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的鐘聲已經敲響，我國經濟社會不斷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穩步提高，各項事業欣欣向榮，我們似乎又一次看到了中華民族騰飛的希望，黨的十七大勝利召開，我們黨又提出了更遠更高的目標——即實現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兩番，并且提出要繼續實施區域發展的總體戰略，當然，中部崛起是一個不可或 
缺的重要部分，胡錦濤、溫家寶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曾多次召開關于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座談會，并指出，湖北應作為中部崛起的戰略支點發揮龍頭作用，可以說他們對湖北給予了很大的希望，這也是基于湖北實際情況的考慮，因為不管是在經濟上、還是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來所，中部其他省份都與湖北有著一定的差距，湖北正處在中部地區的中間地帶，湖北的經濟發展已成為中部各地區發展的一個縮影，因此從這點上來說，湖北承擔著促使中部地區快速崛起的重大使命，但是，作為九省通衢的湖北在擁有眾多優勢的同時，又存在著一些明顯的不足之處，其中最嚴峻的一點體現在湖北經濟發展的極端不平衡性上，省城市武漢一枝獨秀，發展迅速，而其他二級城市如黃岡、十堰、荊州等城市卻發展緩慢，與省會武漢的差距越拉越大，形勢嚴峻，在新時期、新階段，區域協調發展問題已成為我省社會生活中一個突出問題，也成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湖北迫切需要解決的理論和現實問題，從某種程度上講，區域經濟發展協調與否關系到整個湖北的社會繁榮、穩定和發展，我們需要謹慎對待。科學發展觀強調統籌區域協調發展，對于湖北這樣一個地處內陸，經濟發展極不平衡的中部省份而言，具有鮮明的指導意義和現實意義 
　　從國外的情況看，任何發達國家的區域經濟發展都比較平均，極少出現那種經濟發展差距過大的現象，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告訴我們，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與本國經濟是否協調發展有著很大的關系，一些國外學者很早就意識到了這點，并通過一些具體的措施將它們固定實施下來，從國內方面來看，我國的領導人也意識到了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重要性，并陸續提出了西部大開發、東北老工業基地復蘇與中部崛起等區域發展戰略，一些具體的措施已經出臺，然而這些都只是從大體上把握了一個區域發展的總體方向，表述的范圍本身就很大，像東部、中部、西部地區均包含了幾個省份，湖北作為中部地區的重要省份，作為一個區域發展極不平衡的內陸大省，統籌本區域內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積極發揮中部崛起的重要戰略支點作用正日益成為了湖北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構建社會主義和諧湖北的緊迫需要，也日益成為衡量各級領導干部執政能力的重要指標。 
　　發展經濟學告訴我們，不同的發展階段需要有不同的區域發展戰略，我國在經歷了數十年的“非均衡發展”戰略后，現實的需要迫使我們及時轉變了過去的那種先富帶后富的經濟發展理念，我們開始更加注重公平與效率，更加注重統籌兼顧，在此基礎上，我國重新提出了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總體戰略，中部崛起正是在順應了我國區域發展戰略格局重新調整的基礎上提出的，湖北要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特別是經濟的快速發展，率先在中部地區實現崛起就必須及時調整過去那種單級經濟發展戰略，重新確立區域經濟協調的發展理念，要把握好各地區之間的相互協調，促進共同發展，同時明確“共同的發展才是真正的發展，共同的進步才是真正的進步”發展理念，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湖北各城市之間發展極不平衡，具體來說有以下原因： 
　�。�1） 歷史原因 
　　不可否認，一個城市的發展狀況與其固有的歷史有很大的關系，我們所熟悉的北京、南京、杭州等城市正是因為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均作過各朝各代的都城而成為一個經濟繁榮的城市，同樣武漢的發展也有其獨特的原因，武漢古稱鄂州，在明朝中期已是四大名鎮之一，貿易繁榮，到了清朝晚期，重臣張之洞在此大力發展洋務工業，促使其迅速發展，成為就中國少數幾個發達城市之一，同樣，湖北的荊州、襄樊等地在古代也都因為其重要的地理位置而得到了很大的發展。 
　�。�2） 地理位置原因 
　　在古代中國，由于交通的不發達，物流交換存在很大的困難，正因此，城市的地理位置就顯得尤為重要了，像武漢，古稱九省通衢，交通便利，水運發達，南來北往的客商往來均要經過此地，物流的交換極大的促進了武漢貿易的發展，而荊州也依靠其發達的水運發展起來，對比來說，湖北西部的恩施、十堰也因地處偏僻、交通不便而發展緩慢。 
　　（3） 政府政策等因素 
　　不可否認，政府的政策對于一個城市的發展壯大起著重大的作用，其中很明顯的例子就是中國東部的經濟特區建設情況，在依靠政策短短發展數年之后，經濟特區就超過了絕大多數中部城市，上演了經濟飛速發展的奇跡，而同樣，武漢作為省會城市，也享有很多省內的優惠政策，湖北省的財政支出也大半投入到武漢的城市建設當中，而其他城市則由于缺少必要的財政扶持而發展緩慢，兩者差距日益拉大，形勢嚴峻。 
　　（4） 不同的城市特性 
　　也包括城市居民的素質和性格，浙江溫州古代經濟并不發達，但到了近代卻發展迅速，正是因為開放的政策使溫州市民潛移默化地養成了一種不怕冒險、敢闖敢拼的精神，現在在國外仍然有很多溫州商人從事各種商品貿易工作，不能不說是與他們城市人們的性格有著很大的關系，同樣，武漢作為一個較早接觸資本主義發展起來的城市，逐漸接受了其獨特的生產方式和思想，因而發展迅速，而湖北中西部地區由于地處偏僻，細想保守，缺乏必要的冒險與進取經省，發展緩慢，與武漢之間的差距也越來越大。 
　�。�5） 地方官員普遍素質不高 
　　在很多時候，由于缺少相應的政策配套與相關的監督機制，導致了很多政策走向偏離的現象的出現，給整個城市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阻礙，自古就有一句話“天高皇帝遠”，在省會武漢，由于官員普遍素質較高，監督到位，機制完善，較少出現腐敗現象，而湖北其他各地級城市則腐敗案件較多，情況更為嚴重。 
　　湖北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是由多重客觀因素共同造成的，它也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它的解決也需要廣大專家學者集思廣益、共同探討，我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首先，應該改變以前重點發展武漢的原有套路，加快其他城市的共同協調發展。 
　　我們不得不承認，過去對武漢的過度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了其他城市的發展，作為湖北省的省會，我們并不反對武漢的發展壯大，但我們反對片面發展武漢而忽略其他城市發展的做法，因為他們同樣需要好的發展與扶持，我們認為在新時期新階段湖北的發展同樣更需要兼顧東中西部地區，要真正統籌湖北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需要的不僅僅是一些空泛的政策規劃口號，它更需要我們真正落實相關政策，做好相應的配套設施建設，在資金和政策上真正做到向后發地區傾斜，解決好湖北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轉變原有的單級經濟發展思路是關鍵。 
　　第二，各地之間要根據自己的資源稟賦發展特色經濟，努力增加人民收入，真正走出一條新型的城市經濟發展道路。 
　　每個地區都會有自己本地區的獨特的資源稟賦，結合自身經濟發展特點，努力發揮好這些資源稟賦優勢，對于后發地區加速發展而言，意義重大。各地區要加大承接東部沿海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的力度，積極引進沿海地區先進的生產技術與管理模式，在促進中部地區加速崛起、國家相關資金政策向中部地區加速傾斜的有利時機中尋求經濟發展的切入點，真正發揮出后發優勢。 
　　第三，建議改變以前的領導模式。 
　　目前我們實行的是以工作性質而劃分的管理模式，即一個主要領導具體分管哪種工作，例如我省就有分管工業的副省長，分管農業的副省長還有分管宣傳工作和公檢法部門的副省長，當然，這種具體的垂直管理模式并非有多大的消極作用，但從本質上來說，它對于解決湖北各地之間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作用卻不大。為了促進湖北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我建議可嘗試著改變這種橫向管理模式，我們可以采用一個副省長直接領導管理兩個地級市，并由其負總責的垂直管理模式，當然，由于具體工作性質的需要，這個副省長應該明確到其所分管的各地級市工作，該副省長就其所分管地級市的發展情況定期向省長或省委書記匯報，每年末，全省統一對各地級市上一年的工作情況進行相應的統計和分析得出具體的數據并排名，以此作為各副省長的政績考核標準，連續三年成績較好者可進行提拔，名次較后者進行相應的組織處理。作為各地級市的直接責任人，該副省長的抉擇將對整個地區的發展起著重大的影響，這種全新的管理模式旨在對通過對各級政府官員的層層施壓，重新構建出一種權責管理模式，建立一個新型的行政監督體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與明朝首輔張居正倡導建立的“考成法”是一致的，這是一個全新的政府管理模式，對于解決湖北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而言，仍不失為一種有利的嘗試，我們認為，如真正建立權責明晰的行政監督機制，并將所有的政府官員都囊括在該監督機制下，以官員監督官員，層層聯系，量化并逐漸完善相應考核標準，那么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將有可能得到順利破解。 
　　第四，可以嘗試將湖北省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經濟中心進行相應的分離。 
　　眾所周知，武漢是湖北的經濟、政治、文化中心，其GDP總量占據了湖北省的三分之一以上，這是個很大的比例，試想如果我國的一個省份的經濟總量占據了中國的三分之一，那將是一個什么概念？就連我國經濟最發達的廣東省也僅占我國經濟總量的十分之一，可想而知，湖北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問題已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經濟資源的過分集中將產生極其惡劣的結果，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甚至會影響到整個社會的團結與穩定，當然，這也是我們中國目前面臨的一個普遍問題，怎樣解決？我個人認為，是否可以嘗試著將湖北的經濟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進行適當的分離，使不同的城市都可以根據自身特點，重點發展某個方面，我們給予相應的支持，當然，培育一個城市的中心地位或許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但仍不失為緩解湖北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一種努力與嘗試，像武漢，是湖北的政治、文化中心，在其他地區發展一個文化中心確實不太容易，但也并非沒有可能，荊州的教育質量雖然與武漢差距甚大，但其作為湖北省內教育第二大市，應該說具有一定的教育基礎，我們說，建設文化中心最重要的硬性指標乃是其高校和科研機構的數量多少，我們完全可以考慮一些大學和科研機構的遷址工作如華中科技大學就可以在荊州設立一個校區，首先遷移一部分專業過來，兩地可同時開展教學，待條件成熟后就可以進行相應的總部遷移工作了，西安交大與上海交大的發展壯大正是兩地分開教學的現實案例，其結果即是培育出了我國兩所著名的高校，雖然阻力很大，但也不失為一種辦法，效果在短期內也許并不明顯，但它卻是一種全新的發展模式。 
　　第五，建設好當前正在籌備的大武漢城市圈的改革試點工作，以武漢帶動周邊城市共同協調發展。 
　　武漢城市圈的獲批成立，體現了黨中央國務院對加快中部地區崛起的高度重視，湖北應該將武漢城市圈兩型社會的試點工作同促進湖北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有機的結合起來，在促進中部崛起的戰略突圍中實現湖北區域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武漢城市圈內要加快基礎設施的建設步伐，有效整合周邊八大城市資源，加快城市圈內區域一體化進程。當然，武漢城市圈的加速發展也客觀上造成了鄂中、鄂西等地城市的邊緣化趨勢，從長遠發展來看，城市圈戰略應該作為各城市發展的主要思路在城市發展戰略中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但鄂中鄂西等城市的現實決定了其周圍缺少一個特大型城市的依托與輻射帶動，難以發揮城市圈的應有作用，這是個不足，但他們也有著其他城市所無可比擬的地理優勢，即它們大都處于兩省的交界地帶，這為它們開展相應的省際貿易與邊際貿易創造了條件，像湖北襄樊與河南駐馬店，湖北荊州與湖南常德，均可發展省際貿易，隨著各省之間交往的日益密切，這些地區也日益成為湖北與周邊各省之間經濟聯系的橋梁紐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當然，省際貿易和編輯貿易的發展需要我們湖北省放寬相關政策，從短期看，似乎作用并不明顯，但從長遠來看，它將對湖北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起著重要的促進作用，可以考慮建立一個旨在消除貿易壁壘、互通有無、優勢互補的省際共同貿易圈或者統一大市場等，避免惡性競爭與地方保護主義，共同將邊際貿易這個市場做大、做牢。 
　　區域協調發展作為科學發展觀的五大統籌之一，已經成為我們深化改革，加快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迫切需要解決的理論與現實課題，湖北作為促進中部地區快速崛起的重要戰略支點，它的經濟發展與否，對于促進整個中部地區快速崛起起著重要的指導和示范作用，《湖北省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一五”規劃綱要》指出：要充分發揮武漢龍頭作用，積極推動武漢城市圈建設，加快襄樊、宜昌等市州、縣域經濟、開發區發展，建立和形成以武漢為中心，以襄樊和宜昌為副中心，以及黃石、十堰、荊州等六個大城市為支撐，以縣域經濟為基礎，競相發展、互相促進的區域經濟格局。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湖北省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的不斷完善，特別是各種相關體制機制的不斷建立，湖北省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將會得到一個根本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