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去不到三分鐘，一個開場白就讓他跳起來”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劉亢張桂林湯耀國 
　　 “感覺非常震驚！”受邀參加本刊在重慶主辦的研討會并實地調研后，國家發改委宏觀研究院外經所所長張燕生說道，“沒有想到在全球金融危機沖擊下，重慶不僅僅是引進一些項目，而是引進一個大的產業集群。” 
　　 他看到的是重慶西永微電子園，全球最大的筆記本電腦廠商惠普公司重慶基地就落戶在這里，日前已正式投產。來自臺灣的國際IT業代工巨頭富士康、英業達、廣達等也紛紛跟進，國內外上百家零部件配套企業爭相落戶重慶。 
　　 一個以外銷為主、年產4000萬臺筆記本電腦、產值2000多億元的IT業集群，正在中國西部崛起。 
　　 張燕生認為，內陸如何對外開放，是一個國家級、世界級的難題，重慶不照搬沿海，而靠創新外向型經濟模式的做法，非常值得總結。 
　　 重慶市市長黃奇帆在接受本刊采訪時解釋其間“玄機”時，“輕描淡寫”地表示：重慶賣的是一個創意。“不是簡單的西部開發政策的成功，也不是簡單的我們幾個領導的人脈或者魅力把外商引來，而是一個開放戰略和開放模式的勝利。” 
　　 這個戰略就是內陸開放戰略，這個模式就叫做“垂直整合”。 
　　 創意先行 
　　 其實，早在全球金融危機剛發生的2008年7月，薄熙來到重慶后召開的第一個全委會上就堅定提出，要實現胡錦濤總書記對重慶的“314”總體部署，解決好“重慶問題”，必須擴大開放，走出一條內陸開放的新路子。 
　　 近幾年隨勞動力、運輸等成本的推升，沿海發達地區原本“兩頭在外（原材料和產品銷售）、大進大出”的出口加工貿易模式遇到重重挑戰。 
　　 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則加劇了這一進程。國外大廠商開始多方尋求成本相對低廉的加工貿易地，國內眾多中西部地區則看到了曙光，紛紛提出要做沿海出口加工貿易轉移承接地。 
　　 而實際情況卻是，東南亞國家借位居沿海、物流成本較低的便利，搶走了越來越多的承接機會。 
　　 此時，重慶沒有盲動。市委書記薄熙來提出，要更新觀念、打開思路、善于創新、捕捉機遇，要創造內陸型加工貿易新模式，建設我國內陸開放高地。 
　　 重慶市黨政一把手薄熙來、黃奇帆分別具有涉外經濟部門和沿海大城市工作的履歷。不簡單重復沿海地區發展之路，是重慶決策層的共識。“沒有具體可行的創新措施，轉變發展方式就等于口號”，在這一理念的驅動下，重慶決策層有意識地創新思維，尋找推進轉變發展方式的切入點。 
　　 位于中國大西南地區的重慶，距沿海一兩千公里，與東部沿海地區相比，單是每一集裝標箱的運費就要增加4000多元的成本。 
　　 重慶經信委副主任沐華平說，當時他們分析的結果是，因為內陸比沿海多出的運輸距離，由此形成的物流成本，會抵消任何勞動力、土地、煤電油低成本的優勢。這也是20多年來，我國已形成上萬億元的加工貿易規模中99%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很少向內陸成功轉移的制約因素所在。 
　　 “內陸地區不管你有什么優勢，你如果不解決加工貿易‘兩頭在外’中的物流問題，任何善良的出發點都是癡心妄想。”黃奇帆說。 
　　 新創意、新模式已呼之欲出：在產業鏈整合創新上下功夫，實現配套物流成本最小化，改“兩頭在外”為“一頭（原材料）在內，一頭（銷售）在外”。 
　　 黃奇帆還將其命名為相對理論化的“垂直整合”，加工與原材料、零部件生產基地在同一地區，而以前的沿海模式是“水平分工”，借《世界是平的》題名意思，即國際大公司做研發做設計，加工基地、零部件分布在不同地區，通過現代物流、通信的辦法串起來。 
　　 “當原油成本10美元一桶的時候是可以這樣做的，當原油變成100美元一桶的時候，你靠物流這樣運輸，是浪費能源，世界就不是平的了。”黃奇帆說。 
　　 分頭公關 
　　 接下來是危機之中尋找具體的機會。 
　　 重慶決策層注意到IT業界提供的一個信息，在國際金融危機中，全球筆記本電腦市場不僅沒有萎縮，反而年均增長30%，2008年全球銷量達1.6億臺，預計到2013年銷量會翻一番達到3.2億臺，他們從中看到了新技術產業增長的曙光。 
　　 隨即展開了深入調研，得出了隨著集成電路技術的演進、面板顯示屏的更新、無線上網技術的普及，筆記本電腦消費快速增長成為可能的結論。同時，也敏銳地發現了世界幾大IT巨頭在新增產能落腳點上的謀劃動向與決策苦惱，包括我國沿海地區筆記本電腦產能已達1億臺，而中西部地區的產能卻是零的現實。 
　　 2009年初，黃奇帆率重慶市政府代表團與惠普公司展開協商談判。此時的惠普公司正在多方進行新增產能的選址工作，他們先后考察了印度、馬來西亞及我國的多個城市。 
　　 重慶拿出了產業鏈一體化的“垂直整合”方案，指出隨著國際原油價格不斷攀升，“大進大出”、“水平分工”模式所帶來的能源浪費及物流成本增長正愈發明顯，“在未來的IT制造業中，誰是零部件加整機的一體化基地，誰就將成為世界供應高地。” 
　　 黃奇帆介紹，所謂垂直整合，即一方面通過整機銷售企業帶動零部件生產企業的進入，或者零部件生產企業延伸生產整機；另一方面切實發展本地物流產業，形成協同效應，強化地區競爭優勢。具體來講，就是做到80%的原材料零部件在本地生產、供應，實現“一頭在內”的目標，進而最大限度降低進項物流成本。 
　　 “惠普一下就意識到重慶方案的巨大價值”。黃奇帆說，按照這個模式，把項目放在重慶，其物流成本比“水平分工”模式下的上海、廣東都要低，重慶的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成本的優勢，自然會更加充分地顯現出來。 
　　 機遇降臨到了重慶：惠普決定將新增4000萬臺產能的項目放在重慶。 
　　 與惠普談判后，去年2月9日，黃奇帆馬不停蹄趕赴臺灣，找IT代工巨頭富士康老板郭臺銘談。“進去不到三分鐘，一個開場白就讓他興奮地跳起來。”黃奇帆說，“我對他講，我不是來招商的，而是要給你一單生意。”富士康是全球筆記本電腦最大的零部件制造商，但沒有造一臺整機。惠普有意在重慶投放巨大產能，是富士康造整機的機會。“郭臺銘為造整機朝思暮想5年了，我們一拍即合。” 
　　 到8月份，重慶一邊與惠普簽約，一邊就與富士康簽約了。去年底、今年初，又分別與另外兩家代工巨頭英業達、廣達簽約。 
　　 接著，重慶官方便輕松了：幾家有競爭關系的代工巨頭一邊爭先恐后開工，一邊你追我趕主動去拓展零部件供應鏈；液晶顯示器、硬盤驅動器、電源、鍵盤、鼠標等近百家配套企業則迅速跟進落渝。 
　　 據重慶市介紹，未來三四年內，這個信息產業集群將形成近1000億美元的進出口總額，年均5000億元到6000億元的銷售值，占重慶工業經濟的比重超過四分之一，進而成為重慶的第一支柱產業。至“十二五”末，重慶的筆記本電腦產能可達到8000萬臺，由此成為亞洲乃至世界最大的電腦制造基地。 
　　 清華大學教授胡鞍鋼認為，重慶此舉可以說在筆記本電腦生產上“重組了世界”，形成全產業鏈的近距離緊密且穩固聯系的IT產業聚集，不僅降低了生產企業間的配套物流成本，而且推進了加工貿易方式的轉變，并給上下游企業創造了可持續投資的環境，為中西部地區推進跨越式的轉型發展，開辟了一條具有啟示意義的路徑。 
　　 高“附加值” 
　　 事成之后，重慶市主管經濟的官員才發現，“垂直整合”不僅把企業、產業鏈引了進來，還有更多的妙處顯現。 
　　 重慶市發改委主任楊慶育說，沿海二三十年的“兩頭在外”式的加工貿易，缺陷在于把產業“微笑曲線”中附加值最高的研發與銷售都留給了國外，而國內生產基地淪為了組裝工廠和搬運工。 
　　 而在“垂直整合”新模式下，“越是做零部件越是技術核心”的特點，就決定了當一個基地是零部件加整機制造時，自然就會成為了核心技術的研發基地。 
　　 比如，筆記本電腦的芯片和液晶面板等，實際上電腦零部件的投資占總投資的70%，惠普、廣達、英業達在簽約時都承諾將研發中心放在重慶，由此，重慶成為了這些世界知名企業的第二研發總部。 
　　 具有突破性意義的還在于重慶抓住了收益甚大的加工貿易結算中心。 
　　 黃奇帆介紹說，現階段，中國大陸每年進出口總額2.5萬億美元中，加工貿易約為1.2萬億美元，但加工貿易的巨大好處——金融結算業務幾乎全都在新加坡、香港、東京和臺灣等地，結算的印花稅、交易稅等稅收每年流失到海外的數量比加工貿易本身的收入還要多。 
　　 他說，結算中心的好處有三：一是“結稅”，1.2萬億美元的加工貿易，一年有幾億美元的稅收結算；二是“結匯”，一個幾百億美元的賬戶一年可為銀行帶來幾十億元人民幣的中間收入；第三是“結人”，可以提供幾千乃至上萬個高級會計師等“金領”崗位。 
　　 經國家批準試點，重慶在引進筆記本電腦項目時，與惠普達成協議，將其亞太結算中心放在重慶。去年10月份正式運轉，今年１季度已上繳重慶4億元的稅收，預計全年可達16億元，明年可達30多億元。 
　　 “一頭在內”還帶來一個“附加值”。到重慶調研的中國社科院財貿所所長裴長洪說，出口加工貿易是我國面臨外貿摩擦的一個原因，傳統的“兩頭在外”模式，原材料大多來自海外，國家出口退稅實際上相當部分補貼到了海外來料上，等于是為國外企業補貼。而像重慶“一頭在內”的模式，出口加工產品中大部分是國內企業生產的，國家出口退稅的大頭就補貼到自己身上，進而使創匯模式也發生了一個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