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民營企業東星航空公司破產清算申請被武漢中院立案受理。此時，被監視居住的東星航空董事長蘭世立現身醫院看病。而在早前的3月14日，蘭世立曾對債權人之一、中國航空集團的收購意向表示抗議。
在同一領域，另一家債務纏身的民營航空公司——鷹聯航空于3月17日被國企四川航空重組，其董事長李繼寧失去了對企業的控制權。
在另一個不同的領域，民營鋼鐵大鱷張志祥和郭廣昌也失去了對寧波鋼鐵的控制權，央企寶鋼入主。另一個鋼鐵大佬杜雙華也處在失意之中，他的日照鋼鐵即將易主國企山東鋼鐵集團。
經濟危機沖擊下，新一輪宏觀調控的大手正騰挪把控，在航空和鋼鐵這兩大國民經濟“晴雨表”的行業之中，正在上演著新一輪“國進民退”的大戲。
逆市場的國進民退
“在這輪危機中，‘國進民退’已經成了一種普遍現象。”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會長、原全國政協副秘書長保育鈞對本刊記者說，“去民營化”現象已愈演愈烈。
3月1日，寶鋼集團與寧波建龍鋼鐵簽署重組協議，寶鋼收購寧鋼56.15%股權，從而成為第一大股東。這些股份來自三大股東，其中的建龍鋼鐵控股有限公司背后是河北民營鋼鐵大佬張志祥，曾是2005年、2006年“胡潤鋼鐵富豪榜”首富，其他兩個股東背后則分別是著名民營企業家郭廣昌和劉永好。
去年的11月5日，山東鋼鐵集團與日照鋼鐵就已經簽署了重組意向協議，將在今年上半年完成對日照鋼鐵的重組。而在3月出臺的鋼鐵產業振興規劃細則已經明確，以寶鋼、鞍鋼、武鋼為并購帶頭企業，推進集團并購步伐，淘汰落后產能。可以預見，上述兩起并購在鋼鐵業只是開始。
與民營鋼鐵的窘狀相比，民營航空業則面臨著幾乎全軍覆沒的局面：奧凱航空停航正待重組、東星航空破產、鷹聯航空被四川航空重組。
經濟危機之下，類似的民營企業因經營困難而被國有企業收購的案例，正在民航、鋼鐵、機械、地產等行業中頻頻上演。
在4萬億元經濟刺激方案重點照顧的基礎設施建設領域，今年以來，上海、浙江等長三角地域都相繼宣布，高速公路建設放棄之前“經營性公路”的投融資模式，轉而全部改為政府“收費還貸型”公路，這意味著民營資本將被排斥出局。
數據顯示，4萬億投資計劃中，絕大部分是政府推動的投資項目，包括相當大比例的基建項目和工業投資項目，近9 0%的項目被國有大中型企業擁有，民營企業幾無參與；在十大產業振興規劃中，大型國企也是受益最多，而 中小企業(行情 股吧)(民營經濟占95%)并不明顯，甚至受到排擠和壓制，導致新一輪的“國進民退”浪潮。
在上述并購案件中，并購雙方和地方政府部門各自的表現耐人尋味。一方面國企伺機布局，如寶鋼并購寧鋼，看中的是寧鋼所處的鐵礦石運輸通道——北侖港，而山東鋼鐵對 日照港 (行情 股吧)的鐵礦石碼頭窺視已久。中航集團欲入主東星航空，則圖謀的是中部網絡樞紐布局。然而不管是日照鋼鐵，還是奧凱，都發出了不愿意接受“國進民退”式收購的信息。
這時中介方——地方政府則發揮了強勢的主導作用，日照鋼鐵先被銀行斷貸，再由山東省省長會議拍板決定重組，由省政府主導。在寧鋼的重組談判中，寧波市政府和浙江省國資委亦是主導性參與。民航總局則在武漢市政府的要求下對東星航空實施停航，再由武漢市政府主導推進重組。就在東星發布不愿接受中航重組聲明的前3天，中航集團與湖北省政府就共同打造武漢航空樞紐簽訂了框架協議。一位東星員工曾這樣表述與中航集團的重組談判：“和我們談判的人，見到我們的第一句話是‘我是應省里、市里的邀請和你們談的。我們不想讓企業倒了’。”而在東星發布“不談了”聲明之后，武漢市政府旋即申請東星停航。
“這都是不平等的重組談判。”對此，保育鈞評價說。
計劃體制變相復歸？
事實上，國內“國進民退”的現象就沒有停止過。
2007年下半年，中央推進新一輪的收縮型宏觀調控，資金鏈已開始吃緊的民營企業在2008年又遭到金融危機的影響，至此宏觀調控之手開始大包大攬，繼而上演的這些“國進民退”現象，在保育鈞看來，是一種“體制復歸”，而每一次的宏觀調控，受沖擊最大的都是民營企業。
在其背后，是政府全力對市場經濟的干涉。中國改革開放最重大的成就——政府退出市場，每次都會因宏觀調控或經濟低迷出現反復和倒退。
自1981年改革開放之后的首輪宏觀調控(當時叫治理整頓)以來，將近30年的時間里，幾乎每次宏觀調控和經濟低迷，都伴隨有“國長民消”現象的發生。
如1981年整頓投機倒把中“溫州八大王”被通緝，造成私營企業主人心惶惶；1996年的宏觀調控中類似巨人、三株、秦池、南德、亞細亞等不規范民企紛紛倒掉；2004年的銀行惜貸、監管加強，也讓許多民企紛紛坍塌，江蘇鐵本被當作盲目投資的典型，德隆系、鴻儀系、涌金系、明天系、格林科爾系、青鳥系、斯威特系、順馳、托普都爆出資金鏈斷裂消息。其中，鐵本的戴國芳、德隆系唐萬新、鴻儀系鄢彩宏、格林科爾系顧雛軍都身陷囹圄。
在“民消”的這一歷程中，既有民營企業因先天性不足而存在的諸多缺陷，也摻合著復雜的體制因素，包括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種種利益博弈。
在2004年這些民企倒掉的背后，國企和地方政府主導再度成為上市公司重組的突出特征。國有獨資企業或國有控股企業成為民企接盤者：濰柴投資接手湘火炬，中國非金屬接手 天山股份(行情 股吧)，重慶渝富接手ST重實，海信空調接手科龍電器， 四川長虹(行情 股吧)接手 美菱電器(行情 股吧)，上海電氣間接控股 伊利股份(行情 股吧)等等。
在石油領域，石油勘探和開采的最大民間資本在陜西全面退出；水泥行業，河南省全面清理小水泥，大水泥則由國有資本全面興建；在全國范圍內，為了環保和節能的需要，民營的小水泥、小鋼鐵、小水電、小冶煉以及小煤窯、小磚窯被全面清理。而民營資本讓出的空間，則迅速被國有資本填充。
在這一輪的宏觀調控過后，2005年2月，國務院出臺了《關于鼓勵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又稱“ 非公經濟36條”)，中國民營資本一度感到春天來了，“非公經濟36條”的文件第一條第一款就旗幟鮮明地說，“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行業和領域”。明確支持民企進入壟斷行業，強調要排除對民企的種種歧視，允許其進入銀行、鐵路、郵電、民用航空等多個領域。
當時的民航總局第一個豎起反壟斷大旗。此后，奧凱、鷹聯、東星、春秋等民營航空先后成立。而鋼鐵行業，在戴國芳“悲情”之后，其他“非典型”的民營鋼鐵公司卻在隨后幾年的鋼鐵行業大發展中獲得了可觀的利潤。在一些地區，也開始放開民間資本進入 公用事業(行情 股吧)。
然而，2007年全國工商聯出具的《上規模民營企業調查報告》卻顯示，民企三大境況仍然令人擔憂：一是“國進民退”現象顯著，二是民企外資化現象加劇，三是行業準入門檻依然高筑。
2004年前，A股上市房企基本為民營，到2006年，A股市值最大的10家房企中，只剩下1家為民營企業；除此之外，2005年，上海市房地產開發企業50強中，具有國資淵源的企業占60%左右。在其他壟斷性領域，民營挺進也非常艱難。
除了“國進民退”，民企外資化實際上是民企被迫與外資合作，或出售控股權給外資，以解決企業融資問題、明晰產權和擺脫原罪的糾纏。以外資為保護傘，也是許多民企的無奈。在飲料行業，匯源尋求可口可樂的并購，便是這一現象的最典型體現。
“民企外資化一度引發國家有關部門出臺政策規避民企的‘返程投資’，殊不知，民企沖向海外，實為在國內遭遇嚴格準入限制不得已而為之。”浙商研究會理事陶相明對記者明言中國目前民營企業的營商環境惡化。
其實，自1979年以來，中國體制轉軌先是中央“放權讓利”，再是多種經濟成分迅速發展，造就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而現在的體制復歸卻呈現兩個方面：一是財政收支規模的擴張逐漸加快，產生“國富民窮”之感；二是政府的經濟管理力度加大，貨幣政策和產業政策的行政干預增強，過分強調國有企業的“經濟安全”概念。
改革開放30年來，命途多舛的民營資本一直是推動中國社會變革和經濟成長的最重要的力量。當前的國有經濟擴張、民營經濟萎縮，對長期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率的傷害，不能不讓人擔憂。
反過來看，新一輪的國有化運動，對央企來說，其有迅速做大做強的沖動。按照國資委確立的調整和重組思路，到2 010年，中央企業要減少至80~100家，其中30~50家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公司、大企業集團，主要集中在資源、能源、冶金、汽車、重大裝備、商貿等對國民經濟和國家經濟安全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板塊。對地方政府來講，央企以雄厚的經濟實力、獨享的政策資源、絕對份額的金融支持以及最終由財政兜底的“不壞之身”成了各級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的“寵兒 ”。在土地，資金、項目投資等資源配置上，和權力接觸緊密的企業自然“近水樓臺先得月”。
市場化進程倒退
就在民營企業因為經營困難而紛紛尋求重組時，大型國有企業卻獲得了越來越多的壟斷利潤，來自國資委的統計顯示，2005年前，國有資產每年利潤平均增加1500億元，2006年一下子達到6000億元，2007年接近1萬億元。
在國資委看來，這似乎說明無論什么樣的所有制，只要遵循企業發展規律，就可以辦得很好，就可以利潤豐厚。
事實上，若單作為一種現象，“國進民退”本身或許并無好壞之分，但需要深究的，卻是在這一現象背后所隱藏的經濟不自由、不公平之處。
“幾年前，民航對民營資本放開初期，國家很多政策都沒有配套跟上，包括信貸、融資、稅收等，民營企業實際上很難獲得航空這樣的高風險貸款業務支持。鷹聯當初宣布要開通成都至攀枝花、西昌、九寨溝、重慶、萬州等支線航班，但因為政策的原因直到今天都沒有實現。”鷹聯航空一位高管人士對記者表示。
“現在的重組并不是以市場為導向，體現的并不是優勝劣汰，國有企業拿著國家的注資和銀行的優惠貸款來并購，這樣的資源分配對經濟的健康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都是不合理的。”保育鈞認為，一個充斥著國有企業“大佬”的中國市場，意味著市場化進程的倒退，未來社會經濟資源的配置可能進一步扭曲，效率更低。按照這種趨勢，未來擴張地盤的最大贏家必然是大型國有企業。
咨詢公司APCOWorldwide大中華區副董事長AlastairCampbell則認為，“如果刺激經濟增長的資金都流向國有企業，在短期內有助于提振經濟和確保就業，但長期來看效果就不是很好，因為中小企業和民營公司才是革新和增長的推動力。”
這或許才是“國進民退”的憂患所在，在以往持續的經濟過熱與通脹條件下，國有企業的利潤與包括資源和能源在內的要素價格以及資產價格不斷上漲有關，而這些正是國有企業壟斷的主要領域，具有很強的市場周期性，與生產效率和競爭力無關。但要素價格改革所帶來的利潤掩蓋了企業的效率，并誘惑地方政府強化這些領域的壟斷程度。
“事實證明，在過去的多年中，資源和要素價格上漲，以及由于在政策、財政、銀貸優惠下，國有企業獲得的利潤增長不但對擴大內需作用有限，對國民的財富增長也不利。國有企業資本經營預算的軟約束是眾所周知的問題。”保育鈞說。
更讓人擔憂的是，在新一輪擴張性財政政策中，多數貸款流向了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他們掌控著石油和天然氣、石化、鋼鐵、航空和電力等多數資本密集型行業。同時匆忙出臺的產業振興計劃，也存在以規模論優勝之虞，缺乏科學合理的調研程序，這可能會加劇對民營資本的排擠和不公平競爭。
保育鈞認為，改革30年的發展歷程表明，民營經濟的崛起是導致中國經濟增長奇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經濟危機之中，本應利用此次機會深化體制性改革，加快調整產業結構，帶動更多的社會投資，但如今的做法卻正好相反，如何帶動社會投資，看不到辦法。中國政府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過程，就是政府動員向市場投放資源的過程。最大的受益者還是國有企業，土地、資本等資源都在流向國有經濟。“現在是打著提高集中度、維護經濟安全的名義，排斥民間資本。”他憂慮的是，以中小企業為主的民營經濟，在經濟危機中尸橫遍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