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北京奧運會開幕的前兩天，國務院常務會議原則通過了一份進一步推進長三角地區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意見》，這一意見的第一個要求就是，加快調整產業結構，形成以現代服務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其次是全面推進工業結構優化升級，建設國際先進制造業基地。在此之前的7月28日，廣東省則出臺了《關于加快建設現代產業體系的決定》，要求“建設以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雙輪驅動的主體產業群”，希望現代服務業成為珠三角地區的主導產業。 
　　中國經濟最重要和增長最強勁的兩個地區都確定以現代服務業作為主導產業，是近年來中國產業轉型浪潮中最值得注意的一個動向。如果這一轉型能夠成功，將意味著在未來不長的時間內，會出現一個“中國服務”的時代。
　　與其說走向“中國服務”時代的歷史性產業轉型，是基于目前“中國制造”遭遇了歷史性困境而不得不做出的應戰；不如說，目前“中國制造”的歷史性困境，其實是從“中國制造”時代主動走向“中國服務”時代的進程中，遲早會出現的狀況。目前“中國制造”面臨的幾大挑戰都與宏觀政策的調整有關，勞動力成本上升與保護工人權利、追求社會公正有關；環保成本上升與追求可持續發展、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有關；即使是人民幣升值的政策決斷，也對目前的影響有所預估，內在地包含了引導產業轉型的政策意圖。
　　產業調整方向已定之時，關鍵的問題就是，能否從一個“中國制造”時代出發，打造一個“中國服務”時代？如何可能？
　　以服務為核心的制造業升級
　　將現代服務業作為主導產業，并不意味著棄“中國制造”而取“中國服務”。從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產業轉型的規劃來看，“服務”概念的崛起主要包含兩個方面：一是以現代服務業為主導產業，二是在制造業升級過程中突出制造業的服務化轉變。也就是說，“中國制造”和“中國服務”互相之間并不排斥，尤其是目前在服務業中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生產性服務（主要以制造業為服務對象），連接制造業和服務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問題的關鍵不在于不同產業此輕彼重的區分，而在于是否有“服務”意識和“服務”精神。沒有服務意識和服務精神，不僅制造類企業的升級會失去方向，服務類企業的發展也會失去靈魂，徒有其名而已。
　　近年來人們對“中國制造何處去”的討論，經常會提及從“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的轉型，相對注重技術研發和創新。但最近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企業的技術創新如果不以市場需求為導向，或者說缺乏服務意識，很容易失去方向，且不說研發成本的不合理攀升，更重要的是會錯失企業發展的時機，有的甚至會遭遇滅頂之災。近年來“服務”概念在中國制造升級的討論中躍居核心位置，反映業界對于制造業轉型的方向感越來越強。
　　深知臺灣產業轉型甘苦的企業家施振榮曾提出，加工貿易企業的升級轉型必須向“微笑曲線”的兩端延伸。現代制造業價值鏈類似一條微笑型的弧線, 中間部分則是附加值很低的制造、組裝，兩端則是附加值高的業務,比如前端的研發、設計、材料采購和后端的品牌營銷、金融和供應鏈管理。因此加工貿易型企業的轉型方向，應該是盡力朝“微笑曲線”的兩端延伸，來提高附加值。
　　這一觀察的始作俑者大概是管理大師德魯克。他指出，制造業的起點并不是生產和制造產品，而是生產出服務以使顧客能充分得到來自產品的各種利益??產品制造是成本中心，服務則成為利潤中心。
　　從1970年代以來西方產業發展的情況看，德魯克指出的制造業的服務化趨勢越來越強勁，西方國家對生產性服務的依賴也越來越大；生產性服務作為制造業中間投入要素，比例也越來越高。制造業的服務化轉型以及生產性服務的興起，還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更為重要，那就是“服務”意識的培育。沒有服務意識，不會有生產性服務的興起，制造業也無法成功實現服務化轉型。
　　“中國服務”的核心競爭力
　　“服務”對于制造業升級轉型的關鍵意義，乃至對于所有企業經營和產業發展的關鍵意義，有必要回到德魯克的經典論述那里，重新思考和理解。
　　在《管理的實踐》一書中，德魯克重新提出“企業是什么”的問題，并提出了一個至為關鍵的問題：“我們（企業管理者）的事業是什么”。這些問題簡單到很少有人記得去問，卻是成功企業最重要的問題，也是企業經營最根本的問題。德魯克認為，最成功地率先回答了這個問題的人是20世紀初擔任AT&T總裁的威爾，他說，“我們的事業就是服務。”德魯克認為，“我們的事業是什么”并不由生產者決定，也不是靠公司的名稱、從事的領域來決定，而是由消費者來決定，由顧客購買商品或服務時獲得滿足的需求來決定。要回答這個問題只能從外向內看，時時刻刻都將顧客所見所思、所相信和所渴求的，視為客觀事實，并且認真看待，但是能輕易做到這點的企業經營者并不多。
　　德魯克對何謂企業，以及作為企業家事業的“服務”的分析，對“中國制造”到“中國服務”的轉型極具啟發意義。如果說，“中國制造”的核心競爭力在于勞動力、環境等方面的低成本優勢，那么，“中國服務”的核心競爭力在哪里呢？中國制造服務化的核心競爭力在哪里呢？
　　德魯克的論述的啟示在于，“中國服務”要具備基本的競爭力，首先必須刷新中國企業界對“企業是什么”的看法，企業并不只是賺錢的工具，企業家的事業也不只是無限度的利益最大化，而是更好地服務消費者。這意味著“管理”的重要性，服務企業的競爭力首先決定于“以服務作為事業”的管理水平。
　　是否“中國服務”會因為管理水平相對較低而前景不太樂觀？這倒未必。其實，“中國服務”仍然享有勞動力成本低等傳統優勢。從“中國制造”到“中國服務”，從“以產品為中心”到“以用戶為中心”，固然意味著產業重心的轉移，但這同時意味著在“服務”這一新的產業層面，“中國服務”仍然會有很強的勞動力成本優勢。眾所周知，西方服務業的勞動力成本非常高，雖然現在中國制造的勞動力成本有所上升，但放在服務業，這點上升就不算什么了。
　　我很樂意將北京奧運看作“中國服務”的一個漂亮開局，將北京奧運看作對“中國服務”的極好營銷。好些以往對中國頗為挑剔的西方記者，也對北京奧運的服務質量加以稱贊。同樣的服務質量，北京奧運在人力方面的人均開支會相對較低，“中國服務”可謂價廉物美。“中國服務”的另一優勢則在于，中國人熱情好客，待人和善，對于“中國服務”的未來而言，這一文化優勢自然也極為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