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蕭條之時都是貿易保護抬頭之日，中國面對的貿易摩擦亦有加劇之勢。從輸美輪胎特保案看，中方應對貿易戰的表現正趨成熟，但仍待改進。首先，企業要丟掉僥幸心理，未雨綢繆，并尋求客戶支持，盡量免受傷害；在訴訟難免時，則聘請當地律師積極應戰；長遠看，將美國企業“請進來”和中國企業“走出去”，才是規避貿易紛爭的根本之道。 　　金融風暴后，美國消費市場萎縮，中國出口持續暴跌，隨之而來的是中美貿易摩擦頻仍。9月11日，奧巴馬宣布對中國輸美輪胎實施為期3年的限制關稅，稅率從目前的4% 提升到第一年的35%、以后兩年的30% 和25%。
　　近年，隨著部分產業由發達國家向新興市場轉移，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勢力開始增強，金融危機之后，貿易保護更成為一個世界性的暗流，比如印度在今年5月發起對中國輪胎的特保調查后，10月又擬對中國純堿產品征收20%的從價稅。對于中國政府和企業而言，面對日益增加的國際貿易摩擦，如同面對一個定時炸彈，重要的是認識它，駕馭它，并從戰略角度制定相應的對策，莽撞地拆卸則可能更早地帶來災難。
　　金融危機加劇貿易摩擦
　　實際上，貿易保護主義并不是新鮮的玩藝兒。19世紀的英國政治家和歷史學家托馬斯·麥考斯就說過：“自由貿易是政府能夠給人們帶來的最好的政策之一，卻幾乎在每個國家都不受歡迎。”因此，不要幻想貿易保護會永遠消失。
　　導致貿易保護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一條是就業。輸美輪胎特保案中的沖突也體現在就業上：美國2004-2008年已經有5家輪胎廠倒閉，導致近5000工人失業，進入2009年，又有數千人的工作危在旦夕；對中國而言，一旦懲罰性關稅實施，不光出口創匯受到傷害，出口企業及其上下游數十萬計的工人都可能失業，所以雙方互不相讓。
　　從歷史規律看，貿易保護主義很像潮汐，周而復始，每當經濟蕭條之時，都是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之日。經濟危機的惡果之一就是高失業率，美國的失業率已經創下9.5%的新高，在汽車重鎮底特律，失業率更高達14.5%，民眾的情緒猶如夏日里澆上汽油的干草堆，星星之火就可以燎原，所以貿易保護勢力增強、中美貿易摩擦加劇并不奇怪。
　　在筆者20多年的國際貿易生涯中，碰上過數不勝數因為傾銷、特保、補貼或壟斷等引發的貿易摩擦案例，從服裝到鞋類，從蠟燭到皮革制品，從油畫布到紙張兼而有之，現在我手頭上還在準備一份應對中國人造絲帶進入美國需交懲罰性關稅的訴訟材料。我常和朋友開玩笑說，我的每一根白發都是因為中美貿易摩擦而生。
　　中美貿易摩擦的具體原因五花八門，因產品類別而異，雖然主要焦點大多是中國產品價格過于低廉導致美國廠商無法競爭，但美國廠商在指責時往往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有的稱中國出口企業使用廉價勞動力、童工或是囚犯；有的說出口國政府補貼出口企業；還有的強調出口企業對自然資源的破壞和對環境的污染。說白了，哪條法律對其有利，他們就利用哪條法律，醉翁之意有時并不在酒。最可笑的是，我在加拿大工作時，公司從印度進口的牛皮制品曾遭到了抵制，原因是有人提出當地人在收購、運輸以及宰殺牛的過程中不人道。這一招還真靈，有人圍在商店門口一抗議，公司決策層馬上決定不從印度進口皮制品，以消災免禍。在中美貿易摩擦中，與經濟利益絞纏在一起的，同樣有很多類似的價值觀念和文化差異帶來的摩擦，以至于有個中國老總曾很不解地向我抱怨：“美國人是不是吃飽飯沒事干呀？”
　　美國主流社會對國際貿易
　　的態度演進
　　縱然存在種種摩擦，但從大趨勢看，美國主流社會目前對全球化和國際貿易已持認同和支持的態度。20多年來，筆者見證了這一認識演變的全過程，美國連鎖零售業界的態度轉變就是一個縮影。
　　零售業直接面對美國每一個消費者（同時又是選民），因此對美國國會和政府的影響非同小可，而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內，美國零售業一直是國際貿易的反對力量。沃爾瑪創始人山姆·沃爾特的自傳副標題“美國制造”便一語雙關，一方面宣稱自己實現了美國夢，另一方面強調自己的商店捍衛美國制造業，保美國就業。他早年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更發表義憤填膺的演講，高調捍衛“美國制造”。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今天的沃爾瑪卻成了美國最大的進口商，僅2008年從中國的直接進口額就達上千億美元之巨，沃爾瑪貨架上的貨物大部分來自進口，“中國制造”又占其中的大部分，更不用說沃爾瑪在中國蓬勃發展的連鎖零售業了。這一巨大的歷史性變化恰恰是連鎖店為甩掉中間環節、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而大力發展自有品牌和直接進口的結果。在這一過程中，美國連鎖店以其資本逐利的本性逐漸從國際貿易的反對者轉化為倡導者，成為中國出口企業的盟友。
　　人自身的利益往往最容易幫助他們改變觀點，其實，很多人都是全球化和國際貿易的受益者，但常常身在其中渾然不知，我們需要幫助他們去認識這一點。記得一次我在歐迪辦公的商店經理大會上做關于發展直接進口的報告，一個商店的經理當場提問：“公司為什么不組織一批美國產品，打上‘美國制造’的字樣，利用消費者的愛國主義促銷？”我的回答是：“美國消費者已經非常清晰地告訴我們，當他們在商店里選舉（選產品）和投票（付鈔票）時，看重的是價值，而不是是否在美國制造。美國汽車業打‘美國制造’這張政治牌多少年，最終被日本汽車商殺得遍體鱗傷。如果我們不能在貨源上保持競爭優勢，公司最終就不得不倒閉，各位也會失去工作，所以，‘美國制造’這張牌打不得！”在處理貿易摩擦的談判中，幫助對方理解“我們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同樣重要。在輸美輪胎特保案中，中方就頻頻強調雙贏和雙輸的可能性，把美方的最終利益巧妙地和中方利益捆綁在一起，顯示其談判理念日趨成熟。
　　國際貿易影響了美國，美國又反過來影響著國際貿易，這個互相影響和各方勢力的意見轉換會深刻影響美國政府的決策，并反映到中美貿易關系中，透徹理解各種變化的脈絡，對于中國政府和企業在中美貿易摩擦中作出正確的判斷和決策至關重要。
　　應對貿易戰的四條忠告
　　應該說，這次輪胎特保案中，由中國橡膠工業協會組成的產業代表團表現得較以往要成熟老練，美國輿論的評價也比較認可。不過總體來看，中國各方在處理貿易摩擦時仍顯得欠缺經驗。螞蟻雄兵般的中國出口企業雖然為中國摘取了“世界工廠”的皇冠，但因為缺少重量級的跨國公司和行業領軍人，面對重大危機時常常是倉促應戰，不堪一擊。為此，筆者根據多年經驗總結了四條企業應對貿易戰的建議，這里一吐為快。
　　首先要未雨綢繆，未焚徙薪。輸美輪胎特保案根本不是新事物，小布什在任時曾經數次否決特保案，關于輪胎行業的特保訴訟也早有耳聞。其實，所有貿易摩擦都有一個共性，就是由來已久，只要丟掉僥幸心理，提前做準備，不把所有雞蛋放在“勝訴”這一只籃子里，就能防患于未然。我們有一個做帶框油畫布的畫材供應商無錫鳳凰畫材，就是在有關該產品反傾銷的爭論正熱鬧的時候，毅然把對美出口的生產基地搬遷到越南。到了2006年6月，美國商務部發布對中國輸美油畫布的反傾銷令，宣布按照77.9-264.09%的稅率對中國企業征收現金保證金，統一稅率為最高稅率264.09%。鳳凰畫材雖然積極應訴并贏得了77.9%的最低稅率，但做過企業的人都知道，加上77.9%的稅率意味著什么，所幸這時其越南工廠已經投產。相比之下，它的很多同行們就沒有那么幸運，有的甚至遭到了致命的打擊。
　　第二是尋求客戶的理解和配合。還以鳳凰畫材為例，在遷廠前后，其高管多次與我們商談生產計劃，以期共同應對。搞過生產的人都知道，遷廠難，跨越國界遷廠難上難，其中有員工、原材料、地方法律、文化習俗以及質量、價格和交貨期等種種問題。因為有了開誠布公的交流，邁克爾斯作為該企業最大的客戶決定與其攜手共渡難關，在其建廠初期，我們戰略性地將一批訂單轉往墨西哥等國，待其生產能力逐步恢復時又將訂單轉回來。今年初我到越南訪問該廠時得知，其在當地的生產效率已經超過無錫的老廠。一般而言，中國出口企業在美國的客戶其實是我們最大的盟友，尋求盟友的理解和配合恰恰是共渡難關的一把金鑰匙。這一點，中國企業普遍做得不夠。
　　第三是聘請本土高手挑戰美國法律。這次輸美輪胎特保案另一個做得比較好的地方，就是聘請了有經驗的律師打官司。我個人的經驗是，請律師不要怕花錢，一定要請第一流的。過去我也為國內企業聯系過律師，但對方往往一聽到高額的律師費就被嚇傻了。大家都以為美國是個法制國家，豈不知法律全靠律師巧舌如簧的解釋，所以法律面前絕不是人人平等，在美國同樣的法律對有錢人的保護要遠遠高于窮人，對大公司的保護要遠遠高于小公司，道理很簡單，窮人和小公司請不起律師，至少請不起名律師，所以官司還沒打已經輸定了。有位中國企業老總曾不無擔心地問我：“花這么多錢請美國律師，他能真心真意幫我們中國人嗎？”這樣的想法是典型的中國式思維，在美國，你花錢請律師，你是主人，他是仆人，而且是盡心盡力的仆人，放心用就是了。有“鐵娘子”之稱的前美國貿易談判代表巴爾舍夫斯基，卸任后以資深合伙人身份加盟威凱平和而德律師事務所（Wilmer Cutler Pickering Hale and Dorr LLP），在中國軸承企業面對反傾銷調查兇多吉少之時，這位昔日中國政府的談判對手毛遂自薦，挺身而出仗義執言，為中國出口企業打贏了一場至關重要的官司，這絕對值得中國企業借鑒。
　　值得一提的是，國內媒體對輸美輪胎特保案中國方面證人的英語水平頗多溢美之詞，認為“聽證會現場與各方代表溝通毫無障礙”。我毫不懷疑中國證人英語的流利程度，不過我的建議是，只要不是法律要求非做不可的，中方人員一律只做庭前和庭后的準備和支持工作，不要輕易上庭作證。作為一個證人，你對當地文化、習俗、法律等的了解不足都會被對方找到缺口，因此，做幕后人、不要輕易拋頭露面方為上策。
　　第四是“請進來”、“走出去”，化敵為友。今年8月7日，在輪胎特保案聽證會上，美國國務院、商務部和勞工部的官員向訴訟方美國鋼鐵工人協會發問：為什么美國輪胎企業沒有參加訴訟？其實答案很簡單，一是這些巨頭都在中國設廠，中國對美出口它們也是受益人；二是這些跨國巨頭無不看好迅速升溫的中國汽車市場，無不想從中分羹，所以不愿與中國政府和出口企業為敵。這次特保訴訟，反對該案的美國利益集團不僅有該國的輪胎制造企業，還包括與這一產業相關的批發、零售、售后服務、翻新、回收等企業，總體上看，即使在美國國內，反對者也比支持者還多。所以，中國要用“請進來”的方式繼續鼓勵美國各行各業來投資，來的人越多，朋友就越多，敵對力量就越少。
　　說到“走出去”，做得最好的是日本汽車制造業。你不是害怕失業嗎？我把工廠辦到進口國去，不但賣車給你的消費者，還為當地解決就業貢獻一份力量。這些年，日本汽車公司在美國可是香餑餑，如果哪家公司在某州某市選址建廠，絕對是當地的頭條新聞，州長、市長的人氣沖天，官運常常因此亨通起來。就是用這種“走出去”的方法，從來沒有被底特律大亨們正眼瞧過的“小日本”居然顛覆了美國汽車制造商們的霸主地位。眼下，一些優秀企業如海爾、格力等已經走了出去，為中國企業的國際化帶了個好頭。
　　全球化是一個歷史大潮流，各國領導人對此的共識日趨一致，運籌日臻成熟，至于貿易摩擦的暗流，現在有，將來還會有，但不能改變歷史大方向，中國政府和企業有必要及時總結經驗教訓，更好地維護自身的利益。另據筆者觀察，在當前貿易保護主義增強的世界趨勢中，國內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似乎也有所抬頭，抵制一些海外品牌的呼吁常見于網絡，這對世界發展和中國的崛起有百害而無一益。中國作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應當成為國際貿易的堅定推動者，而非退回閉關鎖國的時代，對這一現象政府需要正確地引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