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
已近弱冠之年的中國資本市場，在爭議和質疑中頑強生長，成為近20年里中國最受關注的新興經濟現象。
從對股市姓“資”姓“社”的意識形態爭論到發揮資源配置作用的“工具觀”，從“賭場論”和“推倒重來”到現在擁有1.33億個A股賬戶、1627家上市公司、108家證券公司及61家基金管理公司，從主板、中小板再到創業板及討論中的國際板，中國資本市場的廣度及深度皆已今非昔比。
作為強制性制度變遷的產物，中國資本市場天生具有逆向生長特征。后發優勢使我們能充分享受學習效應帶來的收益，理性建構則節省了市場建設成本。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正在形成自己特有的范式。
資本市場已成現代經濟體的核心，成為一國綜合國力及核心競爭力的重要衡量指標。中國經濟的成長和社會的進步必將催生更加繁榮的資本市場，而一個繁榮的資本市場也將反過來推動中國前行。
“什么是市場化改革？實際上就是釋放生產力。”中國證監會研究中心主任祁斌說，我國資本市場發展過程就是一個逐步市場化的過程。
的確，證券市場的每次重大發展，都伴隨著新一輪制度變革。從1990年代“十二道金牌”的治市，到2001年史美倫“三公原則”提出，從2005年股權分置改革實現股市全流通，到2009年新股發行體制改革，歷任監管者正努力朝著市場化的方向前進。
而股市起起伏伏的K線，正像改革者艱難而堅定的呼吸。
證監會主席尚福林指出，證券市場要完善基礎性制度建設，形成市場約束機制，完善內在穩定機制，市場各方歸位盡責，從而達到市場化的終極目標。
政策市淵藪：12道“金牌”治市
中國資本市場“新興+轉軌”的特色決定了其受政策影響巨大，而對政策市的記憶，不能不提到1996年的12道“金牌”治市。
1996年4月到12月，上證綜指上漲了124％，深成指上漲了346％，漲幅達5倍以上的股票超過百只。當時管理層認為，股市的暴漲威脅到了資本市場的健康和金融體系的安全。
從當年10月起，管理層開始出臺系列“強勒牛頭”的政策，大致有：《關于規范上市公司行為若干問題的通知》、《證券交易所管理辦法》、《關于堅決制止股票發行中透支行為的通知》等。
當年，12月16日，《人民日報》刊登了特約評論員文章《正確認識當前股票市場》，指出股市過度投機明顯，暴漲是非理性的，同時，當日開始實施漲跌停板制度和T+1交割制度，在此制度下，股市出現了股指連續兩天跌停，第三天仍跳空大幅低開，股票幾乎全線跌停。
“實際上那一輪上漲是有基礎的，在1996年初之前，中國股市已經是走熊三年，許多股票已跌到極點，在技術上也存在上漲的必然。”一位自稱“骨灰級散戶”的投資者對本報記者說。
“雖然短期內股市降溫，但那波行情的上升趨勢并沒有發生改變，幾天內消化了利空因素之后，指數還是回到了原來的上升通道，接著又漲了近30%。”前述投資者說。
正是這載入證券史冊的12道“金牌”鑄就了中國資本市場至今仍難揮去的“政策市”形象。
史美倫：三公原則
盡管戴著“政策市”的帽子，但新興市場的特性，使國內證券市場不可避免地需要管理層政策來主導。
震撼性的變革在2001年，首位境外人士“鐵娘子”史美倫出任中國證監會副主席，刮起了“監管風暴”，其首次提出的“公平、公正、公開”的三公原則成為了證券市場系列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則和目標。
史美倫認為：公平、公正，主要是指執法。法律有很多，要公平對待所有人；公開，指的是透明度高，盡量把消息公布給大家。前三者缺少一個，就做不到公信。公信的重要性就是讓投資者對監管有信心，也對整個市場有信心。
在史美倫上任后的9個月中，中國證監會密集出臺了40多個法規條例和處罰決定，有80多家上市公司和10多家中介機構受到公開譴責、行政處罰，甚至立案偵查，初步建立了國內的監管法規架構。
期間，更是被曝出億安科技案、中科創業案、博時基金案、銀廣夏案及三九集團事件等震驚證券市場的大案，先后被調查和公布。
在其三年任期中，設立中小企業板、B股對內開放、A股增發、QFII、基金擴容、獨立董事、公司治理結構、保薦人制度等等，都在備受爭議中艱難推進。
然而與加強監管相對應的，則是股指在2001年見頂2245點之后，開始一路下泄，導致三年漫漫熊途。史美倫的“只有監管”理念受到更多人的質疑。
她曾感慨：“作為一個市場監管者，最難的是牛市時大家會說你過分監管，而在熊市時又覺得你監管不夠。”
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史美倫說，說加強監管就是打擊股市，對此我絕不認同。在所有市場上，監管者要做的就是監管，這是他們的任務。只要查處違規違法的行為，就沒有什么不對或不應該，這是一個市場健康發展所必需的前提。
史2004年離任，熊市仍在繼續，“三公原則”從此成為中國證券市場制度建設的最高原則。
股改：一場根本性變革
另一場革命性的變革——股權分置改革，已在悄然醞釀。 
“股權分置改革不是萬能的，但不進行股權分置改革卻是萬萬不能的。”2005以后，這已是市場的共識。
“于是發動股改攻堅戰，當時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就是要消除股份劃分為可流通和不可流通的制度性障礙，為資本市場下一步的發展奠定好的基本制度。這個過程不應該忘記。”一位參與了股權分置改革過程的管理層人士說。
實際上，對資本市場動大手術，對既定的利益格局重新劃分，涉及到各個利益集團的利益，其壓力與阻力可想而知。 
“當時根據‘統一組織，分散決策’的原則，做了一個制度安排，就是為了使非流通股份能夠獲得流通權。”上述管理層人士說。
具體做法是，非流通股股東與流通股股東之間采取對價方式平衡相互利益，非流通股股東向流通股股東讓渡一部分股份。其中，對價的確定既沒有行政指令，也沒有統一的標準，而是由上市公司相關股東在平等協商、誠信互諒、自主決策的基礎上采取市場化的方式確定。
上述管理層人士說，“兩家同意后一起投票，流通股東接受對價，非流通股東持有的股份獲得流通權，這是當時兩個當事人協商的結果，是一種契約。”
股權分置改革的順利推進使國有股、法人股、流通股利益分置、價格分置的問題不復存在，各類股東均具有上市流通權和股價收益權，各類股票按統一市場機制定價，二級市場價格開始真實反映公司價值，并成為各類股東共同的利益基礎。
“股權分置改革是中國資本市場完善市場基礎制度和運行機制的重要變革，也是前所未有的重大創新。其意義不僅在于解決了歷史問題，還在于為資本市場其他各項改革和制度創新提供了經驗、創造了條件。”一位資深市場人士說。
終極目標：全面市場化
雖然股權分置改革造就了牛市，但管理層也認識到：雖然經過了一系列改革和整頓，市場出現了轉折，但市場仍然處于新興加轉軌時期，體制性、機制性和結構性矛盾依然突出。
“必須在穩定市場內在機制和調節機制上，建立市場運行的自我調節機制上狠下功夫，一方面強化市場基礎性制度建設，維護三公秩序。著力解決影響市場發展的結構性矛盾和體制機制性問題。”中國證監會主席尚福林在內部工作會議上說。
尚的判斷再一次證明了他的睿智：2007年10月上證指數在創出6124.04點新高后，適逢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國際經濟金融形勢逐漸動蕩，國內經濟形勢也出現變化，股指開始逆轉性向下，直至2008年9月18日的1802點。
于是，“股改下半場危機”、“股改失敗論”等指責與質疑再次向管理層襲來。
此時，中國證監會主席尚福林提出了“堅持遠近結合，繼續強化基礎性制度建設”的發展思路。
在他看來，當前繼續加強市場基礎性制度建設仍然是主要任務。同時要根據問題的表現性質、根源等因素區分當前問題和長遠問題，堅持遠近結合，統籌兼顧的原則，分別采取有針對性的政策措施。
“解決當前問題要注意為長遠發展夯實基礎，解決長遠問題要注意對當前市場的影響，要有前瞻性和預見性，只要方向正確就要堅持不能因眼前的困難而動搖，注重保持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始終堅持這樣的思路，資本市場穩定發展的基礎才會更加穩固。”尚說。
在此思路下，廣為市場詬病的大小非問題正在被解決，完善大宗交易平臺，推出可交換債，進行二次發售機制的探討等等。
與此同時，證監會開始系統修訂在股權分置時期制訂的各項制度，以適應全流通環境下的市場。
其中最為關注新股發行體制改革的分步實施，“促進新股定價進一步市場化，培育市場約束機制，推動發行人、投資人、承銷商等市場主體歸位盡責，重視中小投資人的參與意愿”。
“要更加注重完善市場內在穩定機制，堅持依法治市。”尚福林正在用系統性“治市”來達到“市場化救市”的終極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