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中銀律師事務所廈門分所李志安
    近期，江蘇省某區人民法院審理了這樣一起復雜的物流糾紛：無錫一家公司委托當地某物流公司貨物托運處的張某將一批手機運送至深圳。但在托運過程中11部手機遺失，每部價值7380元，合計損失81180元。因此，委托方一紙訴狀將物流公司和貨物托運處以及張某告上法庭。在審理過程中，物流公司內部的紛繁關系漸漸 “浮出水面”：貨物托運處屬于物流公司下屬無法人資格的分支機構，張某為該托運處的負責人，但卻于2008年年底申請離職并得到批準。而2009年3月承運運輸業務的運單上仍然蓋有該物流公司貨物托運處的業務專用章和張某的簽字。爭議焦點是這筆賠償究竟該由誰承擔？
    筆者認為，這些常見物流糾紛案件雖然標的小、訴訟當事人相對簡單，但托運人卻往往面臨維權難的尷尬現實。究其原因，還是目前我國物流行業缺乏統一的法律規范。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法律沒有界定什么是物流企業。比如，一個企業到工商局要登記注冊成物流企業，工商局無法把握該企業是不是可以登記成物流企業，因為倉儲、配送、郵政快遞都是物流環節，法律對這些企業要求的法定條件是什么？他們各自的準入門檻是什么？這些都缺少法律規定。而這正是導致今天的物流業魚龍混雜，消費者的投訴聲不絕于耳的重要原因。
    第二，物流類企業在實際經營過程中，沒有一部專門的、統一的物流法進行規范，雖然有 《公司法》、 《對外貿易法》、 《通用航空飛行管理條例》、 《國際貨物運輸代理業管理規定實施細則》、 《反壟斷法》等等。而在適用過程中，現有規范不協調，涉及部門多，如交通、鐵路、航空、內貿、外貿等等，而這些法律法規過于分散，缺乏系統性，各個法律法規之間還存在著不協調和沖突的現象，這就使物流法律法規的指導性和規范性作用難以落到實處，形成了如今的多頭管理、公地悲劇之現狀。
    對各種物流法律法規進行清理、修改、補充和整合，以提高物流法律規范的層級效力和立法水平，增強其可操作性和透明度，疏通各單行法律規范之間的承接和遞進關系，形成一個層次分明、結構嚴謹的物流法律法規框架是目前亟須解決的。我國物流立法至少應該包括四個方面：一是物流主體法，即確立物流主體資格、明確物流主體權利義務和物流產業進入和退出規制的法律規范；二是物流行為法，即調整物流主體從事物流活動行為的法律規范，它是各種物流交易行為慣例法律化的產物；三是物流宏觀調控法，即調整國家與物流主體之間以及物流主體之間市場關系的法律規范；四是物流標準法，即確定物流行業相關技術性標準的法律規范。惟有如此，我國物流產業才能真正發展壯大，成為名副其實的十大振興產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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