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聯合起來”能否實現 
　　◎　程亞文　國際問題學者
　　東亞國家間本就存在的共同性能不能再進一步提煉為“共同體”？人們目前對此多持悲觀態度。這并不奇怪。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時，人們對邱吉爾所說的“歐洲聯合起來”，一樣滿腹狐疑。
　　太陽底下沒有新鮮的東西。從學術和輿論層面論，“東亞共同體”的概念早已有之，如今鳩山政府舊話重提，對此表現出非同凡響的情衷，應當說這是一種積極的態度和信號，有利于在東亞世界累積或建立起更多共同性。今天的世界所普遍缺乏的，恰恰是國族交往間的公共品，近年來為人談論較多的核武危機、能源危機、糧食危機或金融危機等等，皆是公共品短缺的表現。徹底解決這個問題的途徑是世界政府，但在可以預見的未來，這種美好暢想都只是徒勞無益的空想，沒有現實意義。不過，如果任何國家都百分之百地固執于現實主義，而不能在堅持國族主體性的同時又對主權國家架構有所超越，國與國之間就始終有陷于冰冷的霍布斯世界的危險。
　　權力至上的國家主義，或者空泛無邊的國際主義，對國家或“國際”前程來說都是大忌，都容易釀成激烈的現實沖突。對應于東亞世界脫離殖民體系不久、民族國家建設時間不長的現實，比較可行的選擇乃是開放的國家主義和務實的國際主義。開放的國家主義意味著要承認和接納“他者”，將“他者”納入自身國家利益考量的有機環節；務實的國際主義意味著要尊重國家主權的長期現實性，所有關于國族間公共生活的宏大構想都不能明顯偏離“國家”這個中心。這樣的國家主義多了一點“理想”色彩，但畢竟對刻板固執的國家和主權原則又有所突破；這樣的國際主義也許“保守”了點，可是也因為不太激進而相對容易在現實層面進行操作。徹底的國家主義容易深陷歷史宿命，使國家間永存戒備而無法開拓出真正的共識；激進的國際主義則漫無邊際，又會在現實的盤根錯節面前高高飛起重重摔下。
　　中國是一個在哲學思想上有“世界”思維的國度，儒家的三綱領八條目打通了由個體到世界的聯系途徑，在“國家”的基礎上想象“世界”是一種文化習慣。新世紀以來所提出的“和諧世界”思想，實際上就是傳統“協和萬邦”觀念的現代化。而現在日本首相鳩山由紀夫和日本民主黨所著力宣揚的“東亞共同體”概念，同樣是晚近以來日本政治思潮中的重要一種，其源頭乃是19世紀50年代“黑船”事件發生后在日本生發的亞洲同體意識，而其20世紀上半葉的變體“大東亞共榮圈”，則是對這種原本強調自由平等觀念進行了帝國主義和強權政治改造。
　　在中國和其他東亞國家普遍獲得顯著經濟和社會發展，東亞不再是某一個強勢國家一枝獨秀后，往“東亞共同體”里塞進霸權內容的時代已成過去。在此階段，東亞世界所呈現出來的，乃是兩張面孔或悖論式的發展格局。一方面，各民族國家對自身獨立、領土完整和歷史認同特別敏感，國家意識及傳統主權觀念都極其之強，以前一直被掩蓋的領土主權、歷史問題和資源爭奪等等，非常容易演變為激烈的爭端。另一方面，在政治獨立、經濟獲得較好發展后，對超越既定民族國家框架的更大空間共同體生活想象，也越來越活躍。僅以中日韓三國來論，在相互之間糾紛不斷的同時，三國間在通信、醫療、投資、商務、物流、能源、環保、海上搜救、災害管理、自由貿易區等方面，又達成了密切合作協議或逐漸形成“亞洲”標準。以這三個國家為單位組織的圍棋賽和足球賽，也每年都在進行。在諸多事情上，這三個國家動輒被自然而然視為一個基本國際單位而展開活動，它不能不說反映了在固有地緣下，三個國家的人們對世界的一種感覺。在這個感覺中，東北亞世界具有著某種不言自明的共同性和一體性。這種基于特定地緣的共同性，與一般而言的國家間的共同利益有重疊，但又有明顯分別。
　　東亞國家間本就存在的共同性能不能再進一步提煉為“共同體”？人們目前對此多持悲觀態度。這并不奇怪。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時，人們對邱吉爾所說的“歐洲聯合起來”，一樣滿腹狐疑。當時歐洲各國之間的相互提防之心深重，就連國家主義者戴高樂，一開始也對歐洲共同體之類的想法嗤之以鼻，直到后來才轉變過來，成為歐洲聯合的大力支持者。可以想見，東亞要走出20世紀下半葉以來歐洲的步調，尚需艱苦努力。
鳩山版東亞共同體的理論原點 
　　◎　劉檸　東亞問題學者
　　既然庫德諾夫的思想已然為今天歐盟偉大的社會實踐所證明，就說明曾幾何時被認為是“烏托邦”的社會理論，其本質是“非烏托邦”的，且具有回歸現實的潛在可能性———這顯然是鳩山其人的理論推演。
　　這是關于東亞共同體問題，來自日民主黨政權的一次積極、明確、高調的表態，也是對最近一段時間以來，鳩山首相在若干場合發言的背書。
　　民主黨上臺后，在包括中日關系在內的對亞外交的政策走向問題上，被作為“積極因素”廣為媒介報道的是鳩山首相立足亞洲，表示將推動東亞共同體，甚至準備打造東亞共同貨幣的“向前看”姿態。歷史地看，這在某種意義上的確意味著日本的“脫美入亞”———對亞洲的復歸，說明在全球經濟蕭條的情況下，即使是傳統的同盟關系，也無法阻擋同一地區國家抱團取暖的深層現實需要。但一種客觀現實的呈現，往往需要一個過程。短時間內如此濃密而高調地熱衷于某種政治理念的“輸出”，必有客觀之外的原因。而其中之葷葷大者，應該說與鳩山其人的政治理想有關。
　　我們注意到，鳩山在闡述其共同體構想時，反復提到的一個核心表述是“友愛”，甚至把這種聽上去頗抽象的概念作為實現共同體這一宏大愿景的最主要路徑(所謂“友愛精神”、“友愛外交”)。如此“聽上去很美”的立論，令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人在油然而生親切感的同時，也本能地感受到了某種烏托邦色彩(這點很可能也是該構想未能迅速獲得廣泛響應的理由)。對此，鳩山本人也并不否認，其在不久前發表于《紐約時報》的論文中寫道：“所有偉大的歷史想法都是從烏托邦的夢想開始，以回歸現實的方式結束。是否有一個特定的作為烏托邦夢想的想法，變成這樣的人的現實依賴：他們相信這個信念并且有能力為之而行動。”
　　“鳩山版”東亞共同體構想，作為一種政治理想，是否系“烏托邦”另當別論，理論上其來有自則是事實。而要弄清“烏托邦”與否的價值判斷妥當與否，也許要先從理論的正本清源入手。
　　眾所周知，工學博士出身的鳩山由紀夫的從政之路，受到祖父、前首相鳩山一郎的莫大影響，這種影響不僅是家族“政治D N A”意義上的，而且在政治哲學上，也頗有因襲：所謂“自由主義的自由，是一種愛；這種愛，是友愛”———鳩山把祖父生前愛用不已的“友愛”，置于自由主義的根部，并以之為原點，來構筑自己的政治哲學。
　　而鳩山一郎，作為一手開創了后來被稱為“1955年體制”的自民黨長期執政體制的保守政治重鎮，思想上又受到泛歐運動的創始人、被稱為“歐盟之父”的奧地利思想家庫德諾夫(C ountC oudenhove-K alergi)的相當影響。出生于日本、父親為奧匈帝國駐日特命全權大使、母親為日本人的庫氏，基于歐戰的慘痛歷史，痛感自由乃人類尊嚴的基礎，是至高無上的價值。為保障自由，須確立私有財產制度。但保障私產的資本主義產生了嚴重的社會不平等，“平等”的訴求卻導致共產主義思想的產生。而作為既對抗資本主義，又對抗共產主義者，國家社會主義(納粹)的崛起，令他深感憂慮。他認識到，“若無‘友愛’的相伴，‘自由’會招致無政府狀態的混亂，‘平等’則招致暴政�！币驗�，一味追求平等的極權主義和放任無度的資本主義，結果都導致人的尊嚴被侵犯，使原本為目的的人本身化為手段。對人來說至關重要的自由與平等，一旦陷入原教旨主義的沖動，則禍患無窮。因此，有必要謀求一種均衡的理念，以期人類的尊嚴不被冒犯。而庫氏找到的一把鑰匙，即是“友愛”。1923年，庫氏出版《泛歐洲主義》一書，轟動全歐；翌年，成立泛歐會議；不用說，庫氏成了納粹的敵人。1938年，奧地利被納粹德國吞并后，庫氏開始了漫長的逃亡。直至戰后1947年，創設歐洲議會同盟(E PU，E uropean Parliam entaryU nion)，為歐洲一體化開辟了道路。
　　鳩山一郎結識庫氏后，深受影響。1952年，將庫氏反納粹的力作《與人類為敵的極權國家》(Totalitarian State against M an)翻譯成日文，以《自由與人生》為題在日本出版，并于翌年成立同仁團體“友愛青年同志會”(即現在的“日本友愛青年協會”)，研究、傳播“友愛”理念。而通過某種政治DN A的傳承，這也構成了鳩山由紀夫政治哲學的原點。
　　既然庫德諾夫的思想已然為今天歐盟偉大的社會實踐所證明，就說明曾幾何時被認為是“烏托邦”的社會理論，其本質是“非烏托邦”的，且具有回歸現實的潛在可能性———這顯然是鳩山其人的理論推演。而相當于象征著法德和解的出發點、后成為歐盟雛形的“歐洲煤鋼共同體”(E C SC )的“沙盤模型”者，目前鳩山視線鎖定的，則是中日之間的東海：所謂“東海不是紛爭之海，讓它成為友愛之海”。
　　本版言論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