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題緣起為全面貫徹落實中央關于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大戰略部署,近日,廣東省委、省政府率先出臺了《關于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若干意見》(簡稱“40條”),就經濟增長動力、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自主創新、改善民生、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等方面提出了40條意見和措施,并已具體安排真金白銀加大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支持力度,對廣東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進行了全面部署。這一系列措施,無疑給廣東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增添了一個強大的引擎,必將有力地推進廣東轉方式的步伐。我們特約有關專家對如何貫徹好“40條”發表看法。 
　　廣東加快轉方式的突破口在流通
　　在工業化后期,所有的生產過程和創新活動受到的第一個約束就是“流通約束”。無論自主創新、技術變革,還是品牌建設、節能減排,必須服從于“能否順利地進入流通環節”這個基本前提
　　□王先慶
　　“40條”中的第一條和第二條分別為“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拉動作用”和“努力擴大國內市場”,并明確提出“制訂商業網點規劃,加快建設城鄉互動的現代流通網絡”,“深入推進‘廣貨全國行’。支持企業在國內主要城市建立‘廣東商貿城’、‘廣東商品直銷中心’等內銷平臺,并加大對中等城市的市場開拓力度”�？梢哉f,這十分清晰地明確了一點,廣東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突破口和“牛鼻子”,在于流通環節,而不是其他。這與今年1月發布的《關于實施擴大內需戰略的決定》一起,為廣東經濟未來發展的走向,提出了一個全新的視野和思路,即廣東流通革命的時代來臨了。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廣東呼喚流通革命
　　廣東省委省政府“破天荒”第一次將“搞活流通,刺激消費”以及“建立全國性的廣貨流通渠道網絡體系”兩大流通問題寫在“產業升級”、“區域協調”、“自主創新”等問題之前,它反映出決策者對促進廣東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各種經濟關系的清晰認識。即廣東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等進行到今天,流通問題已經成為制約廣東經濟整體發展和升級轉型等各類經濟問題的關鍵,進而明確了流通在促進方式轉變的核心地位和特殊角色。
　　為什么在廣東新一輪經濟發展中,“流通”從原來的“無關重要”躍升到了如此高的地位?其根本原因是,經濟發展和成長的階段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即廣東經濟已經進入到工業化后期。在這個階段,產品供過于求、生產過剩、有效需求不足將是其基本特征。在這種背景下,所有的生產過程和創新活動受到的第一個約束就是“流通約束”。無論自主創新、技術變革,還是品牌建設、節能減排,必須服從于“能否順利地進入流通環節”這個基本前提,否則,都有可能形成新的浪費和無效勞動。因此,我們必須重新認識流通業的重要性,必須實現從“廣東制造”向“廣東流通”的根本轉變。廣東呼喚工業化后期的“流通革命”。
　　任何國家或區域,要真正走向現代市場經濟,必須有一次脫胎換骨式的“流通革命”,將經濟發展由“生產主導”轉型為“流通主導”,再造經濟成長的動力體系。“流通主導”的本質就是“內需主導”,它必須擁有強大的分銷能力和渠道體系,將整個生產制造過程和所有的經濟活動建立在基于流通導向下的整個價值鏈、供應鏈和產業鏈基礎上。
　　必須從三方面大力推進流通渠道體系建設
　　在工業化后期,流通渠道的價值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生產加工的價值,誰擁有暢通的渠道體系,誰就有了發展經濟的保障和支撐條件。否則,生產得再多,都是廢品和垃圾,一旦銷售不出,就是對財富的巨大浪費。為此,建立流通渠道體系,就成為經濟整體轉型的靈魂,并應上升到區域經濟發展的最高戰略來考慮。
　　為了推進渠道體系建設,廣東有必要重點落實三點:一是建立基于內外貿一體化的流通渠道體系,促進內外貿體制的變革,建立內外貿合一的流通管理體制,結束內外分治的局面；二是各級政府必須從政策上明確搞活流通,建立流通渠道體系是轉變發展方式的“生命線”；三是財政上必須認識到倉儲、物流、分銷、市場等流通基礎設施的準公共產品性質,加大對這些基礎設施的投資。
　　必須明確現代流通業是現代服務業的龍頭
　　在任何國家和區域,發展現代服務業都是優先順序和主次先后的。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商貿流通業是發展服務業的先導性產業和基礎性產業。在從制造業主導型經濟向服務業主導型經濟轉型過程中,流通業將是承前啟后的“第一波”,商貿流通業沒有搞上去,整個經濟發展的根基就不牢,其他服務業都會受影響。在整個經濟運行中,商流、物流、信息流、資金流,構成整個經濟流動的基本體系。其中,核心是商流,物流是保障。商流暢順,市場運行就會延續,經濟就會繁榮,發展就會獲得源源不斷的動力。
　　必須重新制定基于商業網點規劃的流通業中長期發展戰略
　　為了真正使經濟發展方式得到根本性轉變,使廣東制造業建立在自主控制的流通渠道和分銷體系基礎上,廣東各地要根據“40條”重新明確和制訂商業網點規劃,并制訂基于轉變發展方式背景下的商貿流通業中長期發展戰略。為此,一方面,廣東省應全面普及現代流通知識,要使流通導向型經濟的新經濟理念深入人心,要反思和破除制約流通業發展的各種舊體制、舊觀念,防止用舊思維去理解新政策,回到一味地強調如何發展生產的舊軌道上。另一方面,學術界和決策部門應進一步研究流通業與其他環節的相關聯系,明確流通業在“擴內需,調結構”的特殊地位,尤其要明確一點“自主流通渠道”在經濟轉型過程中,是高于自主創新、自主品牌、自主知識產權等更核心的部分,不能顧此失彼。
　　作者系廣東商學院流通經濟研究所所長、教授
轉方式重在向產業鏈高端轉變 
　　廣東的產業升級,不能夠只在“6(產品設計、原料采購、倉儲運輸、訂單處理、批發經營、終端零售)+1(生產)”中的“1”上作文章,基于未來的考量,是時候考慮如何進入“6+1”中的“6”了
　　□李超 韓和元
　　“40條”的第二部分強調“突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抓到了問題的根本。廣東產業的特性簡而言之就是產品檔次低,高附加值產品比重小,品牌效益不突出。在這方面我們不要說與歐美企業相比較,單與一些兄弟省市來比都感到慚愧。以皮鞋為例(這里假定奧康像耐克那樣逐步舍棄它的制造部門而實施制造外包戰略):一雙奧康皮鞋在專賣店的零售價300元,在這個產業鏈里,像廣東這樣處于價值鏈最低的制造業一端只能創造30元的價值,而且還給自身帶來了難以避免的環境污染和資源浪費。而處于產業鏈高端的浙江人通過產品設計、原料采購、倉儲運輸、訂單處理、批發經營和終端零售等6個非制造業板塊獲得了9倍的價值,而且這9倍的價值沒有污染、沒有浪費。也就是說,產業鏈末端企業創造1萬元的價值,就為產業鏈上游企業創造了9萬元的價值。可見,廣東的企業在整個產業鏈中越來越處于弱勢地位,廣東現在提出的產業升級問題,不能夠只在“6+1”中的“1”上作文章,基于未來的考量,是時候考慮如何進入“6+1”中的“6”了,否則所謂的產業升級只能加重這種不平衡。
　　更為重要的是,我們當前的發展模式,依賴的僅僅只是廉價的勞動力,但正如年初的民工荒所昭示的,今天中國的勞動力已經沒有優勢了。事實上我們很多企業,想利用國內廉價勞動力,配合國際品牌和技術,走一條國際化的發展路子,顯然這是行不通的,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地方政府也抱有這種思想,大量引進那些代工企業。但如果外向型經濟賴以發展的諸如廉價勞動力等要素逐步喪失,而那些僅僅只是居于產業鏈末端的企業,要么破產,要么基于利潤的考量不得不轉移,亦將成為一種必然。咨詢公司BoozAllenHamilton的問卷調查顯示,從事制造業的外資企業中,20%有明確計劃至少將部分生產線外移。1/3移往內陸省份,1/3移出中國,最后1/3干脆選擇關門停業。那么到時我們將不得不面臨產業空心化的危局了。
　　另一個不容我們忽視的事實是,由于我省的經濟屬于典型的外向型經濟,對外依存度很高,一旦世界經濟形勢出現波動,難免對我省企業形成沖擊(金融海嘯的影響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外銷受阻,轉向內銷是諸多外向型經濟的不二選擇。但是,轉型內銷,這些廠商將不得不面對客戶分散、庫存壓力大,以及內銷市場退貨、壓款嚴重等障礙。更為嚴峻的是,由于國內廠商長期忽視品牌培育,目前國內的中高檔市場已經被國外及一些兄弟省市品牌占據。此外,廣東許多中小企業從“三來一補”做起,習慣于來樣加工、貼牌生產的模式,不愿意費功夫開拓市場,培育自己的品牌；許多企業規模不大,設備老化,人才缺乏,自主開發能力不強。這些企業只知道追求眼前利潤、輕視品牌建設,一旦世界經濟形勢波動其惡果必然會顯現:外銷下降,內銷受阻,廣東企業到那時將不可避免地陷入進退失據的窘境。
　　于國家或地區而言,邁克爾·波特說過,國家和地區的競爭歸根到底還是所在地的企業的競爭。正是基于此,廣東必須突破自己固有的思維模式,才能在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上取得成效。而這種思維模式的突破點,事實上江浙閩等兄弟省市已經給我們以好的表率,那就是我們必須在“6+1”中的“6”上作文章,我們必須積極地朝產業鏈的高端前進。
　　李超:廣東生產力發展研究會會長、研究員
　　韓和元:廣東生產力發展研究會研究員

　轉變勞動力要素基礎:從“人口紅利”到“人才紅利”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一定要轉變勞動力要素基礎,廣東要把勞動力要素基礎由低素質的農民工轉為受過良好教育的產業工人,把人口優勢轉為人才優勢,在充分發揮“人才紅利”的過程中實現勞動力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動態平衡
　　□鄧江年
　　勞動力能否伴隨著產業結構的升級而不斷優化,是決定發展方式轉型能否成功的關鍵方面
　　經濟發展總是由土地、勞動力、資本、企業家才能等基礎性生產力要素作為支撐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核心就是轉變支撐經濟發展的要素構成。任何經濟體的發展總是一個階段性優化的過程,其重要表征之一就是勞動力結構與產業結構的動態平衡。因此,勞動力作為經濟發展的核心要素之一,其構成能否伴隨著產業結構的升級而不斷優化,是決定發展方式轉型能否成功的關鍵方面。
　　人口和勞動力的充沛是經濟起飛和發展的重要條件。縱觀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日本等世界強國,他們的崛起期也正是人口高速增長期。充足的勞動力供應滿足了飛速發展的工業對產業工人的大量需求,強勢的工業部門不斷擠壓農業,并催生新型服務業,全國性的“農民—工人”身份置換運動快速推進城市化進程,從而帶動社會結構逐漸向更高級形態演化。同時,大量工廠主在使用廉價勞動力中完成資本原始積累,形成企業家和精英階層,他們擁有的財富和知識優勢可以加速資本擴張和科技創新,由此推動產業和經濟結構的不斷升級。產業的發展帶來國力的增強,有了更好、更為普遍的教育、衛生、社保等公共產品的供應基礎。社會分工向精細化發展,精英階層不斷擴大,“人才”不斷增多,整個國家的勞動力素質得到整體性提升,為更高形態的產業提供了新的勞力支撐和動力支持。正是如上的勞動力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動態平衡推動了發達國家從農業經濟走向手工業經濟,從加工工業走向重化工業,從工業經濟走向服務經濟,再走向知識型經濟。
　　我國和我省的經濟發展過程也不能脫離這條規律性道路。過去30來年高速發展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充分利用和享受了“人口紅利”,建立了適應于我國勞動力構成特征的產業構成�！叭丝诩t利”讓我國實現了經濟起飛,完成了如西方發達國家走過的第一步,奠定了下一步轉型發展的堅實基礎。
　　勞動力結構與產業結構不相對應———經濟發展方式轉型中要突破的一個重要難題
　　根據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的測算,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率從2006年開始就趨于穩定,從2010年開始趨于下降；勞動年齡人口的絕對數量從2011年即趨于穩定,2022年以后則大幅度下降。這種變化在珠三角2005年和2009年的“民工荒”中就已經體現了出來�！叭丝诩t利”的逐漸消減不可阻擋,繼續依賴低素質勞動力和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來支撐經濟增長和產業發展不可持續。亟待升級和轉型的產業結構和產業形態也迫切需要勞動力要素基礎的配合升級和轉型。在依靠“人口紅利”的階段,相當一部分中國人實現了先富起來的夢想,精英階層不斷擴大,民眾日漸富裕,國家教育、衛生事業得到大發展,“人才紅利”正在逐漸形成。我國在校大學生總人數達3000萬,每年應屆畢業大學生600多萬,位居世界第一。與如此龐大的人才資源相對應的則是大學生找工作難的現狀,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國還沒有建立起與此相適應的產業結構,勞動密集型為主的加工工業只需要低素質、低價格勞動力,對高素質勞動力的吸納力不強。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新型勞動力進入市場后卻很難找到適應性工作,不但是對要素資源的浪費,也是勞動力結構與產業結構不相對應的具體表現,是我們經濟發展方式轉型中要突破的一個重要難題。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升產業層次的必然選擇———把適應于“人口紅利”的勞動密集型加工工業轉向適應于“人才紅利”的技術、資本、知識密集型產業
　　“人口紅利”行將消散,“人才紅利”正在形成,如果我們不因勢利導,及時調整轉型,將錯失發展良機�！叭瞬偶t利”是歷史提供給我們的第二次發展機遇。與“人口紅利”時期一樣,人才供應的增加也將使得我們具有人才價格優勢,形成“人才成本洼地”,從而吸引全球更高形態的產業向我國轉移,我國自身也會由此催生出新的現代產業部門。正如西方發達國家所經歷過的,勞動力素質的提升是產業升級的主要推動和支撐力量,勞動力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動態平衡是經濟發展的階段性形態,把適應于“人口紅利”的勞動密集型加工工業轉向適應于“人才紅利”的技術、資本、知識密集型產業也是我國和我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升產業層次的必然選擇。因此,相對應地,我們應該在全國進行產業梯度轉移,繼續發揮內地的“人口紅利”,而在沿海地區則適時轉變產業結構,利用人才集聚的優勢大力發展更高形態的產業部門,激發和利用“人才紅利”。內地沿海齊飛,“兩個紅利”共享。廣東省的“雙轉移”正是順應了這一發展規律的高瞻遠矚的戰略部署。因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一定要轉變勞動力要素基礎,廣東要把勞動力要素基礎由低素質的農民工轉為受過良好教育的產業工人,把人口優勢轉為人才優勢,在充分發揮“人才紅利”的過程中實現勞動力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動態平衡,以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蛻變。
　　作者系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產業所博士
關鍵是創新政府管理 
　　從單一管理到多元共治、從過程管理到績效管理、從直接管制到規制調節、從權威管理到合同管理
　　□袁忠
　　“40條”的第六部分強調“突出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其中第20條是“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我認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最根本的問題在于我們的管理體制。要破除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首先要從政府入手,創新政府管理,沒有政府管理體制機制上的重大突破,就難以從根本上實現科學發展。
　　科學界定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使政府的職能配置與市場機制相適應
　　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首先取決于政府的功能選擇和職能定位。要嚴格按照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和功能選擇的要求,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使政府的職能配置與市場機制相適應。在當前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加快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情況下,尤其要加強宏觀調控和政策引導,正確運用政府和市場這“兩只手”。企業作為市場的主體,是優化結構、節約資源、提高效益的基礎,必須使企業充分行使生產經營和投資的自主權。要更加注重完善市場體系,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有力推動作用。
　　創新政府經濟管理體制———創造有利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制度環境
　　要通過深化改革,加快推進生產要素市場化進程,建立反映市場供求關系、資源稀缺程度、環境損害成本的資源要素價格形成機制,讓市場來決定資源要素價格。積極推進投資管理體制改革,建立嚴格的政府投資審批和責任約束制度,消除政府擴張投資的沖動。要改革和建立有利于發展方式轉變、科技進步和資源能源節約的財稅制度,進一步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創新公共服務供給機制,更大力度地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企業自主創新。
　　創新干部考評和選拔制度———要做到自上考核與自下考核相結合
　　要堅持公開、公平、分級分類和高效原則,建立科學完整的干部考核和選拔制度。要做到自上考核與自下考核相結合,尊重基層群眾和服務對象的民主權利；要設計和完善一套科學的考評指標和考評體系,不只是要把經濟發展指標納入考核的范圍,也要對其管轄范圍內的社會發展、社區建設、政治文明、文化教育等指標進行綜合考評,以此作為干部選拔和晉升的依據。
　　創新政府經濟管理方式———政府管理要適應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一是從單一管理到多元共治。市場經濟環境中,政府是有限的政府,復雜多變的經濟事務光靠政府單一主體的力量是無法達成目標的；中觀領域和微觀領域要依靠行業協會和大集團的作用,要通過市場中間渠道使更多的非政府組織參與到公共物品的供給系統中來,讓他們通過與政府在特定的領域的合作來分擔公共管理責任,以建立起對公共事務的多中心治理。多元共治旨在發揮不同市場主體的優勢,實現經濟和管理效益的最大化,從而達到多元共享。
　　二是從過程管理到績效管理。改變過去重投入、數量、規模、過程的做法,轉向重產出、質量、績效,建立適應市場經濟需要的“結果導向”型政府,對各部門和地方政府的考察重在績效而不是項目投入和GDP指標的多少。使個人目標和組織目標、地方政府目標和中央政府目標、政府目標和社會目標保持一致性,績效成為衡量政府管理效率的最終標尺。
　　三是從直接管制到規制調節。在傳統的行政管制方式中,擁有準立法權的政府管理機構通常是通過發布規章的形式實施其管理職能,造成管制規章的泛濫和管制成本居高不下,也造成了市場的扭曲和低效率。轉變政府管理方式,要以“企業化政府”為導向,將企業管理中講求投入和產出、成本核算的精神引入政府管理中,要對政府的行政管制行為進行成本和效益的分析,以便有選擇地采用行政管制手段,廢除過期的規制,更多地實行經濟手段,使管制效益最大化。
　　四是從權威管理到合同管理。改變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大包大攬的辦法,將一些公共產品和服務外包,和非盈利機構、營利性公司簽訂合同,組成結合體,改善公共服務提供的質量。在合同治理模式下,政府與承包方是平等協商的關系,而非直接管制關系,不僅減少了政府管理的成本,而且有利于提高服務的質量。
　　作者單位:中共廣東省委黨校行政學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