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對人民幣匯率進行指責之后，美國總統奧巴馬公開表示將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對中國采取更為強硬的立場，并且要求中國開放市場為美國擴大出口。 　　近來，人民幣升值議題隨著中國經濟的率先復蘇再一次被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在這樣一場全球辯論中，人們看到的不僅是中美兩國政府及央行之間意見的你來我往，還能透過鋪天蓋地的報道看到中美乃至全球各地企業對于人民幣匯率問題的或焦慮、或欣喜、或混沌、或理解的眾生百態。
　　這些至少說明了一個問題：因為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人民幣匯率的影響力已然波及全球，滲透到各國各地區經濟的各個角落。
　　面對愈演愈烈的“人民幣即將重返升值通道”的討論，央行高管近日在各種場合紛紛明確表態，人民幣的升值應當是長期、緩慢且逐步升值的過程，從短期來看，匯率則應當有升有降，根據當下的經濟發展形勢來靈活調整。
　　而國內經濟學界有一個基本共識：人民幣匯率僅僅是導致貿易順差的眾多要素中的一環，簡單的人民幣匯率問題無法解釋中國的人力成本、土地成本、資源價格等要素對出口的貢獻。
　　出口企業匯率生死劫
　　“生存還是死亡，這是個問題”。當時光進入2010年初春，人民幣升值的話題再次成為中國出口企業老板們的一樁心事。
　　3月7日，廣東佛山，接到記者電話的王先生正和同行老板們聚會。“你問的問題我們幾個老板正在議論呢，什么時候升、升多少、我們怎么應付，都是我們最近最關心的話題。”王先生經歷了上一次的人民幣升值，他從事汽車零配件生產及出口行業多年、主要面對的是美國市場。
　　"生存還是死亡，這是個問題"。當時光進入2010年初春，人民幣升值的話題再次成為中國出口企業老板們的一樁心事。
　　2月25日有媒體報道，商務部正在進行壓力測試，研究人民幣匯率變化可能對出口企業造成的影響，商務部辦公廳有關人士向《財經國家周刊》否認了壓力測試一事。而據中國國際貿易學會一位人士透露，2月24日商務部相關負責人曾召集各行業商會和貿易學會人士，推動與會單位調研外貿企業對人民幣匯率的看法和企業的現實狀況。
　　中國機電進出口商會先行一步，在2010年1月至2月完成了此項調查，輕工、紡織等商會也已著手開始調研，預計3月中下旬將公布調研結果。據記者了解，在行業和地區層面，有關人民幣匯率升值壓力測試的活動最近一直都在進行。
　　風吹草動
　　根據《財經國家周刊》對紡織、服裝、汽車零配件、摩托車、日用陶瓷、家具、日常生活用品、機電設備等出口主導型企業和行業協會人士的調查顯示，人民幣升值對于他們中的大多數而言可能是"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機電進出口商會初步調研顯示，人民幣升值可能對勞動密集型機電企業出口帶來巨大沖擊。機電進出口商會信息部主任齊忠義分析說，機電行業出口占全國出口份額近60%，“這些企業的利潤率只有2%~3%，如果匯率升值2%，企業就白干，再升值，企業就要虧損。”
　　該商會另一位人士對記者表示，升值帶來的價格上升，將意味著機電出口行業的國際市場規模被其他國家搶占。
　　目前廣東地區不少生產摩托車的出口企業也面臨著上述挑戰。非洲是這些企業在近些年拓展的一大市場，而印度、印尼、越南等國家的企業目前可以生產出與中國同檔次的摩托車，但由于勞動力成本等原因，價格相對較低。從2008年起，這些國家的產品大舉滲入非洲市場，目前中國產品市場幾乎已被搶占一半。
　　“中國企業的代步類摩托車價格與匯率基本是同比上升。人民幣升值1%，價格也會上漲1%，相應的非洲市場規模則會收縮20%。”該人士指出。
　　人民幣升值對于紡織企業而言注定是雪上加霜。
　　“如果2010年人民幣匯率在三個月內一次性升值3%，我們的企業就要關門了。”北京服裝進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高佩琨對《財經國家周刊》說。
　　中國紡織工業協會副會長高勇表示，目前整個紡織行業的平均凈利潤率在3%~4%左右，不會超過5%，如果人民幣升值超過5個點，將會有一半以上的企業死掉。如果未來棉花的進口配額不進行適當放開的話，那么紡織業在人民幣出現升值后可能會發生大量訂單流失的情況，平均利潤將歸零。
　　最值得關注的還有那些“不起眼”的日用品。中國社科院中小企業研究中心陳乃醒表示，部分日用陶瓷、眼鏡、打火機等產品，它們的附加值低、利潤率更低，長期處于低端競爭中，其行業利潤多保持在1%上下，外界稍有風吹草動便會讓他們的經營面臨"斷炊"。
　　一位來自山東的陶瓷商對記者說，中國出口的大量日用陶瓷產品在美國的超市中面對的消費群體較為低端。這類人群對價格敏感度非常高，價格略高一點便意味著失去客戶。由于企業本身已經不存在利潤壓縮空間，面對升值，退出市場可能會成為部分企業的理性選擇。
　　造船業對人民幣升值的恐慌更為明顯。
　　山東黃海造船有限公司是年產值30億人民幣的中型造船企業，公司副總經濟師周昌安對《財經國家周刊》說，預計2010年企業的出口額在4億美元，如果人民幣升值3%，僅此一項企業就將減少收入8000多萬元。
　　據周安昌介紹，目前整個造船行業的利潤率在5%以內，而這8000萬元的損失幾乎等于該企業預期年利潤的一半以上。“2010年將是我國造船企業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鍵一年。”周昌安說，匯率升值有可能成為部分中小船舶企業倒閉的催化劑。
　　具有鮮明行業特殊性的成套大型設備出口和工程承包企業受到人民幣匯率的影響可能更大。
　　機電工業協會項目協調部主任韓圣健說，成套設備行業的特殊性在于訂單周期和收匯過程很長，短期的需要1至2年，中期的需要2至4年，最長的能達到7至8年。
　　從2005年開始到2009年，成套設備出口企業手中訂單量大約在1500億~2000億美元之間，這些訂單都在中長期才能收匯。如果2010年人民幣升值1%，企業將遭受近120億元人民幣的損失，如果升值5%，就是600~700億元人民幣的損失。
　　“成套設備行業出口是從2005年才真正發展起來的，今年人民幣升值從短期看直接吃掉的是成套設備企業利益，從中、長期看，人民幣升值吃掉的是整個成套設備行業的國際競爭力。"韓圣健說，"如果市場丟了的話，就無從再談恢復和發展了。”
　　記者在調查中發現，在人民幣升值的壓力面前，也有企業表示“升值對我們沒什么壓力。”
　　此類企業基本集中于兩種類型，其一是俗稱“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類。由于出口產品的原料正是進口而來，因此人民幣升值的影響幾乎可以在一進一出間對沖。
　　另一種類型，即利潤回報率較高、產品同質性低的高端產品。這些高端產品位于同類產品中的金字塔頂端，主打差異化和功能性，從而和其他的“難兄難弟”們區分開來。
　　“如果只生產普通的代步型摩托車，可能我現在已經睡不著覺了。”廣東的摩托車生產商楊先生的產品不同于普通的代步型摩托車，而是針對摩托車運動愛好者提供的越野型摩托車和娛樂型摩托車，主要市場分布在北美和歐洲。
　　生存之道
　　高佩琨對《財經國家周刊》表示，對于可能的人民幣升值，企業目前能想到的應對辦法主要有三種：一種是最直接的提高商品出口售價；第二種是從企業自身內部挖掘潛力，降低生產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產業結構升級；第三種是利用銀行金融產品來轉嫁人民幣升值帶來的成本上升。
　　目前中國的服裝出口行業，95%以上企業是生產中低端的貼牌產品，與國外廠商的議價能力很弱。“提價的可能性幾乎為零。”高佩琨說。越南、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國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在價格上有很大競爭優勢，中國產品提價就意味著訂單丟失、市場喪失。
　　“家電行業的議價能力也非常低，這與國內家電行業競爭激烈，產能過剩有關。”機電商會家電工業部主任劉永強說，全世界80%的空調產能、90%以上的激光視盤機產能和40%以上的冰箱、洗衣機產能都在中國。
　　也有企業選擇其他方式在企業自身內部挖潛、降低生產成本。
　　“部分企業正在通過取消一些國際市場的代理商環節，來壓縮成本。”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人士表示。廣東地區機電類產品的一些企業在2009年底已經開始前往美國、歐洲參加展銷會，通過參展的方式直接尋覓客戶。過去，這一環節多交給來自臺灣地區的代理商完成。
　　上述汽車零配件生產商王先生表示，他的企業一年在代理轉直銷的營銷模式轉型上，投入的成本達到50萬~60萬元。在上一輪升值周期中，該企業已經通過這一辦法直接拿下部分美國客戶，而此次布局，主要針對歐洲市場。“春節前，就已經陸續有歐洲、中東的客戶開始跟我們直接接觸。”王先生表示。
　　除此以外，將生產鏈條向中西部轉移，也成為企業為降低成本而紛紛采取的措施之一。
　　但是，企業在利用金融產品尋求避險方面，卻一直進展緩慢。
　　目前，各出口企業利用金融避險產品規避匯率升值風險的操作還很少。例如，2009年中國出口信用保險滲透率約為9.7%，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5%，存在覆蓋率低、服務網點少、市場整體承保能力低的特點。
　　“參保率低的主要原因是金融避險產品種類少，而且費率高得離譜。”高佩琨說。
　　對此，陳乃醒認為，目前國內大部分中小型企業都認為此類金融產品過于復雜，老板搞不懂就直接回避了，而培養中小企業理財意識的金融服務目前仍沒能跟上。
　　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進出口綜合部主任劉春說，部分機電企業希望銀行給予企業“貸美元提前結匯”的優惠政策，并推動在發展中國家市場中的人民幣結算。針對大型成套設備出口合同期長，回款時間長的特點，應該鼓勵金融機構推出1年以上的中長期外匯保值業務。
　　政府應對
　　中央財經大學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給《財經國家周刊》提供了一份頗有意思的調查報告。這份報告表明，通過對上一輪升值周期中企業意愿的調查可以發現，有高達59.9%的企業在升值中首選通過"改進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來堅守出口。而輿論經常抨擊的通過壓低工資壓縮成本的企業，僅占10.5%。
　　這說明，大部分中小型企業在升值壓力下，愿意采取積極的、根本性的方法來提高長遠的競爭力。
　　如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所言，政府做的不僅僅是研究如何應對人民幣升值的壓力，而且要研究一旦升值后的一系列配套措施；如果有了政策卻無法落實，會造成讓企業獨自承受升值困境的局面。
　　改變這種情況最重要的一個辦法，就是地方政府要真正下到企業中去，政府的配套公共服務也同樣是越細越好。
　　張燕生介紹，以寧波為例，在上一輪人民幣升值周期中，只要企業能夠拿到出口訂單，寧波市政府便運用自身的財政及時給企業做退稅補貼。這使得企業在拿到訂單后便能立刻解決流動資金不足的問題。
　　“同時，我在調研中發現，當地市政府為每家企業印發了7~8本的《100問》，這其中將企業應對升值的各種途徑、以及如何找政府尋求幫助的流程寫的一清二楚。”張燕生表示，“如果能有類似的一系列措施，幫助中小企業挖潛，那么升值所帶來的沖擊就會減弱不少。”
　　此外，陳乃醒認為，人民幣升值的時機應該充分考慮中小企業的應變能力，“如果升值啟動得過早過快，那么中小企業為應對升值的一系列布局還沒做好，慌亂迎戰，必然造成更大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