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定GDP年度增長率上限目標，可以為我們判斷經濟過熱或過冷提供參照標準，使宏觀經濟政策能真正發揮 “反周期”的調控作用，最終也可以防止中國經濟的大起大落。
中國經濟的大起大落，歷來是一個叫人頭疼的大難題。在筆者看來，我國從未設定過GDP年增長率的上限目標，使得GDP年度增長率的原定目標屢屢被突破，這是引發中國經濟大起大落的基本原因之一。為此，我們應當設定一個GDP年增長率上限目標。
為什么這樣說呢？這是因為，為了促進我國經濟的平穩較快增長，我們通常每年都會設定一個GDP年度增長率目標。近年來，我國年初設定的GDP年增長率目標均為8%，但并沒有設定一個GDP年增長率的上限目標。
在一個崇尚“GDP增長目標”作為政績考核標準的環境下，不設定GDP年增長率上限目標，很容易造成各級地方政府過度追求經濟增長，進而造成經濟過熱的政策導向，并形成強烈的投資沖動，結果是導致近年來我國實際GDP年增長率常常突破最初設定的8%目標范圍，甚至超過9%或更高目標。
從理論上講，一國的GDP增長率并非越高越好，因為GDP的增長速度受到一國資源的約束。如果GDP增長率超過了資源允許的范圍，就會出現經濟過熱和價格水平的急劇上升，結果只能是滋生產能過剩，經濟也必然會因大起而出現大落。宏觀經濟走勢的這種劇烈波動，反而會導致長期的平均GDP增長率出現下降。
例如，我國GDP年增長率自2002年起突破了9%后，在2007年達到了13%，遠遠超出了政府設定的8%目標，這表明當時經濟已處于極度過熱的狀態。以此觀察，自2008年起我國經濟之所以會出現快速回落，雖然部分影響可歸因于國際金融危機，但部分影響則是由我國自身周期性的產能過剩所致。
通常，我們會采取宏觀調控措施來防止經濟的過度波動。但是，宏觀經濟調控措施從實施到產生效果，存在著一個所謂的政策“時滯”現象。這表明，宏觀調控政策應當起到“反周期”的效果或作用。也就是說，當經濟剛剛出現過熱時，我們需要采取緊縮性政策以防止經濟的繼續過熱；反之，當經濟出現了回落跡象時，我們應當迅速采取擴張性政策來抵御經濟下滑。
從實際情況來看，為了實現較高的GDP增長目標，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及促進就業，中國往往偏好于低利率政策，這導致實際利率經常為負值。這種偏松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導致我國經濟屢屢出現過熱的成因之一。
現在的問題是，盡管實際的GDP年增長率已超過9%（突破了最初設定的8%），經濟實際上已出現過熱跡象，但我們還是不愿或不敢采取緊縮性政策，非要等到經濟真的嚴重過熱了，才被迫采取“雙防”政策，實施更為嚴厲的緊縮性宏觀調控措施。由于宏觀調控政策存在著“時滯”，這種做法加劇了宏觀經濟的波動，非但沒能及時抑制經濟過熱，在經濟運行高位時實施過于嚴厲的緊縮性政策，反而促使經濟的急劇下滑。隨著緊縮性政策在半年后開始顯效，前期經濟過熱時期所形成的產能過剩得到釋放，進一步加劇了經濟的急劇下滑。
例如，自2007年第四季度我國GDP增長率已開始回落，但在2008年上半年我國經濟已經出現回落時，我們仍然在實施帶有緊縮特征的“一保一控”的宏觀調控政策。從這個角度分析，此前我國經濟的大幅回落，可能與前一時期實施的緊縮性政策開始顯效不無關系。
由此看來，我國宏觀調控政策應當起到的反周期作用并不顯著，反而是表現為很強的“順周期”特性：在經濟上升時助長GDP上漲，在經濟下滑時卻加劇GDP下滑。盡管此次應對金融危機我們采取了“反周期”的宏觀經濟政策并取得了顯著成效，但這只是一種被動的選擇。
有鑒于此，為了防止我國經濟的大起大落，筆者建議，根據相關研究認為目前我國資源允許的GDP年增長率應該在10%以下，我們應當設定10%為我國GDP增長率的上限目標。一旦GDP增長率超過9%，我們應實施偏緊的宏觀調控政策；當GDP增長率超過10%，我們應當實施更為嚴厲的緊縮性政策，以防止GDP增長率超過11%甚至更高的經濟過熱現象。從表面上看，雖然緊縮性政策會犧牲GDP增長，但實際上卻能使我們維持GDP的長期穩定增長，避免經濟的大起大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