要節省縱向的產業整合成本，當能夠使各個產業集中于一個工業區時，那么各產業之間的物流成本幾乎為零。表現在同惠普談判時，同樣將相關配件廠商吸引到重慶。這就變成了一種“浙江經濟”。浙江經濟是塊狀經濟，所有產業鏈條，都集中在一個地區，也就節省了幾乎所有的縱向物流成本。
第三，重慶突破地域限制的另一個方面是怎么能夠跳出“灰色經濟”。灰色經濟所形成的灰色地帶，在各個國家都有。灰色地帶形成的灰色群體，以及相應于灰色經濟的灰色治理。灰色治理是不規范的，也不是政府正常治理的手段。麻煩在于，我國當前的灰色收入量很大，并集中于最富的群體，同時又與某些制度供給者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跳出灰色治理的困難很大，挑戰龐大灰色收入所滋潤的灰色地帶的灰色治理，任何個體的對抗都是成本極高的。
重慶經驗的另一個方面是革除灰色。重慶打黑除惡中打掉的大量支撐黑社會的企業家，都是在短期內迅速暴富的灰色經濟主力。當灰色經濟的收益集中于這些支撐黑社會的人手中的時候，加強的是灰色治理，某種程度上是以黑社會或非規范社會勢力為代表的這種治理。清除這種灰色治理，很難用平常的、緩慢的手段來解決。香港經驗也同樣如此。在20世紀70年代經濟起飛的時候，隨之而起的也是灰色經濟與灰色治理，政府部門的大量腐敗。最終的解決仍是“空降”了廉政公署后，采用了很多非常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