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亞洲周刊》2009年第6期刊文說，中國三千多萬人口的直轄市重慶開創新模式應對金融危機。重慶的創新思維既汲取沿海經驗，又回避風險，成為中國抗擊金融危機的新路徑。 

    文章摘錄如下：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沿海地區的廣東模式、蘇南模式、溫州模式、及上海浦東發展模式，促進了中國騰飛。那么，今天的重慶，改變改革開放前期以投資及出口拉動經濟的粗放模式，其特點包括：城鄉統籌，加快城鎮化，實施農村居民低保制度等；照顧民生，繼續實施低稅率政策，首創購房退個人所得稅政策等；兼顧眼前利益和長遠發展，實現可持續發展；以內需促經濟增長，內銷市場占工業產值九成；既汲取了沿海地區的經驗，又回避了風險。中國沿海地區遭受金融危機影響令出口受挫、經濟下滑，重慶卻能逆市而起。今年全國經濟要保八，重慶提出了GDP保持百分之十二的增長率，超過全國四個百分點。 

    農歷新年前，在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提議下，重慶市邀請了農村支書、養豬大戶、民警、民營企業家、教師等百多名基層人大代表，與重慶的主要領導座談交流，依薄熙來的說法，是想“原汁原味”地聽取基層代表對重慶發展的建議和意見。兩個多小時的座談交流中有三十多基層代表為重慶發展建言。薄熙來稱﹕體現出強烈的責任意識、民主意識和主人翁意識，使人深深感受到大家對這座山城的熱愛，由此也看到重慶更加美好的未來。 

    座落在長江、嘉陵江交匯處，有“山城”、“霧都”之稱的重慶市是中國西部重鎮，一九九七年，為配合西部大開發，重慶市成為中國第四個直轄市，而且是人口規模、城鄉規模最大的直轄市。十幾年來的直轄市建設，重慶又演繹為云集美女、美食、美景的“三美”之都，超過百米的摩天樓共有八十四幢，超越天津，初露西部直轄市的繁華。 

    更為耀眼的是，重慶自二零零三年開始發力，至今連年保持GDP雙位數的增長率。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機面前，中國整體經濟下滑，重慶仍然可以脫穎而出。二零零八年重慶市GDP比上年增長百分之十四點三，達到五千零九十八億元(約七百四十五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二十七億美元，為上一年的二點五倍。以遠遠超過全國平均的亮麗成績單，成為中國經濟轉型中的嶄新引擎，成為中國可以率先走出金融危機的新模式。 

    從重慶江北國際機場沿高速公路前進市區，兩旁高樓林立，一路上看到的盡是啟動經濟發展的開發區。有“重慶渝北兩路空港經濟開發區”、“重慶渝北國家農業科技園區”、“重慶現代物流園區”等，中國西部的這塊土地上，似乎浸透了經濟的潮水。重慶有四十個行政區縣，光市級以上的開發區就有三十個。據悉，重慶每個區縣都有自己的開發區，有的甚至還不止一個。西部開發的熱浪中，它們是拉動西部建設的發動機，吸引了一波波的新投資。在今天的抗御金融危機中，又意外地成為啟動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去年年初特大雪災后，中國一些經濟專家及企業家，對美國金融危機的嚴重性估計不足。還在強調防過熱時，重慶在一次學術討論活動中，了解到美國金融業的壞帳是上萬億，而非千多億，于是做出了將面臨世界性、極嚴重金融危機的判斷。三月份，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和市長王鴻舉分別帶隊到廣東、浙江、上海等沿海地區取經學習。 

    在考察中，重慶領導對金融危機的沖擊有了較充分的認識。回到重慶后，領導層決策，在四月份就推出六條促進經濟增長的措施，包括對流動資金的貼息貸款；對中小企業進行融資擔保；對出口創匯進行一定的補助；對煤炭、電力市場的調控；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對一些要素市場的扶持措施。重慶市常務副市長黃奇帆接受亞洲周刊訪問時強調：“這些措施，對刺激經濟有作用，使得經濟危機對重慶的負面影響，被這些措施對沖。”配合中央拯救經濟的政策，重慶又出臺了十二條措施。黃奇帆認為，這十二條措施，配合中央措施的落實，能推動刺激重慶市零九年經濟可持續穩定的發展。 

    在風暴來臨前夕，重慶可以未雨綢繆，依然維持高增長。上海行政干部管理學院周東華教授表示，三十年來中國拉動經濟的模式單一，上海服務的是大型企業、吸引外資銀行；廣東看重的是外向型經濟，但一場金融風暴，吹走的不僅是出口訂單，更是沿海地區的國際期待。“看到這些問題，東部地區要‘轉身’都很困難。”周東華說，重慶以內需為導向，不存在轉身，“它沒有國際包袱，而是如何創新模式、快步前進的問題”。 

    在空間上，重慶與沿海相差二千多公里，缺失外向型經濟的地域優勢；在時間上，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上海、廣東大起飛時，重慶還只是內陸城市，最需要解決的是溫飽問題。在與先發展地區相比較中，重慶只有時空劣勢。如今這些劣勢卻在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中顯示出優勢來。因為在沿海經濟騰飛之際，缺乏優勢迫使重慶統籌思考發展問題，外銷條件不夠，就內銷，起步遲緩就抓緊后發優勢，擺脫粗放模式。危機中顯現重慶百年一遇的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