閔行模式獲高層批示將在全國推廣的消息不脛而走。據知情人士透露，“上海世博會后，醫改領導小組將赴上海考察閔行模式”。 

　　閔行模式的出現與商業賄賂有很密切的關系。曾經因為涉及藥品回款回扣不正當行為，閔行區多個醫院院長落馬，閔行區委因此要求區衛生部門盡快改革，在兩任區委書記的堅持下，閔行區改革了過去的醫療機構采購制度。

　　實施至今，業內對閔行模式褒貶不一。有業內人士認為，盡管閔行模式仍然存在很多爭議，但相比于正在醞釀中的《醫療機構藥品集中采購工作規范》來說，閔行模式對于解決價格控制、支付結算、供應體系這三大問題更具實際意義。

　　二次議價惹爭議

　　 “在上海市已公布的中標價格上，通過與醫院談判，再返一部分利給醫院。這種二次議價的方式讓生產企業很受傷。”上海海虹今辰藥業總監楊昌順告訴《醫藥經濟報》記者。

　　在業界人士看來，二次議價的過程正是閔行模式的核心所在。全區公立醫院聯合起來，在上海市公布的中標成交品種目錄范圍內集中進行遴選，實行“一藥一品一規一配送”，公立醫療機構直接與供應商達成買賣合同，并向供應商提供單一來源承諾，而供應商則要對醫院實行批量作價，在全市統一中標價的基礎上再給予一定折扣。通過進一步壓縮生產企業的價格空間，二次議價使得政府采購價格有所降低。

　　 “從某種程度而言，醫院與企業通過協商實現了制衡，但這仍是政府干預的結果。”廣東長昊藥業董事長馬樂新如是評價說。

　　而二次議價對生產企業的倒逼，影響也不能小視。“小企業肯定是抵制的。對大企業而言，這是促使生產集中的過程。”行業資深專家王宏志認為。

　　在部分生產企業看來，二次議價損害了生產企業的利益，而且其操作與國家7號文件的精神相違背。爭議由此產生。來自上海的一位不愿具名的醫院院長認為：“閔行模式就是政府變相向企業收錢，交得起錢的企業能夠將藥賣到醫院，交不起的就被迫退出，因此，很多便宜的藥品就無法進入閔行區的公立醫院。”

　　而王宏志發現，在目前已出臺的地方醫改方案中，不少地方是允許在政府采購的基礎上進行二次議價的。在他看來，公立醫院改革主要是補償方式改革，二次議價是提高補償效率。

　　 “藥品補償為零，不如提高補償效率，二次議價可能成為發展趨勢。”王宏志說。

　　而楊昌順顯然不希望看到這一情景發生。他說：“二次議價等于將現在的區域繼續分割細化，將大大加重企業的負擔。改革應該是政府加大投入，而不是轉嫁到生產企業。”

　　對于企業爭議二次議價，中國人民大學醫藥物流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李憲法則認為企業現在混淆了一個基本概念。他指出：“很多地方認為中標價等于結算價，省里公布了一個中標價，各地必須無條件貫徹落實，如果現在的購買不是中標價，那就不合法。實際上，這是對集中采購的誤讀。按照國內外通行的作法，中標價和結算價是價格形成的兩個過程。現在我們可以以省為單位，根據醫保和新農合的支付能力去做零售價，由政府來確定這個支付價格，可是最終的結算價必須依據醫療機構的實際情況在采購過程當中形成。”

　　某大型醫藥公司相關負責人對此表示：“二次議價在上海的確頗有爭議，也讓閔行模式蟄伏了很久。不過，模式創新總是要突破一些政策窠臼的。”

　　現代物流的空間

　　眾所周知，公立醫院改革的難點之一就是如何補償失去的藥品加成收入。從目前情況看，完全補償公立醫院損失的難度比較大。中國醫藥企業管理協會會長于明德對補償機制這樣認為：“國家對醫療衛生投入的資金的增速已經超過財政收入增長的速度，但是公立醫院改革不能是缺多少補多少，真正的改革就應該改革公立醫院的機制。”

　　面對補償的難題，閔行模式在建立了現代物流制度之后，獲得了一個意外收獲，那就是其物流為公立醫院帶來了新利潤。

　　李憲法告訴本報記者：“企業有三個利潤，物流是企業的第三利潤源泉，這是所有人都明白的。公立醫院的物流為什么不能也形成一個新的利潤來源呢？實際上，現在公立醫院的采購渠道對企業來說至關重要，這個渠道本身的價值完全可以帶來收益，去補償由于取消藥品加成給醫院帶來的經濟效益的損失。”

　　李憲法對此舉例表示，假設以前財政只能給公立醫院500億元的撥款，而如果建立現代物流可以為這筆撥款節省300億元，那由此可見采購這一環節本身具有極大的成本壓縮空間。

　　據調查，2008年，全國公立醫療機構的藥品加成收入加起來不到600億元，其中60%用到醫院內部采購供應系統的消耗上，也就是常說的供應鏈成本。甚至在一些中西部地區的省份，全省公立醫療機構藥品加成的75%都消耗在內部采購供應系統上，而從藥品加成拿出來彌補醫療服務虧損的只是很小一部分。

　　供應鏈管理受贊譽

　　在閔行模式中，最被廣為推崇的是其供應鏈管理。“閔行在供應鏈優化方面應該說也是剛剛起步，目前是做到對醫院實行自動補貨。”有業內人士指出。

　　供應鏈管理正在成為醫藥領域的新寵。其目標是在滿足客戶需要的前提下，對整個供應鏈的各個環節進行綜合管理，把物流與庫存成本降到最小。對醫藥行業而言，供應鏈管理重點就在于改造醫院信息管理系統，在醫院和藥品供應企業之間形成供應鏈。醫院利用條形碼技術管理藥品的入庫和出庫；藥品供應企業利用醫院信息系統導出的藥品庫存數據，對醫院實行自動補貨，努力達到醫院零庫存，不斷減少在途庫存。

　　 “供應鏈優化管理也是提高補償效率的方式之一。”王宏志表示。

　　而包括閔行模式在內的供應鏈改革，都面臨著共同的難題——至今物流標準還未統一，包括藥品條碼和藥品計算機編碼等，這對醫院和藥品供應企業之間的對接造成了極大障礙。公立醫院的內部藥品物流管理都是手工操作，用條形碼的不多。閔行區的處方藥中有30%～40%仍沒有條形碼。此外，現在閔行區的醫院讓出庫存的控制權，庫存不再屬于醫院而屬于上游企業，實現真正的零庫存也存在一定的政策難度。

　　據負責閔行區70%配送量的某國內大企業上海公司的老總表示：“醫院讓出庫存控制權后，所有的庫存都是醫院的在途庫存，這是國際上通行的作法，現在只能轉為鋪底庫存，所有權給醫院，但管理權屬于企業。”

　　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將信息流和物流綜合起來的第三方平臺的角色究竟由誰來扮演？

　　在國外，全球醫藥交易中心（GHX）模式較為主流，即由主流商業企業聯合建立交易平臺，為供應商和醫療機構提供交易服務。通過降低醫藥供應鏈各個參與者的采購成本，提高效率，主要為醫療流通領域（供應鏈）的買賣雙方提供公開的中介電子交易、電子支付、存貨管理、需求計劃管理、利用率順從性分析等多種專業服務。

　　 “這種由幾大核心供應商一起構建平臺的模式在中國很難效仿，因為相互間缺乏信任和合作。”有專家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