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麗群：剛才裴長洪教授談到了最重要的防范風險的方面一個是財政收支的風險，另外一個是信貸風險，他所分析到的4萬億投資的政策效益，對數字的解讀都是非常準確的。由于時間的關系，沒有讓他能夠有更多的時間來展開他對當前經濟形勢和資本市場發展的一些更高明的見解，我們希望今后有更多的機會請到裴所長給我們作演講。 
　　下面掌聲有請夏杰長教授給我們發表演講。
　　夏杰長：我的話題是接著裴所長的話題講的，雖然這個題目叫做“資本市場發展與信貸危機防范”，但是有很多問題都是一脈相承的，在進行這個話題之前，我對裴所長講的問題做一個簡單的補充。
　　我非常喜歡裴所長剛剛講的一句話，很多問題是在北京的辦公室想不出來的，甚至是會想錯的，如果不深入下去做調研，確實會想歪的。
　　我非常高興有機會參加中央檢查擴大內需資金的第21組的調研組和調研組，我們跑了5天，回來一個最大的感觸，就說擴大內需的方向毫無疑問是正確的，效果也已經開始凸顯出來了，但是這種結構性、地區性的政策差異，恐怕是我們每一個做經濟學研究的，或者做經濟決策的同志必須考慮的一個問題。
　　我就“家電下鄉”來講，因為“家電下鄉”是中央擴大內需寄予很高希望的，擴大消費需求的一個亮點，效果怎么樣呢？在甘肅已經賣掉了6000多臺，但真正拿到“家電下鄉”13%補貼的也就是242臺，并沒有我們想象的那樣，“家電下鄉”農民就有很高的積極性來做這個事，甚至有很高的積極性，是不是很順利的在比較短的時間內把這份補充拿到手，為什么呢？程序非常羅嗦，比較糧食直補還要費勁，要層層審批，而且不能給你現金，要打到一卡通。
　　再一個，配套資金的問題。我們下去搞調研以后，這個問題非常嚴重，甘肅非常擔心拿不出配套的錢，比如說甘肅本級財政收入276個億，它的財政支出要900多億，這樣缺口將近有700個億，哪去拿配套資金，配套資金不到位中央的資金也是分期撥的，可能撥了第一筆，就不給你撥第二筆，我們今天討論的信用，信用的核心問題是誠信，大家想在這么一個制度安排下，在配套資金解決不了的情況下，既希望得到上級的投資，采取什么辦法把這個資金得到手呢，要么到銀行貸款做配套資金，要么干脆把標書做的更漂亮一點。
　　包括廉租房，廉租房建設也是這一次擴大內需的重要方面，比如每一平方米，在甘肅的補貼400塊錢（中央掏），但是甘肅那個地方土地成本很高，建設成本很高，廉租房的成本達到2600，中央只補貼400，地方財政根本拿不出錢，第一能不能蓋起來，第二蓋起來以后，住進去的都是窮人，物業費怎么辦，8毛錢的物業費是掏不出來的，所以說建起來以后怎么運行，是一個非常頭疼的問題。
　　考慮到中央投資的差別，甘肅可能比北京資金缺口要大得多，但實際上我們分配還是基數分配，或者是灑胡椒面的分配，欠發達地區自己發債信用是很難保障的，大家也不愿意買，北京、上海發債大家都愿意買，因為北京、上海的信用非常好，也相信北京、上海政府能把這筆錢支付給老百姓、機構投資者。這2000億是不是主要投資到西部欠發達的地區去？通過調研以后也引起我們很多政策上的反思。
　　下面我講幾個思考性的問題：
　　第一、金融危機到底影響中國的制造業還是服務業，或者都有。我們現在擴大內需，完了政策出臺以后，我們又接著出了十大振興規劃，這十大振興規劃里面真正與服務業有關的只有一個，就是運輸物流，其它的都是制造業。由此我們得出一個判斷，金融危機好像對中國影響最大的是制造業，因為我們基本上通過加工貿易來出口導向型的一個經濟，說白了是賣走低端的產品。對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影響，大家覺得對制造業影響更大，但實際上對服務業的影響也是很大的。基本上有四個原因：
　　一是金融危機本身是一種信用危機，從次級債作為開始，從金融衍生產品這種信用工具作為導火線，直接沖擊的是金融保險業，金融保險業是典型的現代服務業，我們金融的對外開放度跟制造業比起來雖然沒有那么高，但畢竟我們也持有人家的債券、債務，我們金融業引進來的力度也比較大，但是走出去相對力度要小一點。所以，金融危機直接影響的是中國的金融業，包括銀行、保險和資本市場。
　　二是金融危機直接沖擊了我國的服務貿易。比如外面商務租賃、廣告這種服務貿易的進出口都有直接的影響。
　　三是服務外包。我上個月跟商務部服務貿易司在山東齊魯軟件園開了一個會，各地的說法不一樣，西安的同志告訴我沖擊是正面的，他們在金融危機背景下，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長了，但是上海無錫那邊的同志說影響是比較大的。實際上現在有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是反服務外包。什么意思呢？為了保護本國的就業，不主張把非核心業務發包給印度、中國、菲律賓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說白了就是貿易保護主義。第二種觀點在金融危機下，歐美國家更應該集中精力做他核心的業務，把非核心的業務發包給發展中國家。兩種影響可能都有，金融危機既可能促進中國的服務外包，也可能沖擊中國的服務外包。
　　第二、金融危機肯定傷及制造業，我們現在都知道，制造業越來越多的會分裂出來，生產型服務業，也就是把整個產業鏈的兩端都分裂出來，演變為一個生產型服務業。
　　第三、金融危機直接影響我們的是居民的收入。我們的收入無非是兩個方面的消費，一方面是用于有形的物品的消費，另一方面是用于無形的服務的消費，我們的錢少了都要過緊日子，我們不管是用于物品的消費還是用于服務的消費都少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MBA，由于美國居民收入少了，MBA門票的銷售，廣告的收入，球星的收入都有很大的影響。第二方面，我們現在主要要擴大內需，擴大內需到底由什么來拉動，我們從已經出臺的政策來看，更主要的是“鐵、公、機”的拉動，這也是98年應對金融危機的最直接的做法，這種做法要繼續用，再一個也要做一個修正，把大力發展服務業作為擴大內需的重要的途徑，我想有這么幾點理由：一是服務業的發展需要一定的載體的，而這個載體，比如交通運輸、物流需要基礎設施，公路、鐵路、民航、港口碼頭，交通樞紐這樣的載體。發展養老服務業。現在養老最大的問題是一個社會化的養老，社會化的養老必然就要有養老公寓，而養老公寓的載體是建筑業，我們發展教育、文化，它也有載體，比如圖書館、文化館、博物館，這都是我們的基本建設。所以，發展服務業本身也需要這些物資產品的載體。二是我們這次擴大內需跟以前不一樣的一點就是具有強烈的民生導向，所謂民生導向更主要的是關心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關心老百姓的基本公共服務，衣食住行相當多的內容，我們現在越來越依靠服務來滿足，而不是依靠物品來滿足，比如這一次發消費券，相當多的都是拿來做旅游，而不是去買雞蛋、買瘦肉。基本公共服務更多的通過發展社會服務業來滿足。
　　三是擴大內需的目的是保增長，保就業，服務業的發展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最主要的途徑。中國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業彈性的系數越來越低，這是因為我們主要的制造業必然出現一個機器排擠工人的現象，排擠出來的人很難在制造業里面就業，必須要有一個蓄水池來吸納它，這個蓄水池就是服務業。我們注意到一組調查數據，大概被排擠的存量勞動力的80%，而我們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轉移的80%，和大學就業生80%，基本上是由服務業吸納的。我們現在鼓勵大學生創業，大學生創業一畢業能做制造業嗎？不多，大量的還是做服務業。我們這一次擴大內需，保增長，優結構，穩就業，這三層目標要同時實現，而不是單純的一個保增長的目標。
　　四是這次保增長固然重要，但更主要的還是要促進增長方式的轉變。增長方式的轉變，多年來為什么轉不了，還是一個粗放型的增長，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目標我們達不到，我們要環境友好，資源節約，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同樣創造100個GDP，服務業的能耗只有工業的15%。
　　最后講一個問題，到底怎么發展服務業，我想應該要以多重目標來發展服務業，而不是單純的以服務業占GDP的比重來衡量我們的服務業。
　　首先，要以實現就業目標來發展服務業，就要大力發展中小服務企業，服務企業跟制造業比起來，它的相對規模比較小，但是中小型企業最大的問題就是信用問題、融資問題，因為信用的甄別的成本比較高，一般來講大企業都不愿意給中小企業貸款，更不要說給中小服務企業貸款，它沒有抵押物，所以中小企業融資的問題，要比中小制造企業融資更難，怎么突破這個瓶頸，是我們研究信用的同志都要關注的。
　　第二，要重視發展農村服務業。我們農民進城是大勢所趨，但農民進城面臨一個最大的問題，他很難成為一個合格的產業工人，很難成為一個合格的城市市民，為什么？他沒有良好的培訓，所以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職業培訓，這種服務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農村生產型服務業，農機的推廣、農村的衛生、教育，恐怕是我們未來的重要之中。
　　第三，要解決服務業體制問題。服務業發展最大的問題就是它的管制要比制造業嚴重得多，好在我們現在已經認識到這個問題。我今天看報紙，新聞出版署講要把出版業向民間放開，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我們文化產業為什么發展不起來，說白了就是管制，如果二人轉沒有限制，你想它創造的文化附加值是很高的。
　　第四，要依靠科技進步來推動服務業發展。服務業有很多層次，但對于深圳、北京、上海這種大城市來講，保留一定傳統服務業的同時，更多的是要發展高端服務業，高端服務業的推手就是技術進步。比如通信，有信息技術讓我們節約多少教育費用，可以在家辦公，有了通訊工具以后，我們可以節約很多旅途的往來，通過技術進步，特別是信息技術來推動現代服務業的發展。
　　第五，服務業的雙向開放問題。我們現在一講到服務業開放，就是引進來，我們怎么思考把自己的市場讓出來，但實際上服務業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走出去，所以在服務貿易的問題上我們是逆差的，如何讓服務業走出去，擴大服務貿易的出口，解決服務貿易的不平衡，這種雙向開放，恐怕是我們發展服務業必須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