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已經形成了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三個較為成熟、規模較大的都市經濟區。2008年，三大都市圈共實現地區生產總值113465.4億元，約占全國GDP總量的38%；進出口總額約占全國的75%；實際利用外資占全國總量的82%。三大都市圈的區域經濟發展總體水平高，在國民經濟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成為帶動我國經濟發展的“領頭羊”。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新形勢下，特別是面對當前全球金融危機的深刻影響，積極探索城市聯動發展的新路子，共同推進城市間深度整合，既是區域經濟發展的內在需要和必然趨勢，也是提高區域整體抗風險能力、同心協力共渡難關的現實選擇。
一、都市圈發展的趨勢分析
1.市場化、城市化的發展推動都市圈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將進一步擴大
　
市場化與城市化的相互作用是區域合作的內在動力。近年來，“珠三角”、“長三角”政策方面的優惠已不很明顯，但多年來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的制度優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兩個區域市場化水平在全國位居前列。據預測，2010年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將達到50%，到2020年將超過70%。城市化必然帶來城市規模的不斷擴大和城市人口的快速增加，將產生巨大的要素聚集與輻射功能，推動和促進都市圈在地區經濟發展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作用。
2.區域合作機制的形成為都市圈發展提供制度保障
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提速，各省市間自發的互補發展模式都轉向制度性的整合發展。特別是近些年來，基于各地區自身發展需要的區域合作不斷展開，并逐步從淺層走向深層，即由初期感情聯誼、產品物資調劑，發展到資源要素自由流動、制度統一安排等。在長三角區域，初步形成了區域內溝通和共同發展的機制，16城市經濟協調會發揮了重要作用，積極推進交通、科技創新、環保、能源等重點領域的聯動發展，提升了長三角整體國際競爭力。京津冀區域中，環渤海區域經濟聯合市長聯席會作用日益突出，迄今已召開13次市長聯席會，著力加強戰略規劃、產業發展、政策法規等方面的溝通和銜接。在珠三角，隨著各城市的急速膨脹擴張，粵港聯席會議提出了開展大珠江三角洲的經濟合作，通過10年到20年的時間，把大珠江三角洲建設成為世界上最繁榮和最具獲利能力的中心基地之一。在宏觀層面，國務院最近部署實施了一系列區域發展戰略，如珠三角地區、長三角地區、廣西北部灣經濟區、海峽西岸經濟區、江蘇沿海地區、遼寧沿海經濟帶等發展規劃和支持建設意見。種種跡象表明，跨行政區的區域規劃和合作機制建設在區域發展中發揮了越來越積極的作用，政府、企業、社會團體共同參與的多層次、多形式的區域合作立體網絡正在形成，為都市圈經濟發展突破行政區劃障礙提供了有力的組織保證。
3.產業結構優化推動都市圈由極化向泛化發展
三大都市圈對外開放起步早，大規模內外資的引進，不僅形成了較大規模的制造能力，而且形成了各種先進技術的多元組合，為構建現代化制造研發轉化基地、進而參與國際分工與合作創造了條件。縱觀珠三角到泛珠三角、長三角到泛長三角，都是在產業轉型升級中，在城市群與廣闊腹地的要素資源整合中，實現泛化發展的。京津冀區域科研、人才資源集聚，濱海高新區和中關村的科技創新引領，曹妃甸工業區的迅速崛起，助推了區域以電子信息、生物醫藥、新材料新能源、文化創意、金融保險等新興產業為重點的高端化、高質化、高新化產業結構的形成，有力地促進區域產業專業化分工不斷深化、滲透和融合。實踐充分表明，都市圈正從過去幾個城市領先的極化發展，逐步過渡到以構筑區域產業鏈配套、聯動發展體系為主線的泛化發展階段。
4.網絡型基礎設施骨架進一步密切區域經濟聯系
高速公路、軌道交通等大運量快速通道的建設，形成縱橫交錯的現代化快速交通網，提升了交通網絡化水平，進一步提高了各城市的通達度，促進了都市化空間結構發育。在未來的都市圈發展中，網狀的、高度系統化、一體化的基礎設施將逐步形成，特別是高速軌道交通建設的提速，進一步加快了人流、物流、信息流的速度，基礎設施對都市圈一體化所形成的瓶頸將基本消除。
二、京津冀都市圈發展存在的問題
目前，京津冀地區已經跨入了發展的快車道，具備了更好更快發展的良好基礎，但與“長三角”、“珠三角”地區相比，無論從總量規模上看，還是從質量效益上看，仍有較大差距。我們認為，制約和影響京津冀都市圈發展的瓶頸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體制機制仍需進一步完善。京津冀都市圈的國家區域規劃指導和政府間高層對話機制尚未形成，區域合作組織作用未能充分發揮，行業合作網絡體系建設不完備；合作機構缺乏應有的權威性。區域市場化進程滯后，民營經濟發展不夠活躍，有利于企業主體作用發揮的制度環境仍需進一步健全；有利于企業發展的要素市場環境仍需進一步完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有待進一步加強等等。
二是產業發展仍需進一步協調。京津冀區域內部，產業配套水平相對較低，產業融合度不高，合作范圍局限于產業鏈的低收益環節，很多先進制造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產品零配件在區域內沒有形成配套，科研成果也難以近距離擴散。除北京呈現“三二一”產業結構，津、冀兩省市服務業發展滯后，沒有形成產業梯度轉移、對接合作的有效模式。
三是輻射服務功能仍需進一步發揮。上海已經成為長三角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核心推動力；“珠三角”也是在廣州和深圳的聚集輻射效應以及周邊省市主動接受其輻射和擴散的共同作用下，成為中國市場化及國際化程度最高的都市經濟圈。與此相比，京津兩大毗鄰的中心城市，在進一步整合優勢、發揮區域增長極帶動作用方面，表現得并不突出，區域二元結構明顯，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京津冀區域的進一步發展。
三、京津冀都市圈協調發展對策
基于京津冀合作發展現狀，借鑒“長三角”“珠三角”合作經驗，京津冀都市圈經濟協調發展的基本思路是：以制度創新為保障，落實《京津冀都市圈發展規劃》，建立完善一體化發展的機制、體制；以基礎設施建設為突破口，在道路、交通、港口、機場建設上實現對接與資源整合；以一體化市場建設為墓礎，促進資金、技術、人才、信息等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以產業合作為核心，通過各城市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空間重組，加強產業聯系，打造產業內部縱向與產業之間橫向聯系的產業價值鏈，形成以京津為核心，以周邊城市為依托的城市經濟職能互補、分工合理、協調發展的發展格局，推動區域經濟協調快速發展。
1.建立和完善區域一體化發展的機制體制
現階段，京津冀三地政府已經對區域合作形成了高度共識，但要把中央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部署貫徹落實到位，在區域經濟發展上有重大突破并持續取得進展，迎頭趕上長三角、珠三角地區，還需要在完善機制體制方面下工夫。
 
(1)構建政府協商體系。政府協商體系包括以下三方面制度：一是高層協商決策制度。現階段，要建立高層領導定期會晤制度，兩市一省主要領導每年定期會談一次，就共同關心的問題進行溝通、擴大共識，并步調一致采取措施。隨著條件成熟，成立輪執主席制度，三方輪流坐莊，共同商討、確定、研究問題，共同制定合作發展規則。二是職能部門協調落實制度。建立健全京津冀統籌發展機構和日常工作機構，制定議事規則和例會制度，形成良好的協作與分工機制，推動落實高層會談成果，合力改善區域內的政策、制度和服務環境，建設相互銜接、規范協調、高效運轉的市場管理和服務體系，引導、推動三地企業和行業組織開展區域合作。三是中央支持協調制度。中央政府具有經濟合作大原則與制度框架的制定者和監督者的雙重角色，因此，完全有必要以兩市一省發改委、合作辦為依托，成立聯盟組織，積極爭取中央政策支持，逐步統一區域內發展政策。
 
(2)建立規劃對接體系。目前國家正在編制的京津冀都市圈發展規劃，將在國家發展戰略層面對京津冀都市圈產業發展和布局進行統一規劃，這無疑會為區域的快速協調發展提供必要的保證。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把京津冀一體化發展落實到項目和可操作的政策上，是京津冀三地政府的當務之急。一是要加快落實區域總體規劃。建議三地政府從區域一體化視角出發，在京津冀都市圈規劃的基礎上，修訂完善各自的中長期規劃，與京津冀一體化總規劃進行對接。突出比較優勢，鼓勵分工與合作，以區域為單位建立自己的優勢主導產業群，重新構建京津冀都市圈產業格局。二是要明確產業分工，實現京津冀都市圈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北京以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新興第三產業為中心，帶動現代制造業、都市農業的發展；天津以現代制造業和物流業為主導，促進商業和城市服務業的振興；河北省的唐山大力發展新材料產業、秦皇島鞏固和提高交通運輸業和旅游業等，形成完整的、具有良好合作關系的都市圈的核心地域，帶動外圈的發展。三是要加強京津冀區域內次級中心城市的戰略規劃，加快唐山、石家莊、滄州等地區的城市化進程，發揮它們對小城鎮的輻射帶動作用。
 
(3)加快培育中介組織。國內外區域合作的成功經驗啟示我們，在合作的初級階段，政府主導必不可少；但在合作的成熟階段，必須充分發揮市場的主導作用，充分發揮中介組織的橋梁作用。地方政府要積極培育中介組織，引導社會或民間力量參與區域發展，發揮行業協會、商會等在推進區域協調發展中的作用。一是要培育“智庫”，各地政府要積極開展與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社科機構等的交流合作，籌建類似“城市合作研究中心”等組織，開展區域合作的學術研究，為加強區域合作提供重要理論支撐。二是要依靠和扶持“龍頭企業”。企業是市場的主體，龍頭企業則是某一行業擁有較多話語權和影響力的大型企業集團。實施強強聯合，擴大產業規模是京津冀經濟圈短期內提高市場占有率的關鍵。三地政府應通過市場機制，加強京津冀經濟圈內企業的聯合、兼并、重組，推動大型企業集團的成長，在規模與水平方面形成競爭優勢，擴大企業在國內外的市場占有率。三是要組建行業“協會”或“商會”。當今世界，商會是市場經濟中聯系政府與企業的不可缺少的紐帶。政府部門可以通過組建的商會，將同一類型的企業組織起來，充分利用同質企業、的商緣、情緣，就共同關心的問題開展專題對話和協商，這是政府借助第三方力量引導企業進行業自律和自治的有效途徑。
2.穩步推進區域合作發展的工作重點
為了使京津冀地區通過梯度轉移和強強聯合等方式產生“11”》3”的整體區域發展效應，建議當前應選擇以下三方面為突破口，加快推進京津冀聯合發展。
 
(1)打造京津塘高科技產業帶。京津塘高速公路旁，西有北京亦莊工業小區，東有天津武清開發區，中間是廊坊經濟技術開發區，一條以京津塘高速公路為主軸的產業帶正在興起。建議三地政府在沿京津塘高速公路靠近河北省廊坊市一端，聯合建設一塊共建、共享、共贏的經濟技術開發區，發揮京、津人才聚集、資金寬松、信息快捷和河北土地資源相對豐富、勞動力成本低廉的比較優勢，通過進一步的統一規劃、聯合開發、聯合招商，集中擺布高新技術項目，建成完善的政府支持、企業主導、產學研結合的開發體系，促使該地區盡快建成中國北方的“硅谷”，帶動京津冀產業結構的優化和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
 
(2)構建“兩區四港”引領的先進制造業產業帶。目前，我國正迅速成長為世界制造業基地。京津冀都市圈內有著建設成為東北亞甚至世界最大先進制造業產業基地的明顯優勢。北京高等院校、科研機構集中，科技人才云集，科研力量強大，科技信息資源豐富。天津濱海新區經過十幾年建設和發展，已成為高新技術研發與轉化的理想承接地和擴散地。河北省土地資源和勞動力相對豐富，發展空間十分廣闊。三地政府應該充分發揮濱海新區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和曹妃甸循環經濟示范區的帶動示范作用，用足用好國家賦予的先行先試政策；充分發揮天津港、秦皇島港、京唐港和黃驊港集群優勢，積極推動實施京津冀鋼鐵產業、石化產業、現代裝備制造產業、電子信息產業、生物醫藥產業等向“兩區四港”集中配置，形成一批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和知名品牌、有市場競爭力的優勢企業，建成一批科技含量高、競爭優勢明顯的特色產業集群，建設面向東北亞甚至世界的最大的制造研發基地。
 
(3)建設“京津雙核”現代金融業示范帶。北京作為我國的首都，金融優勢明顯。各家專業銀行的總行及中央機關都在北京，因而資金最雄厚。同時北京的外國銀行辦事處最多，金融信息相當靈通。但又由于北京是我國的首都，盡管資金富裕，但由于受到銀行貸款額度的約束，發放貸款受到限制，因而北京大量資金不能用于本地區的經濟建設而不斷南流，資金優勢已逐漸削弱。天津的金融機構不僅在數量上較北京要少，而且資金規模較小，資金緊缺，這是其金融上的劣勢。但天津也具有一些明顯的優勢，如產業基金、私募股權、離岸金融等很多金融試點可在天津進行等。如果京津兩市能夠聯合起來發展金融，聯合開拓金融市場，形成“京津大金融圈”，就可以在金融上優勢互補，擺脫行政區域的束縛，這樣不僅可以搞活金融，而且還會大大促進京津地區的經濟發展。
3.努力營造區域協調發展環境
我們認為，加快京津冀都市圈協調發展進程，交通是基礎，市場是動力，生態是保障。
 
(1)交通體系共建。構筑一體化交通體系，是城市圈發展的必要條件。認真落實《京津冀交通一體化合作備忘錄》，完善區域交通體系建設，打造區域交通信息共享平臺，有力地促進域內要素整合、產業聯動和協調發展。海港方面，津冀均擁有豐富的港口資源，天津港已在北京、石家莊建有“無水港”。構建區域港口協調機制，加強津冀港口資源的有效競合，共同打造港口產業群，提升港口經濟競爭力。空港方面，加快天津機場改擴建工程，加強與北京和河北省各城市機場的合作，充分發揮天津機場以貨運為主的海陸空一體化綜合運輸樞紐的作用。陸路建設方面，加快城際快速軌道交通建設和區域內鐵路干線的建設，推進省市陸路交通網絡的有效銜接，籌建以京津為主軸，以石家莊、秦皇島為兩翼的區域快速路網，打造一小時通勤圈、三小時經濟圈，促進區域內要素流動，增強經濟活力。
 
(2)要素市場共同培育。培育區域統一大市場，有利于避免不必要的要素資源耗損，提升區域競爭力，進而獲取參與國際分工合作的優勢。一是建立各類要素信息共享平臺。建立面向區域的科研與技術開發、人才培養、勞動用工、商貿流通等合作網絡，實現區域內各大要素市場互通有無、資源共享，促進各類要素合理流動、有效整合，增強區域經濟發展活力。二是加強開放、規范市場環境的制度建設。進一步健全市場規則，規范交易行為，加強市場監管，建立和完善知名商標共保、信用體系共認、執法信息共享、公平競爭體系共建等監管模式，共同營造公開的市場準入環境和法制環境。三是加快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逐步健全完善企業和個人的“誠信檔案”，盡快開通國內企業誠信查詢系統，為引進來、走出去，更好地服務區域、服務全國提供制度保障。
 
(3)生態保障共享。樹立區域大系統生態保護觀念，以“整體大于局部之和”的系統優勢，實施對區域內環境的綜合管理，形成區域合作、共同治理與保護的格局，實現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區域可持續發展。加強京津冀水資源保護和生態環境的治理合作，積極促成建立統一的區域環境監測網絡，研究建立資源補償機制，改善區域整體生態環境。大力發展區域特色生態經濟，以生態經濟增量消化高污染、高能耗工業存量，推進區域生態環境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要建立健全法律體系，以法律責任約束個體行為，實現生態環境保護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