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9月13日宣布對原產于美國的部分進口汽車產品和肉雞產品啟動反傾銷和反補貼程序。而就在此前兩天的9月11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就對華輪胎特保案作出了不利于中國的決定，決定對從中國進口的所有小轎車和輕型卡車輪胎實施為期3年的特保措施。有觀點認為，中國“雙反”的這兩類產品進口額約20億美元，與中國輪胎對美出口額大體相當，這項舉動實際上是對美國的貿易報復措施。那么，在國際貿易爭端中，應當如何定位和選擇貿易報復措施呢？ 
　　
貿易報復是減少爭端的必要工具 
　　
首先必須確認的是，我國應將貿易報復措施納入貿易武庫之中。實施貿易報復等反制措施的目的是要遏制貿易伙伴的保護主義傾向，從而為國際貿易創造更平穩、更可預期的環境。正如維護和平需要有打擊對方的能力作為保障一樣，貿易報復也是減少貿易爭端、為國際經貿創造平穩環境必不可少的工具。雖然訴諸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在理論上也是一種可供選擇的反制措施，在此次輪胎特保案中我國也有充分的信心勝訴，但世貿組織爭端解決程序曠日持久，因而對貿易保護主義者的威懾不足。 
　　
從既往歷史看，中國這個數一數二的貿易大國，是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最大的受害者，同時也是名列前茅的貿易報復小國，很少實施貿易報復或其他反制措施。以中美經貿為例，1972年《上海公報》恢復中美貿易關系后不久，美國就開始對中國商品施加各類限制措施。 
　　
1980年以來，幾乎年年美國都要制造多起對華貿易爭端，但中國迄今只在1983年實施過一次貿易報復。1983年1月開始，美國單方面限制進口中國紡織品，中國則宣布以不購買美國棉花、大豆、合成纖維和減少谷物購買量。 
　　
假如貿易伙伴國內保護主義勢力挑起對華貿易爭端，損害中國利益，他們自己卻不用因此付出一點代價，那么在貿易伙伴國內肯定是保護主義勢力更能吸引公眾跟從。由于中國在對外貿易爭端中極少采取報復措施，已有不止一個國家的保護主義勢力在主張對華貿易保護時提出這樣的理由：“既然我們限制進口中國商品，中國從我們的進口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那么我們為什么不限制中國商品？”假如讓貿易伙伴國內公眾看到兩敗俱傷的現實風險，上述保護主義勢力在貿易伙伴國內的鼓動能力就將大大削弱。在以前的韓國限制中國大蒜、大蔥案中，正是因為中國宣布了限制進口韓國手機等商品的貿易報復清單，雙方才得以迅速達成妥協。 
　　
為提高效率起見，其他條件相同，我國貿易報復的對象應當優先選擇美國等對國際經貿規則影響力大的國家，從而對其他貿易伙伴國內蠢蠢欲動的保護主義勢力構成足夠警誡。 
　　
兩大因素推動輪胎特保案反擊實施 
　　
從輪胎特保到6月份的10天內便對中國鋼鐵產品連續發起3項“雙反”調查，再到對中國紡織品磨刀霍霍，充分顯示我國遏制美國保護主義勢力的緊迫性。而不少其他國家也在醞釀對華貿易限制，也進一步提高了我國警誡各國保護主義勢力的必要性。美國對華輪胎特保措施的理由完全站不住腳，甚至此舉名義上要保護的對象———美國輪胎產業也一邊倒地持反對態度。而美國對汽車產品和禽肉出口的補貼證據世人眾所周知，因此選擇輪胎特保案作為突破口是適當的。而中國對輪胎特保案反擊的實施，又受到以下兩大因素的強化： 
　　
首先是中國需要向國內外投資者顯示保護中國境內制造商合法權益的決心和能力。只有這樣，正考慮向中國轉移生產能力，特別是先進制造業生產能力的投資者才會下定決心，中國才能抓住經濟危機推動先進制造業生產向中國轉移的機遇。 
　　
其次，我國需要在奧巴馬執政初期及早遏制其潛在貿易保護主義傾向。西方代議制民主政體本身，就更容易使貿易保護主義勢力取得與其實際經濟實力份額不相稱的政治能量。美國憲法將對外貿易政策決策權授予國會，這種體制使得美國那些主張貿易保護主義或貿易問題政治化的利益集團，比行政主導的國家更容易左右國家貿易政策走向，加上超級大國的地位更刺激美國貿易保護主義道德風險的惡性膨脹。 
　　
而且，在美國一屆政府的執政不同時期對貿易保護主義勢力的需求程度不一樣，奧巴馬在未來的保護主義沖動可能增強。由于奧巴馬與公眾的“蜜月期”尚未完全結束，所以近期無需太過依賴貿易保護主義勢力的政治支持。但是，隨著政治支持流失到一定程度，其尋求貿易保護主義勢力支持的內在沖動就會大大增強。如果在現階段就訴諸保護主義措施而不用付出任何代價，對于他的潛在保護主義傾向將構成的激勵可想而知。 
　　
貿易報復通常奉行等額原則 
　　
在實踐中，貿易報復通常奉行等額原則，如此次中國“雙反”的美國汽車、肉雞兩類產品進口額約20億美元，與中國產輪胎對美出口額大體相當，但這項原則有進一步討論分析的余地。貿易報復的關鍵，在于令對方感到損害令其得不償失。對于發達國家而言，損害主要體現在就業方面，如果當事雙方經濟發展水平相當，報復額與受影響出口額相等，對兩國就業的影響大致相當。如果當事雙方經濟發展水平相差較大，報復額與受影響出口額相等，較發達國家就業所受影響就要小得多，對其警誡效果相應也就小很多。所以，如果貿易摩擦受害國要更好地發揮警誡作用，根據讓挑起爭端國家受影響就業人數相等的原則，選擇制定報復清單的效果將更好。 
　　
貿易報復措施有狹義和廣義之分，前者指進出口貿易領域的措施，后者則包括金融、財政等其他領域的措施。在此次特保案中，迄今中國采取的還僅僅是局限于貿易領域的狹義貿易報復措施。實際上，在金融等其他領域的廣義貿易報復措施，也在可供中國選擇的范圍之內。畢竟，在這場危機中，其他國家有求于中國之處甚多。 
　　
盡管如此，從已采取的措施來看，中國政府力圖向外界表明自己依法行事的意愿。而且希望將爭端控制在一定限度以內，因為政府官方聲明并沒有采用“貿易報復”的名義。而且，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等相關程序，也可以給對方創造進一步冷靜思考、采取理性措施解決問題的機會。如果中國正式就此訴諸世貿組織，按照爭端解決機制的步驟，第一階段就是磋商，即使成立專家小組之后，也可以在任何時候開始斡旋、調解和調停。在當前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更是希望相關國家能夠清醒地認識到挑起對華貿易爭端可能對自己造成的損害，采取理性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