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篇·重慶 
　　要成為“中國未來都市的范本”，重慶還需要時間，但又不僅僅是時間
　　文 | 本刊記者  陳建芬
　　城市的道路在山間上下盤旋，高聳的大廈在車窗左右閃過。不過，出租車司機依然不屑于這個城市，“重慶就是個農民直轄市！”話里有重慶最大的現實：大城市、大農村，城鄉二元分割。
　　這無疑也是中國最大的現實。而當金融危機將東部沿海地區這架高速運轉30年的引擎強行制動之際，人們把中國經濟增長的希望投向了內陸，投向了西部，投向了重慶。
　　這座地處中國內陸深處的直轄市，中國面積最大的直轄市，中國農村人口最多的直轄市，能否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以及，中國城鄉統籌發展的新模板？
　　西進重慶
　　譚向陽埋頭，用不到十五分鐘的時間吃完了兩碗米飯。因為“太忙”，他習慣了這樣的吃飯速度。
　　譚是重慶市永川區南大街街道辦事處副主任，負責招商工作。兩年時間里，他見了200位左右意欲投資重慶的客商。每一位客商，都絕非“一面之緣”。譚的招商成果不錯。2007年招商引資額7000萬元，2008年這個數字變成了2億元。譚向陽保守估計2009年這個數字變成5億沒有問題，“一家大型物流公司5億元的投資已經談得差不多了。”
　　譚向陽“嘩嘩”地翻前一天的《永川日報》，指著“拉法基永川生產線已投入800多萬建設”的大標題告訴記者：這個項目，他前后花了幾年時間談成。項目一期投資達7億元、年產能力150萬噸。事實上，拉法基旗下的拉法基瑞安水泥有限公司2005年正式在重慶成立。此后3年，旗下五家工廠先后布局于重慶市的南岸區、江津區、合川區、涪陵區及九龍坡區。
　　同在2月17日，海螺水泥(35.94,0.53,1.50%)召開股東大會。會后，執行董事郭景彬據實告訴股東，“現在東部市場偏弱。最差的區域仍然是浙江，本周仍有61條生產線停產，其次是蘇南地區。中部市場較好。對于2009年即將實質性進入的川渝等市場，現在情況非常好。”此前，海螺水泥剛剛通過了公司變更募集資金投向的決議——超過12億元的資金投向公司位于重慶等地的生產線項目。
　　3月10日，冀東水泥(14.20,0.05,0.35%)發布公告稱，擬與重慶金橋合資設立冀東水泥重慶江津有限責任公司，預計投資總額8.5億元。投產后，形成年產300萬噸水泥的產能。保守計算，公司將增加超過12億元的年銷售收入。一年前，冀東水泥在整個西南地區的營業收入還是零。
　　水泥建材行業世界及中國的巨頭，就在近兩三年時間里，先后落子重慶，布局西南。四處彌散的商戰硝煙一如山城的霧。
　　電子信息產業也在上演“西進重慶”的好戲。2005年重慶西永微電子產業園區成立之初，被稱“土豆地里種芯片”，不料茂德科技、電科、IBM、惠普等眾多國內外IT電子產業巨頭真的落戶。重慶市常務副市長黃奇帆稱，未來5年，重慶電子信息產業還將有2000多億元投資。比水泥建材以及電子信息企業早一兩年時間里，海爾、美的、格力一批家電制造商，以及雅戈爾(10.04,0.26,2.66%)、杉杉西服、奧康一批輕工產品制造商，更是早已在重慶完成了它們的產業布局。
　　“最初，電子類公司是在重慶設分公司，主要做商貿。后來發現這個地方勞動力成本比較低，而且物流成本也比較低，最后決定建廠。通過建廠，可以輻射整個西南地區。”重慶社科院區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勇解釋一個產業何以在重慶無中生有。
　　這里已成為臺商轉移的新熱土。江蘇昆山大大小小的臺資企業，陸續投資重慶。除了重慶作為昔日的“陪都”在文化和心理上的親和力外，臺商也有自己更為直接和現實的考慮：重慶將建設11條鐵路通向全國、12天就能貫通電子信息產品主要市場的歐洲，比內地沿海城市海運時間縮短了10天左右。重慶還有中國內地惟一的“水路+航空”的保稅區。
　　［回鄉創業］
　　菜花盡頭的連鎖鞋城
　　17年前，羅玉東初中畢業，外出打工。17年后，因金融危機返鄉。人生兜兜轉轉，回到原點。不過，現在人們已經客客氣氣地稱呼他為“羅老板”
　　文 | 本刊記者  陳建芬
　　菜花盡頭的“鞋城”
　　2月17日下午，記者從重慶市區一個多小時到永川，再從永川城區穿過無數山梁——沿途梯田上的菜花黃了——到達陳食鎮。“江豚鞋城”寫在門楣上，叫“鞋城”，卻也只是小鎮主街上的一間鞋店。鞋店是返鄉農民工羅玉東今年元旦在川渝地區正式營業的8家連鎖店中的一家。
　　17年前，羅玉東初中畢業，因在家務農“沒意思”，外出打工。17年后，因遭遇金融危機，回鄉創業。人生兜兜轉轉，回到原點。不過，現在人們已經開始客客氣氣地稱呼他為“羅老板”。
　　“江豚鞋城”若擱在重慶解放碑是極不起眼的，即使在永川南大街上也只能是很普通的鞋店，但在陳食鎮，它看上去很氣派——鎮上惟一一家很有城市氣息的店——透明的玻璃門面，站街道上，就能看見店里淺黃色的鞋柜上擺著各式各樣的鞋，以及和城里鞋店一模一樣的可以坐著試鞋的舒服的紅色長凳。鞋店里還安了電腦，甚至電腦里的管理軟件也和城里一二線品牌專賣店的一模一樣。
　　店里的鞋都是沒有什么知名度的三、四線品牌。店主郭洪遠舉起一雙鞋，“這雙鞋打完折后，我們才賣90元。”
　　店主郭洪遠是羅玉東同學的外甥，店員是他的女朋友。去年10月份，郭決定加盟江豚鞋城。鞋店裝修花了40000元，房租第一年7500元。這一天他們在小鎮上賣了10雙鞋，銷售額1500元左右。過年、趕集的時候，一天的銷售額能達到三四千元。“上個月，我們拿銷售額20%的提成，賺了8000多元。”郭洪遠算了一下，今年他就可以賺回全部的投資成本了。
　　“羅老板，明天是周二，你又可以到我們那里去招工了。”李祖維提醒羅玉東。李是永川就業局的工作人員。羅玉東想找幾個拓展員——“最好是大學生，能說得清我們的模式。”現在羅自己一個人在跑江豚鞋城在重慶和四川地區的加盟商。
　　不過，羅玉東不肯叫“加盟商”，他自己創了一個叫做“業主”的詞——“我們類似股份制，不收加盟費。裝修、房租業主自己出資。我們在每個店投入30萬元鋪貨。貨不要業主(預付)一分錢。店里工人工資也是我們出。業主自己賣鞋的話，我們也給工資。最后，業主拿銷售額的20%，我們拿銷售額的80%。”
　　羅玉東招商條件的優厚有自己的道理。當年和羅一起外出打工的二姐，在晉江開了外貿鞋廠，外貿生意不好，鞋就拿給弟弟在老家銷售了。同時羅玉東在中國兩個制鞋重鎮——東莞以及晉江浸淫多年，認識了很多三、四線品牌的鞋企老板，可以直接從他們那里進貨。
　　2008年的最后4個月，羅玉東在談了幾十潛在加盟商后，終于找到了8個加盟商——無一例外的是這些鞋店都開在了菜花的盡頭。
　　從打工仔到羅老板
　　山城二月，嘉陵江畔白玉蘭花開。
　　“要的、要的。”羅玉東已經放棄了他在珠三角、長三角說了17年的、被調侃為依然帶著火鍋味的普通話，重新操起了地道的重慶方言，只是開車還需要老同學指路才辨得清方向。畢竟重回故鄉才五個半月。
　　羅玉東的打工生涯和中國2億農民工并無太多差別。17年前到廣州找工作，有睡在馬路上、三天三夜沒能吃上一頓飯的經歷；在廣東江門鞋廠做裁剪工，有連續加班兩天兩夜，最后累得在洗手間睡過去的經歷。工資1000多元一個月；在福建晉江一家剛創業的鞋模廠當司機，只有一臺車，又要跑業務，又要買東西，又要送貨……有時干到晚上兩三點，早晨五六點又起。工資2000多元一個月，過年的時候，再拿一個一兩千元的紅包。
　　不過到2005年，羅玉東終于積攢了五六萬元，在晉江開了一家給鞋模廠做配套的洗銑廠。此后，又先后獨資或者與人合伙開了同樣是給鞋模廠做配套的人造木廠、鍍鎳廠、咬花廠、CNC加工廠。工廠最多的二十來個人，最少的三四個人。5家工廠加起來一年的營業收入也不過百萬元。相對于規模企業而言，實在微不足道，但對一個打工仔而言，夠生活了。
　　人初定，風波又起。2008年剛開始的時候，羅玉東就感覺賬不好收，“不好做，后面越來越累。我們和那些大工廠接觸很多，他們的賬難收，我們的賬就更難收。我們給他們做五萬(的活)，他們只給五千，還要自己貼腰包去做……”
　　9月1日，羅玉東關了洗銑廠和CNC加工廠(羅說2008年晉江1/3的工廠關停了，關停的都是他那樣的小廠)，余下的三家小廠交給小舅子照看。他和妻子離開了那個被稱“中國鞋都”的地方回到重慶。最初想在重慶市區、縣城經營鞋店，卻發現李寧、安踏、特步等一、二線品牌的專賣店，早已經把主要的商業街擠爆了。“競爭激烈、壓力大。”于是決定走“農村包圍城市”的路線，到鄉鎮開鞋城。“開連鎖店的成本低，并且消費能力也很好。”
　　羅玉東還是農民工那種相當沉默的性格，如果你不提問，他半天不說一句話。只有談到自己的江豚鞋城，羅玉東可以滔滔不絕——
　　“鄉鎮畢竟離市區很遠。(到市區)還要花幾塊錢坐車。而我們是廠家直接放鞋到店里，減少了一筆(代理)費用。市縣150元(一雙)，我們這里100元就可以買到了，他為什么要跑到市里去買？”
　　“我們有運動鞋、皮鞋、童鞋……一家老老少少過來的話，都可以把鞋子買到。如果一個鎮七八萬人口，1/3的人一年在你這里買一雙鞋的話，就很可觀。事實上，他沒有太多選擇，這個鎮上就一家鞋城。”
　　在路上
　　2009年春節過后，重慶350萬返鄉農民工中，50萬選擇了留在重慶不再外出打工。這50萬人中，又有10萬人和羅玉東做了一樣的選擇，自己創業。
　　作為曾經的農民工，他們的原始資本積累極為有限。除了面對自身的資金局限外，他們還需要面對中國中西部地區真實的創業環境。羅玉東也想過貸款。“市里要貸款的話，需要同一個人姓名的兩個房產證，或者公務員擔保。我們有兩套房，但是一套戶名是我媽的，一套戶名是我自己的。別人又不會給你擔保，所以你肯定是貸不出的。”資金方面，羅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但愿晉江那些欠款能夠收回。當然，即使在晉江，他也一樣貸不到款。
　　不過無可否認，比之晉江，重慶的物流不便。“重慶大的好的標準化的物流公司還很少。在晉江，如果外省運過來的(貨)，我們說你運到哪里哪里，他們(物流公司)都會直接運過來，而在這里就不行。他們非要運到他們貨運站去，有的甚至還是運到重慶的，還要自己去運回來。”羅玉東計算在重慶一雙鞋的物流成本比晉江至少要貴5毛錢。
　　對于返鄉農民工而言，比物流更不能承受的是稅收之重。“我們在四川安岳縣也有一家店，店里收稅要收營業額的3%。如果賣了5000元的話，就要交150元的稅。這個太高了。我們招商時候，肯定會影響很多人的積極性。”羅玉東并不是一個喜歡抱怨的人，只是說到稅收的時候，還是忍不住抱怨了下。
　　2009年重慶將為回鄉創業的農民工建10個農民工創業園，據說園區還將提供貸款和稅收方面的優惠政策。不過，羅玉東的連鎖鞋城并不在園區之內，能不能享受相關政策，一切都是未知。區就業局倒是提醒羅玉東，可以去上區里免費的“SYB(START YOUR BUSINESS)”創業培訓課程。不過羅玉東已經忙得沒有時間。
　　在外打工的17年，每年清明，羅玉東都會回老家重慶永川大安鎮，今年及此后，他將再不用千里迢迢地歸鄉。“只要我回來，肯定是不會回去了。也想在這個地方搞點事業，畢竟是家鄉，要比外面好多了。”返身歸來的故鄉并不是天堂，否則不會離開那么久，只是羅玉東懷著希望——
　　“現在都愿意搞(加盟)。關鍵是看我們自己能不能把這個模式堅持下去，把一些品牌引進來。安踏、特步，也都走到鄉鎮來了，有的鎮甚至還有了耐克、阿迪。見過世面的年輕人都愿意穿好鞋。到了我們有50家、100家店的時候，像快節奏等一些還不是特別知名的品牌，肯定想進我們店。我們賣得好、全國連鎖了，那些鞋廠都會爭先恐后的找我們。我們收他們的入場費，一個款式50元，或者一個顏色50元。賺這筆錢就夠了。我想做成鞋類的國美或者蘇寧。我們最開始的眼光就是根據他們來的。”
　　［市長訪談］
　　重慶憑什么起飛？
　　—— 專訪中共重慶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黃奇帆
　　文 | 本刊記者  陳建芬  杜亮
　　《中國企業家》：您曾在不同場合多次提到“企業重慶”的概念。請問在打造“企業重慶”上，您有哪些具體想法？
　　黃奇帆：“企業重慶”有三層內涵：一是重慶的企業在規模上要有一批中國500強甚至世界500強的大集團；二是重慶企業家要在全國企業界有影響力，能夠在中國的經濟舞臺上嶄露頭角，大有作為；三是重慶企業提供的產品或服務品牌讓天下人都比較熟悉，喜歡。
　　打造“企業重慶”這張名片，重慶已有較好基礎，比如長安、力帆等企業，在國內知名度很高，但總體來說這張名片還不夠響亮。下一步，我們將重點在以下四方面開展工作：第一，培育一批大企業集團。下一步，我們將通過資產重組、資源整合等措施重點打造一批大企業、大集團，爭取到2012年，重慶本土出現一批銷售收入上百億、幾百億元的企業，讓更多的重慶企業進入中國500強，長安集團、重慶化醫控股這兩家年銷售收入達千億元的企業盡可能躋身世界500強行列。第二，提高企業的品牌競爭力。爭取到2012年，工業企業研發費占工業銷售值的比重達到3%，新產品產值率達到40%以上，形成一大批享譽全國、世界知名的優質品牌。第三，培育一批優秀企業家。企業家資源既是企業的生產力，也是一座城市的競爭力。一流企業離不開一流企業家的領導，一流城市也離不開一流企業家的參與。我們將創造條件努力提升重慶企業家隊伍的戰略意識、創新意識、開放意識、對出資人的忠誠意識和道德風險意識，提高企業家的知名度、影響力、社會責任感，為企業后備干部提供廣闊的創業和成長空間。
　　《中國企業家》：您被譽為“金融市長”，而金融業的本質是運用杠桿的一個過程。您認為，撬動重慶的發展有幾大杠桿？
　　黃奇帆：重慶有城鎮化和工業化兩大動力以及投融資體制改革和金融創新兩大杠桿。過去幾年，重慶市政府組建八大建設性投資集團(簡稱“八大投”)，賦予全市重大基礎設施的建設投資重任，通過市場化改革，推動由政府出面舉債為主的投資方式向以建設性投資集團作為企業向社會融資為主的方式轉變，最終形成政府主導、市場運作、社會參與的多元投資格局。
　　“八大投”融資平臺的杠桿作用，主要體現在：第一，重大基礎設施建設的主力軍作用。2002年以來，“八大投”在全市高速公路、污水處理廠、垃圾處理場、城市道路橋梁、自來水廠等公共設施建設中，累計投資1800多億元，平均每年300多億元，全市每年75%以上的重大基礎設施建設任務都是“八大投”來完成的。
　　第二，融資平臺作用。“八大投”通過銀行融資、債券融資等市場化運作，替代了財政借債的功能。同時，也是開發性貸款的融資平臺。國開行的上萬億元長期貸款，都是跟各省財政廳簽的，只有在重慶的六七百億元貸款是跟“八大投”直接簽的。
　　第三，調節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的作用。2003年開始，“八大投”收購20多棟爛尾樓，帶動重慶120棟爛尾樓的處置消化。
　　四是金融創新。其中最大的創新，就是組建渝富公司，并賦予三大功能。第一個功能是對困難工商企業壞賬進行債務重組。比如，2004年渝富公司用30億元把重慶1000多個企業過去十幾年在工商銀行(3.99,0.22,5.84%)積累的壞賬157億元打包買斷，再由渝富公司向這些企業催債。這樣，不但銀行收回了一筆資金，企業信用得到改善，也避免了職工下崗，一舉三得。第二個功能是土地重組。比如，一個即將破產的企業，除了一塊地一無所有，只有將這塊地賣掉才能安置職工，但如果職工沒有安置，法院就不能宣布企業破產，法院不宣布破產就不能賣這個地。這種情況下，渝富公司就出來“解套”，即先出一筆錢安置職工，等法院宣布企業破產后再把地賣掉，然后把錢收回。企業搬遷也是一樣的道理。第三個功能是資產重組。重組對象包括西南證券(13.98,0.98,7.54%)、重慶銀行、農信社、重慶實業、ST東源、重汽等。
　　除了利用渝富公司進行的金融創新外，我們最近一兩年大力發展小額貸款、擔保、金融租賃、信托、私募基金、風險投資基金等非銀行法人金融機構，作為對傳統“銀證保”金融體系的補充，為中小企業融資服務。小額貸款公司目前已批準了52家，資本金總額達41億元，今年將再審批30家，形成200億—300億元的融資能力；擔保公司達到84家，注冊資本85億元，今年爭取資本金達到100億元，擔保能力達到800億元；成立了一家50億元規模的私募基金，力爭今年內再成立2-3家，達到200億元規模。另外，重慶正在籌建改組3家融資租賃公司、3支各10億元規模的風險投資基金，信托公司融資能力也有200多億元。今年力爭通過這些金融機構融資600億元左右。
　　《中國企業家》：您是上世紀浦東開發的參與者，7年前又來到地處內陸的重慶。站在改革開放30年的高度，您如何理解沿海發展和內陸發展的時空轉換？
　　黃奇帆：從沿海到內陸發展的時空轉換是歷史的必然。中國經濟目前的對外依存度達70%，主要表現在沿海的對外依存度較高，內陸的對外依存度是很低的。像重慶，只有13%。經歷這次世界金融危機的沖擊后，中國將進入“內需立國”時代。這是重慶面臨的巨大歷史機遇。
　　世界上有兩個內需立國的國家，一個是美國，一個是中國。美國能夠在獨立后100年就成為世界頭等經濟大國，與他們的中西部大開發、大投入是分不開的。著眼于激活中國內陸潛在需求、激活廣大農村市場、啟動城鄉統籌的“內需立國”之路，會使沿海受益，內陸受益，全中國都受益。改革開放以來，沿海和內陸的地區差距不斷擴大。也許正是從現在起，中國將開啟一個地區差距逐漸縮小的時代。
　　《中國企業家》：重慶在“內需立國”的過程中，將扮演什么角色？
　　黃奇帆：改革開放成就了上海、北京、廣東等城市和地區的崛起，內陸發展過程也會成就一批大城市的崛起。重慶位居中國大陸版圖的幾何中心，500公里半徑內有3億人口，是最具代表性的內陸區域。重慶去年GDP增長14.3%，高于全國5個多百分點。國務院今年的3號文件，進一步明確了對重慶的“黃金”定位。城鄉統籌、協調發展，對重慶是挑戰但更是機遇。重慶將在這一過程中加快建設西部地區重要增長極、長江上游地區經濟中心、統籌城鄉發展的直轄市的步伐。
　重慶的兩大“發動機” 
　　城鎮化。按照新一輪城鄉總體規劃，到2020年，重慶主城區會成為面積1000平方公里、人口1000萬的國際大都市，全市城鎮化率從現在的50%提高到70%。
　　工業化。近五年重慶計劃累計投資9000億元，重點打造“ 6+1”產業基地，即汽車摩托車、裝備制造業、石油天然氣化工、材料加工、電子信息、能源產業以及勞動密集型產業或都市工業基地；打造集成電路、軟件服務外包、信息家電、石油化工、天然氣化工、煤化工、材料、裝備制造以及汽車和通機等九大新興產業集群。
　　(《中國企業家》根據重慶常務副市長黃奇帆專訪素材整理)
　　重慶崛起的六大優勢
　　交通和區位條件優越。重慶是我國西部體系最完備、功能最強大的綜合交通樞紐。未來四五年內，將有8條高速復線鐵路、8條高速公路通向全國。長江航運到2012年集裝箱實際吞吐量預計超過200萬箱。重慶機場規劃了4條跑道，目標是成為國家西部門戶機場。
　　大工業基礎雄厚，大城市服務功能強大。重慶產業基礎雄厚，行業門類齊全，產業體系完備，是我國重要的汽車摩托車產業基地、裝備制造業基地、常規兵器工業基地、綜合化工基地、醫藥工業基地、儀器儀表基地。
　　生產要素綜合成本低，保障有力。目前，重慶平均地價在東部的40%以下，工業用電、用氣、用水價格在東部的60%以下，勞動力成本是東部的65%左右，各種生產要素綜合成本僅相當于東部的50—60%。
　　人力資源素質較高，供應充分。重慶有57所高校，近400所職業院校，近1000所各類科研開發機構，人才總量近200萬人。重慶各類勞動力儲備和供應相對充裕，全市常住人口2800多萬，有800萬左右農民工，加上四川、貴州等地來渝務工人員，能夠保障各類產業發展所需的勞動力需求。
　　融資環境寬松。重慶正在建設區域金融中心，現在是中西部地區乃至全國金融環境最好的地區之一，銀行存貸比保持在80%左右，銀行不良貸款率2.5%，排全國第四。除傳統的“銀證保”金融機構之外，重慶有80多家擔保公司、52家小額貸款公司。
　　財稅政策優惠。重慶是內陸優惠政策最集中的地方，西部優惠政策、三峽庫區特殊政策和城鄉統籌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政策相互疊加。鼓勵類產業一律執行企業所得稅率15%政策，低于東部和中部地區10個百分點。
　　(《中國企業家》根據重慶常務副市長黃奇帆專訪素材整理)
　　臺商如此，內地企業家更不落后。蔡正法，浙江臺州溫嶺商人。從臺州“移民”重慶有一年時間。
　　2006年下半年，得知巫溪縣在搞產業園，園區內可以享受三峽庫區的優惠政策，蔡正法即刻過來考察。2008年2月，隆錦集團在重慶正式成立，蔡正法出任董事總經理，主要產品是彩鋼板、彩鋁板，“今年6月投產，產值可達5億元左右。明年可達10個億。”
　　“公司原來在臺州生產，再往全國銷售。現在在重慶生產，然后銷往大西南地區，物流成本可節省400元/噸。這里天然氣比較充足，臺州那邊比較少——能源也能節省400元/噸。”蔡正法給記者計算，“包括物流、能源水電氣、各種優惠政策——用工方面的、稅收方面的，一噸產品可以節省成本1000元左右。在臺州我們的利潤率在10%左右，在這里可以達到15%左右。”這樣算的時候，這位原本瘦小而不茍言笑的商人，笑了。
　　“更好的是用工問題，臺州用工比較難，在這里招工比較方便。按三峽庫區政策，我們用人，政府幫我們培訓好；如果由我們自己培訓的話，每人補貼200元；如果用三峽庫區的農民工，政府連續三年每人每年出2000元，還有住房補貼。”
　　“現在沿海用工、土地、能源都緊張。大西南的優勢是發展才剛剛起步，還有很多商機，環境也相對比較寬一點。”在臺州工業用地價格在60—100萬元/畝，重慶一小時經濟圈的工業用地價格基本在10萬元/畝左右，甚至更低。也因此，隆錦集團在重慶除了彩鋼板生產外，又擴展了多個項目。“我們用3000萬收購了巫溪藥廠，還準備在巫溪投入1.5億元，開發大官山旅游項目，同時投資4億元，建多晶硅項目。”項目多，投入資金比較大，不過蔡正法不是特別擔心，“貸款，中央對庫區專門有一筆基金，總額在200個億，同時政府對貸款貼息85%。”
　　“以前，是我們出去找投資商，像大海里撈針，現在是投資商找我們，是大海里撈魚。”譚向陽有些得意。
　　大勢將向
　　“落子重慶”，是因為看到了重慶誘人的條件和基礎。
　　“‘三線’建設打下了產業基礎，重慶比河南、湖南產業基礎要好；真正城鄉統籌后，重慶可能成為中國經濟的一個中心。一小時重慶，二小時貴陽，三小時昆明，四小時蘭州，五小時武漢，六小時廣州，七小時北京，八小時上海；我們的體制是其他地方不能比的。”作為基層招商工作人員，譚向陽漸漸知道什么是投資者真正在乎的。“重慶是直轄市直接管下面的縣。行政公務成本，全國是57個百姓養活一個公務員，重慶是35個百姓養活一個公務員。國家給的西部大開發和城鄉統籌的政策也是其他地方不能比的。”
　　曾經參與浦東開發的黃奇帆，從長江入海口的上海，來到長江上游的重慶，已經7年。他在接受《中國企業家》采訪時認為，重慶對于工商資本確實是有吸引力的：交通和區位條件優越，生產要素綜合成本低，融資環境寬松，財稅政策優惠。
　　“所得稅政策比別人好，再加上國務院3號文件——145條專門針對重慶的政策，對重慶下一步發展是很大的機遇。只要重慶抓住機遇，把配套設施、配套環境做一做——把高速公路的收費全部取消，再把長江航運航道做好——那就非常好了。”來自長安汽車(7.60,0.09,1.20%)的尹家緒在接受《中國企業家》采訪時語氣輕松。
　　2008年底，已經享有西部大開發、城鄉統籌以及三峽市庫區政策的重慶，又有了中國第一個內陸保稅港區。黃奇帆透露，2009年，寸灘保稅港將進入封關運作。其保稅功能和上海洋山港的保稅功能完全一致。
　　還有更大的利好。“《國務院關于推進重慶市統籌城鄉改革和發展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國務院3號文)讓我們‘認真研究設立兩江新區問題’。我估計今年就可以批下來。”李勇說。重慶坊間傳聞，“兩江新區”將是繼浦東新區、濱海新區之后的中國第三個特區，規劃面積900多平方公里。
　　盡管一切還不確實，重慶在政策面不斷向好是不爭的事實。重慶工商大學副校長廖元和將一切視為理所當然。他把沿海的對外開放叫做“海洋戰略”，把西部的開發開放稱為“內陸戰略”，認為“中國需要從過去單一的沿海戰略，走向沿海戰略與內陸戰略的結合。”
　　“改革開放基本上是依托沿海港口城市對外開放。不足之處，對發達國家依托太大。印度10億人口，東南亞4億人口，14億人口占了世界的1/5，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市場。連通東南亞和南亞，就約等于打開另一個中國市場。從緬甸到重慶，比到上海、寧波港口近1200公里，同時繞過了馬六甲海峽。如果重慶到上海的鐵路和高速公路修通，重慶到蘭州、昆明的鐵路修通，重慶就會成為大陸戰略和海洋戰略相結合的部位。”
　　“重慶的兩江新區看起來是個小事，但如果放到整個中國的經濟發展來看，就是一個大事。”廖元和把重慶的寸灘保稅區和將來兩江新區的設立，視作國家戰略調整的序幕。
　　負重起錨
　　2月17日，早春的雨淋濕了山城。車行駛在成立不到兩年的、控規面積11.7平方公里的重慶鳳凰湖工業園區內，可見建成投產的企業屈指可數，與記者見到的珠三角、長三角大大小小的工業園區內的工廠林業、廠房密集的景象迥然有別。微風細雨里，所見更多的是民工們仍在建設中的廠房和已經平整過的一望無邊的空地。園區領導辦公室空無一人，是意料之中的事情。畢竟園區還有很大的吸引投資的空間——他們出去招商了。
　　分布在重慶8.2萬平方千米土地上，大大小小的48個工業園區，多數和鳳凰湖工業園區相似——年輕、新鮮，虛位以待更多的外埠企業入駐。
　　要成為《紐約時報》所預言的“中國未來都市的范本”，重慶還需要時間，但又不僅僅是時間。
　　“十年前，我到重慶，那個時候重慶最普遍的矛盾是國有企業改制后，下崗工人愛‘散步’。十年后，失地農民與開發商的矛盾變成了社會普遍矛盾，不斷有農民反映問題。”在渝十年的新華社駐重慶記者徐旭忠感慨。
　　因受金融危機影響，返鄉后滯留重慶的50萬農民工、百萬三峽移民中不能很好地適應他鄉生活的回流移民，正徘徊躊躇于街頭田間。農民，是重慶勃勃雄心背后的現實之癢。
　　國務院3號文，固然鼓勵重慶在城鄉統籌問題上大膽改革實驗，然而重慶基層官員告訴《中國企業家》記者，“做了一些城鄉統籌的嘗試，但是不成功。比如農民集中居住問題，農民集中居住的房子售價多少？農民能不能承受？有的人干，有的人不干，畢竟是要農民自己掏錢的事。并且，農村退出來的一些地，可能沒有基礎條件，缺少水電氣，沒有辦法搞工業。”曾經在全國轟動一時的“重慶土交所”目前運轉擱淺，正是“統籌”難題的現實反映。
　　“現在一說城鄉統籌就是土地流轉。城鄉統籌需要更多的農民融入城市，也需要更多的人力資本進入農村。需要更多政策的支持、鼓勵，否則不可能。”廖元和認為城鄉統籌還需要政府出臺更多可行的政策。
　　尹家緒也看到了非常大的困難。“重慶中心城市非常發達，跟北京、上海都可以比，但農村窮得很，中國最貧困的農村地區也有。三千萬人口只有幾百萬人口在主城區。要轉型光靠農業不行，重點要在工業上好好發展。希望在工業，但是難點也在工業，如何做好有非常大的困難。”
　　廖元和認為，重慶“電也好、氣也好、水也好、勞動力也好，價格都比沿海低，但是物流成本高。物流成本降低，自然有產業轉移過來。”同時，市場的活躍，也有賴于重慶投資環境的改善。譚向陽總結，選擇離開的客商，“不是因為產業找不到配套，就是因為基礎設施不配套。”重慶“八大投”為城市基礎設施的改進做了很多努力，但仍有改進空間。
　　還有，即使各種政策優惠能夠形成“洼地效應”，僅僅重慶“孤島式”發展也是不夠的——既不能從周邊引來資金、人才，也不能輻射開來。
　　“現在有人把重慶稱為中國經濟的第四極？”今年“兩會”上，《中國企業家》問參與國務院3號文起草工作的重慶市發改委主任楊慶育。楊否認。“重慶GDP只占全國的1.6%，不到1.7%。與周邊省份的經濟沒連起來。長三角，上海之外還有蘇、浙城市群，環渤海地區是指京津冀三地。西部大開發十年，應該有一個中國的增長極。這個增長極應該在城市群相對比較集中的地方。具體說是重慶城市圈、成都城市圈加關中城市圈——西部川陜渝一個西三角。”
　　然而，打造西三角、成渝合作并非易事。“巴蜀之斗、成渝之爭”，綿延千年。當下它們爭奪的是區域經濟中心的“老大”地位。有此地位，可享受更多國家政策資源。“四川現在往德陽、陜西走，我們在往下江、湖北發展，越走越遠，背道而馳。”李勇對“西三角”的聚合不力，憂心忡忡。2008年，一個關于成渝兩地如何合作的論壇上，他發表演講稱：成都不要做大的城市物流，重慶也不要，把物流基礎設施共同布局在遂寧——渝遂高速路剛好在成渝之間的中間，離重慶一個小時，離成都一個小時。遂寧可以成為“成渝第三城”。李勇想藉此讓重慶和成都的手拉在一起 ，不料，兩面不討好，“成都人也罵，重慶人也罵。”
　　在廖元和看來，重慶固然開啟了國家經濟結構戰略調整的序幕，不過“并沒有完全執行，更不是高潮”。
　　重慶，這艘內河的巨輪，雖已徐徐啟航，前路卻也依然漫長。
　　(本刊記者馬吉英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