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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中國國流通產業60年

2009-8-22 1:15:00 來源:網絡 編輯:56885 關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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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60年我國流通業成就回顧
新中國建立60年來,我國大體經歷了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計劃經濟的近30年,以及改革開放30年,60年來經歷了10個階段:
一、社會主義流通初步探索的前30年
1.1949-1956年——多種經濟成份的商業并存時期。即新中國建立以后,我國沒收官僚買辦的資本的基礎上建立了國有商業,扶持和壯大新中國建立前已有的供銷合作社商業,對私有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形成了5種經濟成份并存的商業結構:(1)全民所有制商業;(2)集體所有制商業;(3)個體所有制商業;(4)民族資本主義商業;(5)國家資本主義商業。
2.1956-1957年——4種經濟成份商業并存時期。即:(1)全民所有制商業——主導地位;(2)供銷合作社商業——國營商業的助手,在農村市場居主導地位;(3)城鎮合作商店與其他合作商業,公私合營商業逐漸成為國營商業;(4)個體私營商業——起補充作用。
3.1958-1960年——供銷合作社商業由集體所有制改變為全民所有制,個體私營商業也“跑步”進入社會主義,形成單一國家所有制商業,在當時的政治經濟背景條件下,一度關閉了農村集市貿易。這一時期商業結構超越了當時生產力發展水平,從而阻礙了商貿流通業的正常發育。
4.1961-1965年——在經濟調整中又重新恢復了“主體——助手——補充”的商業所有制結構:全民所有制商業為主體,集體商業為助手,個體私營所有制商業為補充的結構,同時開放了集貿市場,這促進了當時流通業的發展。
5.1966-1976年——“十年文革”期的商業所有制結構,這一時期將三種所有制并存的結構變為單一所有制商業結構,再次關閉了集貿市場。
二、社會主義現代流通改革開放30年
改革開放30年來,從嚴格的國有體制到多種所有制并存,從單一的百貨業態到諸多業態百花齊放,從“三級批發、三個固定”的日用工業品批發體系到“三多一少”流通體系,從統購派購到國家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30年,中國流通業跌宕多姿、精彩紛呈,其體制、商品、商人、業態、市場、渠道、觀念的變化都讓世界為之驚嘆。30年來,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我國已經成為世界上開放程度最大的國家之一,甚至比鄰國的日本和韓國開放程度都要大。在流通領域,一個改革的過程,一個開放的過程,建立起我國社會主義流通體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致經歷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三個階段,流通體制改革大致可以分為五個階段。
(1)改革的起步階段(1978-1984年)
這一階段商品流通改革的重點是放開部分農副產品市場和對原國有商業企業進行擴權讓利。具體而言,包括國有商業企業內部經營機制和所有制改革,非公有制商業企業的發展,調整和改革部分農副產品、日用工業品和生產資料流通體制和價格體系,改變了國有獨家經商和渠道單一的狀況,初步形成了多種經濟成份、多條流通渠道、多種經營方式并存的局面。
(2)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階段(1985-1991年)
在“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政策和相關理論研究指引下,這一時期的商品流通體制改革在商業管理體制、企業內部體制、批發體制等方面繼續向前推進,正式形成了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制。
(3)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階段(1992-2000年)
1992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提出,標志著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經過1992-2000年的發展,商業經營主體更為多元化,商品流通渠道不斷多樣化,商業企業經營管理制度日益現代化、科學化,產品價格逐步市場化,同時出現了超級市場、便利店、貨倉式超市、專賣店、郵購、網上商店等新型商業業態。社會主義的商品市場體系初步框架基本建立,同時商品市場宏觀調控方面也進行了有益探索,基本上達到了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培育商品市場的目標。
(4)流通體制改革深化階段(2001-2004年)
2001年12月,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尤其是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之后,我國形成了國有、集體、個人及私營、外資多種所有制結構,大型百貨商店、超市、專業店、專賣店、便利店等多種業態,連鎖代理等多種經營方式共同發展的新型商業流通格局。這一階段的流通體制改革主要是圍繞著提升農村流通網絡和規范商品流通市場展開。
(5)流通業全面開放階段(2004年12月至今)
2004年12月11日,零售業全面對外開放至今,零售業發生了4個變化:(1)外資商業企業數量大增。(2)外資進入批發多以獨資為主,進入零售連鎖多以合資為主。(3)外資除了進入大賣場業態后,也相繼進入了百貨和專賣店等業態。(4)港澳臺等地區的中小企業大量涌入內地。由于外資帶來了先進的業態和經驗,對于零售業更多是一種積極的影響。
5年來,中外零售企業在各個方面都展開了激烈的競爭,外資爭先恐后地進入,內資加緊跑馬圈地。大型內外資企業之間幾乎不約而同地采用并購重組等資本手段迅速擴張,市場不斷整合,強強聯合的并購案例增多,并還將持續。諸多區域型零售企業獨霸一方,全國性商業連鎖集團也在擴張中不斷深耕細作,城市內商圈與商圈的競爭、店與店的貼身博弈現象共同存在,多寡頭現象漸顯。
同時,在企業經營主體競爭之外,隨著零售、批發的共同開放,我國的零售業態日益豐富,目前實際經營業態已經超過30多種;信用消費、信用交易、遠期交易等多種交易方式逐漸增多;商品種類大幅增加,文化附加值不斷提高;已經形成一個穩定、多樣化的商人群體;而且商業企業通過主板、香港以及境外上市,實現了與資本市場的成功對接;城鄉開放程度日益增加,市場的繁榮程度前所未有。
至今已經形成了新的競爭格局,雖然目前內外資之間,外資與外資之間、內資之間都存在競爭,但也應該形成一種認識,那就是內外資企業是一個相互競爭、合作的關系;在一個商圈內,應致力維護商圈的生態和諧,共同生存、相互聯系、共同發展。
在未來的發展中將會形成中外資共同發展的格局,但是在不同的業態,各自的優勢領域不同;而且內外資都不會滿足于現在的市場,競爭在所難免并會始終持續,不同的是這種競爭將更加透明、公平。
30年來,我國基本實現市場成為配置資源的主要手段,具體來說,截至2006年底,在商品零售環節,市場調節價的比重達到95.3%,而政府定價和政府指導價的比重只有4.7%。在農副產品收購環節,市場調節價的比重達到97.1%,而政府定價和政府指導價的比重只有2.9%。在生產資料銷售環節,市場調節價的比重達到92.1%,而政府定價和政府指導價的比重只有7.9%。
第二節 60年我國流通業基本經驗
一是前30年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格局。新中國建立后,我國采用了蘇維埃計劃經濟體制,在流通領域也采用了其計劃經濟的商業體制,這在當時短缺經濟時期發揮了重要作用。正如一個聯合國官員所說,“中國在有限資源的基礎上達到了最大限度的公平分配”。同時保護了社會主義制度的穩定。
二是后30年來在體制上探索了市場取向的改革方向。隨著我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計劃經濟體制越來越不適應生產力發展需要,對于一個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國家而言,要完成市場化的改革是無比困難的。但是,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流通領域成功完成了由計劃向市場體制的轉變。
三是20多年來在流通領域實現了全面對外開放。從1987年10月10日肯德基第一家在北京開業,到1990年10月8日麥當勞進入中國,到1992年對外開放零售業試點,到2001年進入世貿組織,到2004年全面開放流通領域,在這個過程中,我國流通業引入了新的理念、資金、技術、管理、業態,對促進我國在短短的30年發生深刻地變化起到巨大的推進作用。
四是運營機制上流通企業轉變運營機制。大中型流通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1984年7月25日,北京天橋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在證券市場上形成了特有的“流通板塊”,形成了一道亮麗的風景線。一大批中小型流通企業改、轉、租、賣、合資、上市,
五是堅持宏觀調控與市場機制相結合。在流通領域,建立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份并存的基本經濟制度,在流通領域建立了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形式并存在的分配制度。流通領域充分發揮了市場配置資源功能,允許多種經濟成份、多種經營形式、多種流通渠道、少環節的流通體系,同時也堅持了國家的宏觀調控與干預,形成一個保護競爭、反對壟斷的競爭環境,對主要商品進行監測,建立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商品儲備。
六是用現代科技改造傳統流通業。改革開放30年以來,我國流通業經營環境、物質技術設施、計算機與網絡技術的使用等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商流技術、物流技術、信息流技術、資金流技術、消費流技術等得到了普及和提高,流通現代化水平上了一個新的臺階。
七是重視農村市場網絡建設。改革開放30年以來,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從實踐來說,我國農產品物流體系建設有了較大的發展,初步形成了農產品物流的標準體系、信息體系、市場體系、通道體系、國家宏調體系。農產品物流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商務部“萬村千鄉”、“雙百市場”工程、農業部“百百萬萬”工程,質量檢驗檢疫總局“5520”工程,商務部“信福工程”,全國供銷合作總社的“新網工程”等促進了農產品物流的發展,工程很龐大,使農村流通體系建設得到了重視,也發生了一些變化。
第三節 60年我國流通業主要問題
一、過于強調計劃性與過于強調市場性
前30年過于強調計劃性,否認商品、市場、價值規律對經濟的作用,經濟活動不活躍;后30年過于強調市場性,零售領域的過度競爭導致社會資源的浪費,市場秩序混亂,產生了許多負面效應。
二、流通領域宏觀調控職能協同性較差
改革開放30年,我國流通行政管理部門在改革過程中不斷完善,初步形成了流通宏觀管理體系。但是,政府對流通宏觀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沒有到位,流通領域宏觀管理沒有形成一個核心的主導性的政府管理機構體系,當前,針對我國商品的多元化、多樣化、多層次,對各類農副產品、生產資料、日用工業品、以及藥品、文化用品等商品的管理過程中,商品流通宏觀管理的行政管理部門分別由商務部、國家發改委、農業部、藥監局、文化部、工商行政管理總局、質量監督管理總局、衛生局、交通部等不同的管理部門進行管理,依然存在政出多門,相互重疊,互相扯皮的問題,人們經常說,“10多個部門管不好一頭豬”,“10多個部門管不好一塊面包!”
三、流通領域條塊分割十分嚴重
改革開放30年,但是在國內貿易方面地區分割、部門分割仍然十分嚴重,地區分割表現為商品在不同的地區流通過程中受到限制,地區之間流動十分困難,城鄉市場兩極分化十分嚴重;部門分割表現為國家發改委管進出口配額、農業部管農產品、商務部管流通、文化部管圖書音像、藥監局管藥品、衛生部管食品等,條塊分割導致的地區之間、部門之間的磨擦系數較大。
四、工商關系沒有理順
工商關系存在許多矛盾,如零供關系惡化,生產與流通矛盾較多,流通業對國民經濟的作用還沒有充分發揮出來。當前零售業存在的“飛行加油模式”十分嚴重,即占用供應商的商品、收取進場費、延期付款、拖欠貨款。
五、流通組織結構不合理
一是流通企業規模相對較小且松散,我國流通企業的主體是中小流通企業,約占全國流通企業總數的90%以上,實現的銷售額約占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90%以上,并提供大量的就業,這是中國流通企業的特點,但是流通企業大型企業不多,且競爭力不強。
二是流通企業之間關聯性差,組織結構松散,我國許多流通企業在傳統體制下生存發展起來,具有“大而全”、“小而全”的特點,與現代化流通不相適應,如第三方、第四方物流配送相對滯后。
三是流通網點分布不合理,組織結構差異性較大。城市與鄉村流通網絡的不合理,使流通網點分布不合理,流通渠道不合理,流通環節不合理,流通成本較高,流通領域的損耗較大。
六、信息化程度較低
一是流通產業的信息水平較低,許多流通企業采取傳統的流通經營方式,現代流通科技采用較少,許多現代流通科技的成本太高,許多中小流通企業難以承受而被迫放棄。
二是信息化投入不足,許多中小流通企業人財物資源相對缺乏,而許多流通企業采用ERP成本較高,又希望“小而全”,使有限資源更顯得不足。
三是網絡營銷不充分,許多中小流通企業電子商務基礎薄弱,又缺乏網上交易的理念、科技、管理、人才等,采用傳統營銷方式受到限制。
七、經營方式落后和觀念落后
許多流通企業主要采取低價競爭策略,許多先進的經營方式沒有采用。許多流通企業缺乏以顧客為中心、參與市場競爭、注重企業形象等經營理念,而這洽洽是21世紀市場競爭最需要的。
八、國際化程度較低
流通企業應按市場經濟規律走出去,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在內外貿行政管理機構合并后,許多國內貿易企業還沒有充分利用外貿企業的國際銷售渠道優勢,參與市場競爭。
九、在加快經濟運轉方面的作用沒有充分發揮
我國流通企業資金周轉率較發達國家相比差距較大,據資料表明,2003年我國大型流通企業流動資金周轉速度僅為2.3次,而發達國家流通企業資金周轉速度達到20次以上。
十、農村流通主體缺位
所謂農村流通主體缺位,是指在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農村經濟組織的家庭化、分散化、小型化,導致2.4億家農戶分散生產和經營,農村流通組織化程度較低,農村生產的逐漸規模化、商品化、專業化、市場化趨勢過程中的農村流通主體缺位,許多農戶參與產品流通的市場組織化程度較低,“龍頭企業+農戶”、“龍頭企業+專業合作社+農戶”、“公司+經紀人+農戶”、“龍頭企業+基地+農戶”等多種形式的流通組織化過程中,農民居于弱勢地位,利益不能夠得到保障,甚至出現龍頭企業欺負農民的現象經常發生。新中國建立以前,我國在根據地時期就已建立起來的供銷合作社體系趨于完全瓦解,直到改革過程中又重新建設新的合作經濟,然而真正復活還需要較長的時間。
十一、流通領域的過度競爭十分嚴重
目前中國是世界上競爭最激烈的國家,流通領域又是中國競爭最激烈的領域,在流通領域過度競爭十分嚴重,存在重復建設、趨同投資現象,而導致商業同業損害十分嚴重,導致一些地方出現“競爭流血現象”,如南昌天虹商場2007年“11.4惡性殺人事件”等,嚴重影響了正常的競爭秩序,在競爭過程中不講規則,不規范的價格競爭十分嚴重。
十二、流通領域布局與規劃滯后
流通領域布局與規劃滯后,導致許多商業網點出現過度“空間不均衡”、重復建設趨同投資問題更趨嚴重,在一些城市中央商業區出現過度的競爭和混戰,導致社會資源浪費十分嚴重,鄭州二七廣場“商戰”、重慶解放碑“商圈大戰”、南昌的“天虹商場事件”等均出現過震驚全國的商戰,甚至出現流血事件,許多跨國流通企業享受超國民待遇,甚至在某些環節、某些區域、某些領域控制了中國的流通經濟。
十三、會展、節慶經濟泡沫增加
各地打著會展經濟、節慶經濟的旗幟,使得會展經濟、節慶經濟蓬勃發展,導致重復開會——頒獎、慶典,洋節、土節、造節現象十分普遍,使得地方官員成了“會議領導”,各地爭搶名人——使得李白、杜甫、諸葛亮、屈原、陸羽等“古人家鄉”增多,一個古代名人出現好幾個家鄉,使得企業無所適從,成為“會議經濟”的受害者,也使得商業資源浪費十分嚴重。
十四、盲目追求“中國”頭銜和大規模圈地
許多地方盲目建設規模巨大的商業設施,如建設規模巨大的商品交易市場、物流園區、購物中心,爭搶“中國”頭銜和規模,違法擠占大量的耕地、投資大量的資本、導致許多大型商業設施“有場無市”,形成“空殼市場”、“空殼園區”等。
十五、現代企業制度尚未真正建立
一些企業盲目追求股份制、上市,導致大量的商業成本浪費十分嚴重,企業為了上市圈錢,盲目追求股份制或者上市,而為了控制上市規模和速度,一些政府部門又設定許多臺階,甚至“設租”,使得上市過程中成本較大,甚至動則上千萬元投資,增加企業負擔。甚至有的企業認為一股就靈,用產權制度改革代替了傳統的企業管理,使得有的企業管理出現嚴重的倒退現象,甚至管理落后計劃經濟的管理,股權激勵也還秀不完善。企業改革的最終目標是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而這一目標尚未真正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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