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臨近重慶大學城的土主鎮，偶有載貨的中小型貨車經由幾條陳舊的公路進出。不過，李天泉卻對這個遠離重慶鬧市區的僻靜小鎮抱著無限期望。 
　　“現在物流園已經進入了全面建設階段，到明年6月，整個物流園的雛形就能形成。”4月15日，身兼西部物流園常務副主任、重慶西部現代物流產業園區開發建設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的李天泉介紹說。目前，他正忙著確保到今年年底，進出物流園的新路以及立交橋正式通車。
　　“巨無霸”
　　西部物流園位于沙坪壩區重慶西部新城，與重慶大學城、西永微電園相鄰，總規劃控制面積33平方公里，轄土主鎮、回龍壩兩鎮大部分土地，由國有性質的重慶西部現代物流產業園區開發建設有限責任公司作為建設業主，預計總投資為1117.3億元。
　　按照規劃，西部物流園將形成“1心3帶9區”的功能布局，即信息管理服務中心、鐵路支撐帶、功能集聚帶、產業延伸帶，以及鐵路核心區、多式聯運區、倉儲配送區、貨運配載區、保稅物流區、加工配套區、中央商務區、商貿交易區、新型物流社區。
　　據了解，根據重慶市政府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快建設重慶西部現代物流產業基地的意見》，西部物流園可以享受10年稅費返還、土地儲備權、先行先試權三項特惠政策。
　　屆時，西部物流園將成為重慶物流資源整合平臺，發揮區域物資分撥分銷與集散平臺、物流衍生性生產服務業的集聚與孵化平臺、全國物流網絡重要中轉樞紐節點和西部區域多式聯運網絡的中心節點的三大作用，構建一種新型的物流社區發展模式。
　　李天泉認為，在最新的鐵道部規劃中，重慶被定位為繼北京、上海、廣州、武漢之后的第五大全國鐵路樞紐，而其核心就是在重慶西部現代物流城配置國家級鐵路集裝箱中心站(年吞吐能力165萬標箱)和全國第二大鐵路編組站(日解編能力25000輛)，再加上規劃中的全國唯一鐵路保稅港，這些都為西部物流園打造中國西部最大鐵路國際口岸帶來不可復制的鐵路物流資源優勢。
　　當前，鐵道部規劃的全國18大貨運節點之一的重慶鐵路集裝箱中心站已經在土主鎮團結村正式投入使用，未來西南地區的八成鐵路貨物都將從該站中轉運出。
　　按照西部物流園的規劃，預計到2012年，物流園的物流業態將基本形成，2020年將建成一座每天約25萬人流的現代物流新城，成為中國西部最大鐵路國際口岸。
　　國際大通道
　　以成渝兩地及沿江兩岸往返中歐的物資為例，現在是由重慶順江而下至上海出口，再到歐洲，歷時45天以上；如果走新歐亞鐵路通道只要10-15天，走泛亞通道也只需30天，而這兩條通道的貨運節點都在重慶西部現代物流城。
　　李天泉表示，空運成本較高，水運時間又太長，因此重慶未來“一江兩翼三洋”國際物流大通道建設的重心仍在鐵路領域。隨著中國最大內陸保稅港區在重慶的建成，以重慶西部現代物流城為中心節點的“一江兩翼三洋”將改變中國物流結構。
　　李天泉解釋到，“一江兩翼三洋”國際大通道即是，通過長江連接太平洋；沿渝蘭鐵路，由新疆阿拉山口出境、經哈薩克斯坦—俄羅斯—白俄羅斯—波蘭—德國—鹿特丹港連接大西洋；沿渝黔鐵路，由貴陽—昆明—大理—瑞麗出境，經緬甸中部城市曼德烈—兌港連接印度洋。
　　上述國際大通道，將極大縮短我國中西部地區與國際貿易交流的時間。為重慶打造成中國內陸開放高地發揮重要平臺支撐作用。
　　為了保證這個大幕的順利拉開，今年重慶外經貿委定下了四件大事：配合兩江新區推進、建好綜合保稅區、打造國際物流通道、赴全球招商。
　　2009年，惠普、富士康、德勤會計師事務所、新加坡APL、美國信必優等十余家國際知名企業相繼登陸重慶。
　　與此同時，重慶利用外資的增幅已經變成了西部地區的特例。2009年的統計數據顯示，重慶去年實際利用外資40.5億美元，為中西部21省之首，增長率連續兩年全國第一。
　　而他的結論是：“轉變經濟發展模式的核心是要善于對重大問題進行改革，是要真信中央的科學發展觀”，“內需真正的循環起來了，經濟的速度擋都擋不住。”
　　內陸開放不是“沿海模式”
　　《21世紀》：重慶近幾年來，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巨大發展，作為一個直轄市的領導，你認為這些發展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黃奇帆：在我看來，這幾年重慶確實有一些變化，可以說集中在五六個方面。
　　第一個，我們現在抓經濟發展，在西部抓開放；第二個，我們工業化、城市化的進展當中，“五個重慶”是重慶這兩年多以來持之以恒在推動的，既是拉動經濟的一個杠桿，也是促進民生的杠桿，同時也是社會的生產方式，城市形態空間的變化；第三個，對重慶來說，在城市居民的住宅系統，我們在非常實際地推進一個雙軌制的系統；第四個，我們考慮城鄉統籌，城鄉統籌的話事實上突破口是戶籍制度，所以我們戶籍制度上也在推進一個比較龐大的計劃；第五個，一個社會真正發展的核心動力是和它的資本、金融、財政有關，重慶在這方面，盡管地處西部，但重慶政府的國有資本這幾年用了一種新的模式，比較合理地推進；第六個，金融方面，我們也成了中西部金融產業發展最快的地方，金融不僅是服務經濟，自身也成為一個重要的支柱產業；第七個，我們重慶的西部財政是小財政，主要是要靠中央的轉移支付大量補助，但是我們在微薄的財政體系里，也是轉變了財政收支的方式。所以在財政民生的問題上，我們也有比較系統的措施。
　　《21世紀》：作為一個內陸地區，其增長方式會與沿海有何不同？
　　黃奇帆：我們在2008年的6、7月份的時候開了一個市委的全會，作出一個建設內陸開放高地的決定。其實在2008年的2、3月份我們已經醞釀了一個推動開放的戰略。這個當口正好是世界金融危機，全世界普遍萎縮30%。
　　我們感覺如果重慶作為一個增長極，那就必須補上經濟開放的這一課。按照薄書記的思路，建設內陸開放高地就成為了一個重要的抓手。但是和沿海比起來，我們至少落后二三十年。而且如果按照沿海走過的路去照辦照抄，實際上這件事是做不起來的。所以2008年當年，我們利用外資從10 億美元增長到了20多億美元，2009年又漲了50%，這個增長率也是連續兩年全國第一。這一塊，我們主要采取了一些措施：第一“全方位”，以前西部主要跟香港多一點聯系，導致過去十年利用外資，每年就幾億美元，主要就是港資。從2008、2009年開始，港澳臺、美國、歐洲、東南亞、日本、韓國全方位開始引資。第二叫“寬領域”，一產、二產、三產，我們全方位利用外資。第三叫“多渠道”，就是不管是外資投資搞新項目，還是存量的資本轉讓、重組、購并，還是重慶的企業海外上市，不同渠道都是利用外資。我們預計今年重慶利用外資絕對可以到60億美元，只會超過，不會低于60億美元。
　　第二，開放不光引進外資，還有進出口貿易。對我們來說，如果過去的十年積累的成果也就是利用進出口貿易一年100 億美元，到2012年能夠有300億、400億甚至更多的話，代表我們進出口也上去了。我們不是一般意義上搞進出口，而是一般貿易、加工貿易、服務貿易三管齊下。但在西部搞加工貿易，如果照抄沿海的話，還是搞不起來。因此，我們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動了腦筋，核心就是轉變加工貿易的發展方式，變“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模式為“一頭在內，一頭在外”的垂直一體化模式。
　　這個最好的案例就是，引進了惠普筆記本電腦生產，和富士康等配套廠家。
　　《21世紀》：關于引入惠普生產線和富士康等配套企業，是一個經典案例。其意義何在呢？
　　黃奇帆：主要是加工貿易模式的轉變。有四點意義：一、《世界是平的》講到了國際產業分工，尤其是電子產品在全球的水平分工，供應商通過運輸、物流體系連接起來。但是在目前高油價的背景下，這種模式是不經濟的，成本很高。按照重慶的模式，就近生產配套、就地組裝，零部件加整機垂直整合，物流成本大大下降。二、傳統的加工貿易并沒有產生大量的凈創匯，反而帶來貿易關系緊張。如果出口1000億美元，凈創匯其實只有200億，并且套取我們國家的退稅政策；但是重慶1000億美元的出口，凈創匯就是700億美元，有助于解決貿易爭端。這和沿海出口戰略上有本質的區別。三、傳統加工貿易模式解決不了研發在外的問題。
　　重慶現在三個臺商在合同里帶上一個條款，把重慶基地作為臺灣總部以外的第二基地。由于大部分零部件生產都在重慶，而企業必須要對生產流程、技術、市場作出靈活的反應，因此研發必須跟著過來。四、沿海搞了30年的加工貿易，但是加工貿易跨國公司的結算，一分錢沒有留在沿海，上萬億美元的結算全都留在了新加坡、香港、東京等離岸金融結算中心。在引進惠普時，我們要求它必須把重慶作為亞太離岸結算中心，到明年會形成2000億美元的結算額，包括所得稅、版稅、交易契稅以及銀行中間服務等。這樣，“微笑曲線”的研發、結算兩端都在重慶。
　　“以人為本”的抓手
　　《21世紀》：您對房地產制度改革如何看？
　　黃奇帆：重慶事實上這幾年住房制度在西部一直是做得比較好的，我們采取了一些土地批租的管理措施，有五條。然后住房建設的措施我們也有幾條。最近從去年以來，我們又提出了雙軌制的住房制度，然后我們把這套方案報給了國務院，也報給了財政部、稅務總局。
　　早在2009年的全市經濟工作會上，薄熙來書記就強調，解決住房保障是一個重大的民生工程，幫中低收入者造房是政府的責任，要讓城鄉老百姓都有房子住。今年，市委、市政府召開了五次專題會議研究部署此事。
　　這件事我們后來研究了以后提出來一個模式，就是雙軌制。讓30%-40%的人住公租房，60%-70%的人住商品房，這是一個雙軌。
　　公租房住了幾年以后，想買下來也可以，你就可以不付租金，但是有一天你想賣掉，只能賣給公租房管理局，以當年的賣價加利息，按照當時的公租房價格回收，然后還做公租房的流轉，就不搞利益輸送。
　　對高端的商品房，比如200平方米以上的，價格是商品房平均價格的3倍以上，就是要額外的增收特別房產稅或者特別物業稅。但是高端物業必須收，必須遏制。我們稅務上叫低端免各種稅費，中端有優惠，高端額外控制。
　　《21世紀》：重慶市是城鄉統籌試驗區，在這方面，重慶市有何作為？
　　黃奇帆：城鄉統籌這件事是我們真正要下工夫的。我們可能經濟抓得好，城市化、工業化有了，但是兩極分化了，城鄉統籌沒有搞好，就可能導致沿海的模式簡單的搬過來。
　　我們覺得城鄉統籌有五件事，第一是一體化的基礎設施。第二是城鄉一體化的公共服務，教育、衛生、文化。第三是城鄉一體化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以及農村的低保保障，低收入群眾的保障。第四是城鄉的資源要素的流通。第五是城鄉人口戶口怎么一體化管理的問題。城鄉差別重在第四和第五。
　　城市戶口捆綁了城市的五種利益，城市的養老、醫療、教育、文化、住房和就業等等，這幾方面的待遇是不一樣的。農村戶口也有三種利益，就是宅基地(盡管是集體的，但是可以用)，還有林權，承包地。也就是說農村有三件“衣服”，城市有五件“衣服”。而農民一旦離開了農村，這三件衣服就沒有了，到了城市，這五件農服又加不上。
　　我們是拿1000億干這個事。我們這次讓公安局有關方面花了三個月，全部做了一次普查，整個要解決300萬人。
　　這次的l80 萬，還有其中有40多萬是屬于歷史遺留，該轉非給戶口的沒有給，加起來就是220多萬。第三本賬，我們有近70萬的學生。農民的小孩讀中專，畢業以后，還是回農村，是農村戶口。我們現在有一個政策，農民的小孩只要讀了中專，統統就給城市戶口。這樣一來，比如我們現在在學校里的有70萬，我們就一股腦解決掉。這樣三筆賬加起來，還有一些其他的賬，總的有300萬。這是過去十年的積淀人口。
　　我們大體上就是變成了三步走，第一在這一兩年里把300萬轉掉，同時學校的門檻定了以后，每年的畢業生有20萬，這十年就有200萬，這樣一共就是500萬，然后農民工轉化500萬，加起來就是1000萬。
　　《21世紀》：解決300萬農村人口的戶籍問題，財政上能承受嗎？
　　黃奇帆：300萬人要1400億，一個人要花3萬多元。但是如果1400億不是一年端出來，因為養老不是馬上要發生的，這筆錢是十幾年的籌措。醫療也是這樣。還有住房，我有公租房，我公租房本來就服務三大體系，l000億花在那兒，本來就是為他們服務，這個成本已經配套了。所以我們算下來，我們今年準備花l00億，就把300萬人擺平了。
　　第二個概念，這300萬人進城，我們要講科學發展觀，要善待農民，保護弱勢群體，應該先穿衣，再脫衣。他農村的“衣服”先保留三到五年。比如宅基地，假如農民出來了，宅基地還是他的，是在村落整治的過程中，或者退耕成為耕地，耕地歸集體，但是產生的地票，這個一畝地的地票在城里可以賣十幾萬，給了他以后就變成入城的資本了。另外集體的林權和承包地，有龍頭企業需要流轉的時候，他把這個權利流轉給龍頭企業來耕作，這個流轉過程中，把他的那一份買出來，也是可以退出的。
　　那么我們認為，實際上農民是有人口紅利的，是年輕的勞動力，這個中間，絕對成本的70%－80%，是農民自己可以平衡的。20%－30%是政府啟動內需的時候，本來就該投入的。農民進城以后的消費，一個人至少比在農村多1萬元，300萬農民進城，就是300億的持續拉動，來個持之以恒的每年幾百億的內需拉動。我們覺得這才叫真正的轉變增長方式。
　　拉動力：國資與金融
　　《21世紀》：重慶的財政能力能夠支撐如此宏大的改善民生計劃嗎？
　　黃奇帆：這就要說到我們重慶的國企。重慶這六七年時間，這是國資委有統計的，國有資產的總量從2003 年的l700億，上海是6000億，我們在全國31個省份排19位，然后經過這些年的發展，到去年6年時間我們經營型的國有資產l萬億，中央的國資不算，區縣的也不算，重慶市政府的國資就有l萬億，6年漲了6倍。
　　總的意思就是我們重慶國資和財政的結合體形成了一個良性的循環，國資變成了財政的第三口袋，這個第三口袋使得重慶并不寬裕的財政可以騰出一部分錢來更多的用在民生。我們重慶是財政的51%用在民生。為什么重慶能夠把那么多的錢用在民生？整個中國31個省份，只有一個省符合教育法，財政性的教育支出占GDP的4%，我們這幾年年年在4%以上，只有重慶做到了，為什么這個窮地方教育能夠支出4%呢？我們把國資賺的錢補了一塊，如果國資不補，我肯定民生里就要少花。所以，在這個意義上，重慶國資為重慶的財政更多的支撐民生發揮了戰略的意義。
　　《21世紀》：您的意思是，重慶國企的發展，同時也讓重慶政府有限的財政可以有能力去做更多民生的事情？
　　黃奇帆：事實上，國企的發展還推動了民營企業和地方經濟的發展。重慶的民營生產結構每年在GDP 的增長占20%，我們GDP漲十幾，但是民營漲二十，所以民營的比重也是逐漸的提高。
　　比如重慶的中小企業，民營企業要融資，大銀行就不愿意貸款給小企業，很重要的就是小企業擔保信用不足，你說三道四的跟銀行說也沒有用，因為銀行有現實的利益。我們從2004年開始，讓國有企業為民營企業做擔保，我們國有企業拿了60億資本金，搞了8個擔保公司，這8個擔保公司擁有60億資本金。這60億資本金按照銀監會的條例，可以放大8倍，就可以擔保500億，國有企業跟銀行貸款不用擔保公司，實際上各種各樣的商業銀行，通過我們的擔保公司給重慶的中小企業進行幾百億的融資擔保。這個過程就是地方國有為中央的政策落實起橋梁杠桿的作用。
　　重慶的國資還支持了兩翼的經濟發展，我們兩翼就渝東南、渝東北。16個區沒有一個工業開發區，重慶的國資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就是去年重慶國資委用信用擔保融資了50億給l6個區縣每個區縣3億，把兩平方公里的土地征地動遷標準廠房都做起來，做起來以后，同樣縣長書記招商，老板一看，現成的地方，所以就來了。所以去年給了50億，l6個區縣出現了30多平方公里的開發區，今年又再拿50億，再增加30平方公里左右，這個過程使得我們渝東南、渝東北庫區兩翼的工業發展，去年漲了30%多，幾年預計還可以漲逾30%。
　　《21世紀》：您還提到金融的發展。金融發展對重慶社會經濟法的發展意義又有哪些呢？
　　黃奇帆：五年以前重慶的金融GDP占國民經濟總量的3%，去年是6%，今年我相信會到7%以上，明年后年我們會到l0%。重慶我們到2012年有把握到10%以上。
　　這個加大以后，實際上就有一個重慶的金融業是什么構成？第一個是商業銀行，我們國家的主流金融就是銀行貸款，二是證券市場，三是非銀行的金融機構，我們講八種，這八種在中西部地區我們是最大的；四是信托公司；五是大規模的租賃公司，我們差不多有l00億的租賃；六我們有風險投資基金，私募股權基金。另外我們還在推動汽車金融公司，包括保險公司，整個來說，這七八種公司在美國它的資本量一點不比美國所有銀行的貸款少。但是我們重慶這一塊，如果幾個方面疊加，產生的金融融通量可以達到2000億。所以這個意義上，重慶是中國非銀行金融機構的高地。
　　除此以外，我們在推動五個要素市場，包括期貨市場、土地交易所、產權交易所、藥品交易所、航運交易所等等，各種要素市場的發展。比如說我們搞的生豬期貨，我相信三年以后，中國生豬的定價權出在重慶。我們現在剛成立一年，我一天是1000多萬的交易量，我相信到今年年底，一天就可以達到5000萬，到2012年，我們的目標是一天l億。
　　我們還在推行四種結算，一種是人民幣的結算，第二種是不同國家之間的兩國貨幣的互換結算，第三種是我們和臺灣之間的臺幣結算，第四種是我們地方自己干的，就是惠普的那個，我們今年有把握再拖兩家，再拖七八百億進來，我們到明年，就會形成2000億美元的結算。這是我們服務貿易的大發展。這個意思就是說重慶的金融業，現在比較健康。
　　我們今年可能GDP增長會變成全國第一，但是絕不是我們靠投資拉動。回過頭來說，轉變經濟發展模式的核心是要善于對重大問題進行改革，是要真信中央的科學發展觀，不能當套話，而是要一招一招來體會科學發展觀的內涵，內需真正的循環起來了，經濟的速度擋都擋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