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10年，重慶這個深處中國內陸、最晚才發展的直轄市就展現出了全新的風貌。沐華平是重慶產業結構調整的推手之一，熟稔信息與軟件的他，正帶領著他的團隊，在實踐著重慶打造信息產業為第一支柱產業的戰略計劃。
曾經的重慶就是貧窮大西部的縮影。從1997年被定為直轄市后，重慶就一直是4個直轄市中最辛苦的：3000萬人口中有三分之一是農民，市區內的41個縣區中有17個被中央列為貧困縣，它還擔負遷徙三峽上游百萬移民的重任。
作為曾經的大后方，重慶有豐富的重工業制造經驗，也有輻射西南與西北區域的地理優勢，但有一段時間，重慶始終沒有突破點。
就在這幾年，重慶似乎找到了方法。2009年重慶市GDP達6527億元，同比增長14.9%，增速連續三年位居全國前三。2010年前三季度，全市GDP增速更是達到17.1%。
重慶正在重新定位，而重慶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是重慶產業結構調整的推手之一。熟稔信息產業與軟件的重慶經信委主任沐華平，正帶領著他的團隊，在實踐著重慶打造信息產業為第一支柱產業的戰略計劃。
沐華平畢業于清華大學，在世界銀行工作過，還做過哈佛大學的訪問學者。2000年后他來到重慶，今年7月他正式擔任重慶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主任。如何重新定位、創新思維去改造重慶，沐華平帶隊的重慶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宏觀思考重慶的戰略布局，值得許多決策者借鑒。
新定位：
多樣性產業
《中國經濟和信息化》：你在重慶工作了整十年，你怎么評價你這十年和重慶這十年？
沐華平：以前重慶是一個以汽車、摩托車聞名的城市，重慶的汽車在全國排第二位，摩托車在全球排第一位。這樣的產業結構從長期發展來看，需要進一步改善。如果一個城市的產業結構過于單一，將不可避免地出現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問題，所以要把產業的單一性變為多樣性。多樣性的產業結構對城市功能的發揮有重要作用。全球的任何一個中心城市都需要一個多樣性的產業結構。
另外，對于信息產業來講，要使它變成第一支柱性產業，中心城市的新興產業有可能使城市的一些品質發生變化。信息產業又是一個2.5產業（即生產性服務業，介于第二產業、第三產業之間），對傳統工業有促進提升的作用。
2008年時，惠普也正在找一個地方擴大他們的產能，而沿海地區勞動力成本和土地價格日益走高。當時我們跟惠普接觸，他們認為重慶的物流成本高，提出要我們補貼。我們就把這個一頭在內一頭在外的模式拋出來——重慶地處中國的地理中心，產品出項物流成本低，配送效率高。這就是我們當初游說惠普的過程。
后來重慶又考慮到整個產業的發展要做大，必須產生集群效應。于是，我們引進代工商后，又繼續引進了世界第二品牌宏。今年，重慶的工業產值將突破1萬億元，信息產業將達到1500億元，占工業產值的15%。到2015年這個比重要達到40%，信息產業將成為重慶的第一支柱產業。
新機遇：
重大產業轉移
《中國經濟和信息化》：富士康、宏碁、惠普的生產制造原來都是在沿海一帶，現在都出現了西進的趨勢。西部開發了很多年，為什么在2010年這個時間點上突然產生了一個小高潮？你怎么理解？
沐華平：其實這波西進的熱潮，就是來源于惠普和重慶聯手的帶動。這個合作推動了產業的大轉移。
金融危機之后，沿海地區的產業轉移成了趨勢，重慶有自己獨特的地理優勢，加上相對較低的物流成本，IT企業到重慶設立制造基地，可以將廣闊的消費市場和較低的物流成本結合起來。
《中國經濟和信息化》：除了筆記本電腦，其他好多產品、產業也都有西進的趨勢，重慶將有哪些機遇？
沐華平：重慶的機遇就是沿海地區的挑戰，內地的機遇也是沿海地區的挑戰。沿海地區現在的挑戰就是人力資源比較緊張，人工、住房價格很高，農民工沒有家，大部分勞動力像候鳥一樣，有活就過去，沒活就遷回來，這對他們來講是非常大的挑戰。
物流的發展使得內地的優勢逐漸凸現出來。第一，電子產品的物流成本占整個成本的比例非常低；第二，內地市場對消費品有龐大的需求。重慶適時提出發展信息產業，正是抓住了加快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牛鼻子”。
《中國經濟和信息化》：外界認為，在項目的招商方面，重慶和成都“西部雙核心”存在著競爭，兩者在區位上、政策上有些趨同。你怎么評價這種正面戰場的碰撞？
沐華平：重慶有自己的產業定位。重慶要是往國際大都市這個方向去發展，向全球的制造基地去發展，所以我們是站在一個世界平臺上去分配資源的，不會去跟某個城市比。你知道，在中西部地區，就只有一個直轄市。
重慶工作團隊思考的是如何在全球市場上做出自己的取舍，因此，不會跟內地的其他城市去拼政策、拼資源，這毫無意義。我們做的很多大的項目是內地甚至沿海地區都沒有做過的。
兩年前，我們就開始引進惠普電腦這個全球品牌，當時其他城市連想也不敢想，現在，別人當然可以學我們，但是我們又會進一步做其他事情。
一個城市，如果有一個非常創新的理念，一個非常獨到的運作模式，它就不怕被模仿。因此，我們不大擔心別的城市與我們競爭。
《中國經濟和信息化》：宏碁落戶重慶也是一波三折，它主要看上了重慶的什么？
沐華平：我認為，一個重大項目的引進，關鍵是團隊，人的因素最重要。很多時候，一些落戶重慶的企業會感覺重慶給的優惠條件不如別的城市，但是他們認為，重慶的團隊比別人強得多。這是企業非常看重的因素，比金錢更重要。 
新思路：
政府的導入作用
《中國經濟和信息化》：關于你個人的風格，媒體評價你是比較強勢的、強硬的，尤其是在項目的爭取上，甚至不避諱在公開場合里批評一下競爭對手。
沐華平：歡迎媒體的批評和評論，每個人都有性格，都應該有進取心。性格能成就事業，也能毀壞事業。我希望自己能夠揚長避短，不斷修正自己，對社會有更多的貢獻。我常說一句話：一個人，如果因為你的存在，他人會更加幸福。那么這個人就有社會價值。所以，我人生的目標就是做一個對社會有價值的人。至于你所說的批評之類，其實，批評與自我批評本身就是我黨民主的一種武器，只要是善意的批評，動機是純的，是有事實根據的，是幫助對方改正的。這種批評就是需要的。當然，我也歡迎別人批評和監督我。
《中國經濟和信息化》：外界評價你比較強勢，重慶市經信委在項目爭取上向來都是非常強勢的。有個細節向你求證下：聽說在兩江新區的一個和鋰電池相關的項目談判過程中，對于對方的一些要求，重慶經信委說給我15分鐘，然后去了旁邊的辦公室15分鐘，之后就拍板定下，可見你們的效率是很高的，確實表現出了強勢。你對外界對你、對重慶市經信委的評價是怎么理解的？
沐華平：談判有各種各樣的方式。爭取項目本身就是一個雙贏的事情。重慶需要你，同時也是給你發財的機會。對于客商，我們從來都是抱著一個平等的姿態與他們交流，比如引進惠普的時候，我們會講，到這里來，有利于你提高市場份額，對我們來講，你進來以后，就會形成產業鏈，這對雙方都有好處，對于其他廠商，我們會講，惠普的到來可以給你們提供訂單，給你創造爭取訂單的機會。
重慶的招商引資從來不會靠優惠政策取勝，不會用零地價來吸引企業。我們認為，談判最重要的是要站在互惠的基礎上，通過合理合法的方式來說服對方，根據目前你所客觀需要的來談，來解決你我之間這個差距。對于某些方面的客觀差距我們會盡量彌補，但是不會通過“大出血”的方式拼搶項目。一個成熟的政府，應該為城市以后的長期發展留出充分的法理依據。
別人給你什么政策我們也給你什么政策，我們從來不靠這種辦法招商。最重要的還是靠專業性說理來說服對方。如果以很低的價格拿到某個項目，客戶可能會害怕的，他們會認為你們是拿政府的財政來做的項目，他們會考慮你們的承諾能不能兌現。如果一個跨國公司完全是靠優惠政策來發展擴張的話，這個公司也很危險，我們也是不敢要的。至于你說的案例，我沒有經歷，無從證實。
《中國經濟和信息化》：在調結構的過程中，政府和市場這兩個主體怎么平衡？誰應該占主導地位？
沐華平：理論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但是在信息不充分、市場機制發揮不了作用的時候，如在產業發展初期，政府就必須出手。
政府出手的好處是看準了方向以后動作很快，市場機制則需要孕育，有一個過程。在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培育上，政府早期必須出手；在大項目的引進上，需要政府政策的支持，單靠市場機制是不行的。所以說在產業培育的初期，各方面資源還沒有配置到一定程度的時候，政府應該發揮導入作用。但當其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市場應該起主導作用，政府就不應該去干預了。
《中國經濟和信息化》：重慶經信委在兩江新區的整體布局和招商工作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重慶市經信委和兩江新區管委會關系如何？誰在主導這個事情？
沐華平：兩江新區是中國第三個副省級開發區，一般來講，招商引資應該主要是園區的事情。但是對西部來講，政府的行政部門要擔非常重的擔子，一個開發區在剛開始不成熟的情況下，包括基礎設施在內的各方面的工作需要政府來協調。開發區建設的初期，政府部門責任比較重。從長遠來看，開發區的招商引資等各方面的機制應該建立起來。現在來說，是政府部門和管委會在共同管理招商引資工作。這就是說，如果兩江新區的項目落得少，政府部門也是有責任的。在決策方面，在初期和后期會有不同，初期，政府部門在第一線的時候會多一些，長久來看，還是要靠開發區去做。
《中國經濟和信息化》：重慶現在有三個產業園區，外資的比重是多少？
沐華平：在重慶來講，我們特別注重平衡發展本土企業和外來企業，外來企業和本土企業是重慶發展的兩個重要的企業群體。如果單純地靠發展本土企業，難以實現產業的快速的、集聚的、規模的發展，但是如果僅僅依靠外面的企業，也難以生根，所以我們提出來本土企業和外地企業要同時推進，對外來企業，我們注重引進一些跨國公司、大型的龍頭公司，比如說印度的塔塔、重慶現有的外來企業NTP以及其他的一些國內企業的著名軟件機構，比如說中國軟件所在重慶開設了分支機構，作為我們軟件服務外包的重要骨干力量。所以在這個比例當中，我們在思考外來企業在軟件服務外包總量中的比重，將來差不多60%，本土企業會有40%。所以，今后非常重要的任務是要大規模的引進外來企業到重慶發展。
新問題：
兩化融合是體制問題
《中國經濟和信息化》：你有豐富的信息化領域的工作經驗。很多人認為，工業化和信息化的融合還沒找到最好的感覺，你認為，兩化融合如何破題？
沐華平：我的看法是，之所以一些城市沒找到感覺，是因為方法論不對。兩化融合最重要的問題是體制問題而不是其他，它應該在CFO和總經理的層面上去解決。如果企業內部把信息化看作是成本中心而不是利潤中心，兩化就融合不了。因此，應該把企業內部信息化的東西分離出去。
融合的前提是分離。對兩化融合狀況的考核，不是首席技術官，而是首席財務官、企業總經理。下一階段在這一方面，重慶會做進一步探索。 
《中國經濟和信息化》：重慶是國家級兩化融合試點城市之一，重慶拿到這個牌子之后做了哪些事情？
沐華平：一個是在為融合之前的分離作準備，再一個就是拓展移動電子商務和物聯網。前不久，重慶剛剛啟動了全球最大的物聯網系統項目，投資50億元，由中國電子科技集團總承包。在移動電子商務方面重慶是走在全國最前列的，比如電子錢包、移動支付。重慶在物流信息化方面，在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的合作方面也做了些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