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發展得好或不好，直接影響著國家財富的積累和國家未來的經濟發展。對中國而言，中國能否在未來的競爭中取勝，從某種意義上講，就看中國是否建立了一大批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城市

　　近日，相關媒體以較為震撼的標題———《爭奪中心地位 中國西部城市自相殘殺》，報道了西部一些大城市爭相發展的狀況，折射出電子產業從東部沿海地區轉移至西部的西進過程中，西部城市為謀求自身經濟的發展競爭日益激烈的局面。文章主要劍指重慶和成都兩座城市，使街談巷議中的“成渝之爭”變得形象生動起來。

　　而2009年，一組數據給濟南市造成的沖擊，也使濟南和長沙這兩座相去甚遠的省會城市展開暗暗的角力。據悉，2009年，長沙的經濟總量已經和濟南相差無幾。經初步核算，去年濟南經濟總量是3350億元，同比增長12%;長沙的經濟總量為3300億元，同比增長14.5%。于是，有人驚呼，作為全國經濟三強省份之一———山東省的省會濟南，大有被中西部地區的長沙一舉趕超之勢。

　　被媒體和讀者冠以各種名稱的一組組城際競爭數據，在用不爭的事實告訴人們，城市之間的角力態勢正逐漸浮出水面。未來，隨著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以及中國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城市競爭，尤其是城市經濟競爭將會更加激烈。因為在相對的沉寂過去之后，許多城市都期待在這一輪起跑開始時，自己的城市能夠擁有一個更好的名次。

　　城市競爭由來已久

　　有媒體表示，同一層面的城市之間暗地里的較勁遠非始于今日，且早已呈現“表面風平浪靜，底下波濤洶涌”之態。對此，專家給予了認同。他們認為，城市間的競爭，即所謂的“腹地”、“中心”、“引擎”等之爭，既是實力的較量，也是對自己在中國經濟中的重要地位的爭奪，更有對城市發展空間的爭取，所以，有危機意識的城市從來不敢掉以輕心。事實證明，的確如此。

　　“京滬之爭”最令大家耳熟能詳。作為中國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北京國際化大都市的地位會堅如磐石，這點曾令人們深信不疑。然而從1999年開始，國內外企業展開了一場將總部遷往上海的大遷徙運動。在一次有關全國企業家問卷的調查中，幾乎所有企業家都表示，如果要“遷徙”，上海將是他們的首選之地。上海商業環境非北京所能及由此可見一斑。

　　早在計劃經濟年代，北京就是全國的領跑機，面臨著來自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的巨大沖擊，北京能否找回往日的自信?相關人士表示，地位獨特的北京是從來不服輸的，近年來，北京的雄心和對未來的抱負在“中央商務區”建設中充分顯露。在北京人的努力下，全球頂尖級的跨國企業摩托羅拉、惠普、諾基亞、通用汽車等都把總部安在了北京的中央商務區，北京依然享有了跨國企業之都的美譽。

　　不過，據相關人士透露，2009年，北京市委、市政府曾組成考察團到上海和廣州等地調研，兄弟城市的發展又一次給北京方面帶來不小刺激。以基礎設施為例，北京的軌道里程規劃是到2015年達到561公里，而上海與廣州在這一方面同樣雄心勃勃，上海更是在2012年就將超越北京2015年的規劃里程，到2020年的規劃里程將向900公里邁進。

　　“深穗之爭”也是頗有淵源。廣州一直以珠三角經濟、文化中心自居，但當深圳由一個邊陲小漁村逐漸發展成為一個現代化城市后，廣州備感壓力。而后起之秀深圳，更是不甘于局限在廣東省內，將自己的定位直指國際性大都市和區域性經濟中心的位置。一輪輪角力過后，近期，隨著珠江三角洲產業升級換代的步伐臨近，穗深又開始發力比拼珠江三角洲未來物流之都。

　　廣州是全國發展物流業條件最成熟的地區之一，有相當發達的綜合運輸體系，擁有多條國道、億噸大港、國際空港等，有大量的貨物生成，如世界500強已有約100家企業在廣州設廠。深圳的優勢很大程度體現在與香港的特殊地域關系上。深圳相關負責人指出，21世紀物流業占深圳GDP的比重將由目前的10%提高為15%—20%。據悉，深圳正聯合西南交通大學籌辦現代物流研發中心，解決深圳現代物流業面臨的困難和問題。

　　有人分析，由于深圳位于國際性貿易中心及購物天堂香港和華南傳統流通產業中心城市廣州之間，處境比較尷尬。與香港比，深圳面臨著不可逾越的體制障礙———香港有自由港政策;與廣州比較，無論是所處區位還是流通產業傳統輻射半徑及流通產業的水平與規模來看，在一定時期內還處于劣勢。因此，一旦廣州在物流業發展上占據優勢，深圳市很可能陷于腹背受敵的局面。

　　“成渝之爭”同樣屬于重量級的競爭。網友坦言，在很多成都人眼里，成都無疑是四川的老大，甚至是整個西部的老大。自1997年重慶直轄以來，一直在與成都爭奪西部老大的交椅，這讓成都人感覺很不爽。而與此同時，直轄讓重慶從四川的壓抑中解放出來，戰勝成都成為了這種情感的自然宣泄。這或許就是成渝之爭的最初來源。

　　隨著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和投資環境的改善，電子信息產業近年來正經歷一波“西進運動”，“成渝之爭”也與時俱進地邁向新的領域。過去一年，重慶努力改造老工業基地，打造亞洲最大筆記本電腦基地。較早之前，西部最大LED生產基地成都也成功吸引英特爾中國總部落戶，同樣在努力打造其高新技術產業。據悉，不單是IT產業，西部金融中心的地位也是重慶、成都爭奪的一個目標。

　　城市經濟主導城市競爭

　　近年來，以城市為主要單元的地方經濟地位日益上升，城市正成為國家經濟增長的重心和基點。也許正是這個原因，經過幾十年改革開放的歷練和積累，中國各大城市對經濟發展的關注遠遠超出人們的想象。有人直言，城市競爭不是意氣之爭，更多的是關乎一個城市經濟地位的競爭。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經濟地位大比拼的命題儼然成了城市競爭的主旋律。

　　相關人士表示：“省部級城市的競爭相對而言更為激烈，這是因為一個省區省會城市的經濟實力，往往決定了這個省區的整體競爭力。”城市之間的競爭，除了生產要素的競爭，比如吸引資金、吸引項目、改善自己的投資環境和投資條件之外，更多地是向中央爭取一些特殊的優惠政策。而誰擁有地區經濟主導權，在經濟發展中似乎可以獲得更大的利益。

　　從近年來城市發展的脈絡分析，城市經濟發展的一大亮點便是產業的培育以及與之相伴隨的產業結構的調整，誰跟得上步伐則能脫穎而出，反之亦然。“深穗之爭”、“成渝之爭”中，各類城市對新興產業表現出的濃厚興趣明白無誤地印證了這一點。

　　中國的城市發展歷史更能說明問題。在過去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城市的產業發展主要靠中央政府根據具體需要來確定和調整。沈陽、長春、哈爾濱等城市，都曾在過去為中國工業化發展，為各自地方經濟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立下了功勞。但在改革開放后，一方面，一些東部沿海城市率先實行改革開放，采用新的機制，發展新的產業，競爭力獲得迅速提升;另一方面，老工業城市受到傳統體制和傳統產業的雙重羈絆，經濟競爭力提升速度相對東部沿海的新興城市慢下了節拍。這些城市即使在今天仍然是當地區域經濟的龍頭。同時，這些城市的發展水平，也受到地區整體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如果能夠抓住全球產業調整機會，利用其產業基礎優勢，盡快使自己加入到全球化的鏈條中去，同時加快國企改革和政府職能轉變，變劣勢為優勢，這些城市完全有可能使自己重獲昔日的重要地位。

　　專家表示，在經濟全球化時代，資金、技術乃至人力資本等各種生產要素突破了疆域的界限，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在這種背景下，如何有效吸引和充分利用這些資源用于自己城市的發展，已經成為城市之間競爭的焦點。因而，每座城市的市長應當在全球范圍內考慮資源的配置，考慮城市主導產業處在哪條生產鏈的哪個環節，應該朝什么方向去努力。

　　業內人士認為，以城市為基本單元來整合資源，制定符合市情的經濟發展政策，是中國未來的一個發展方向。中國近30年來經濟增長速度能保持近10%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許多城市在競相發展自己。故此，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充分競爭是城市發展的動力，只要處理得當，競爭同樣可使城市得到“雙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