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越南股市、樓市、匯市全線下挫，引起亞洲市場投資者高度緊張，擔心東亞金融危機再來。對此，部分學者主張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地區大國，應本著睦鄰、善鄰、幫鄰的宗旨，適時伸手相助，避免重蹈東亞金融危機覆轍。
　　當前，東亞經濟深度依存，利益與風險高度關聯，任何局部市場的震蕩，都不可避免地會波及整個地區經濟。
　　但是，與自然災害或其他形式的危機不同，市場震蕩或危機，往往隱藏著深層的經濟結構、政策傾向及對外經濟關系等多種問題，具有自身特點，因此，援助與否，采取什么方式援助，很難貿然行事，或者簡單采用一般的“緊急援助方式”。否則，不僅政策的有效性將打折扣，甚至會產生負面效果，帶來政策風險。
　　就當前而言，我們首先需對越南市場震蕩的成因、變化趨勢及其影響，以及與當年東亞金融危機的異同等進行研判，才能談制定有效的對策。
　　實際上，自1986年越南實行“革新開放”后，經濟持續快速增長，1990年到2007年，GDP年均增長率達7.5%以上，成為東亞經濟的新亮點，甚至一度被日本企業看做分散“對華投資風險”的新基地，但由此也形成了“外資偏重結構”。
　　這與當年的東盟各國極為相似。1997年前的老東盟五國，雖然較早引進外資，并借外資成就了“東亞奇跡”，但并未形成“本土產業群”，未能蓄積“本土生產力”。結果，在外資拉動的經濟增長過程中，過早形成了國內消費熱，外資大舉流入金融和不動產市場，催生經濟泡沫。為對付經濟過熱，當時各國相繼提高利率，而不是緊縮財政，結果，推升市場利率攀升，加速本幣升值，不僅沒能有效抑制通脹，反而給外資銀行擴大國際信貸提供了機會，助推了國際投機行為。在高危結構下，泰國率先實行匯率市場化，給早已瞄準泰銖的對沖基金提供了“扣動扳機”的最佳機會。
　　事實上，自2000年越南開設股票交易所，放松資本管制，尤其是2007年入世后，外資控股比例上升到49%，國際資金涌入股市、樓市，推動股價飆升，如胡志明證交所市價總額膨脹30倍；主要城市的高檔住宅價格膨脹，本土銀行系統蘊含大面積壞賬風險。
　　令人擔憂的是，與1997年的低油價不同，當前國際資源價格猛漲，推升越南國內通脹率高達25%，政府被迫提高利率，不僅平添企業融資成本，削弱國際競爭力，而且對股市、樓市造成沉重打擊，演變為市場動蕩的直接誘因。
　　而從經濟結構看，越南扭曲的產業和消費結構，有可能通過市場動蕩，引發新的風險。
　　一是貿易收支赤字化。如，越南出口產品以原油、鐵礦石為主，但國內消費則以石油和鋼鐵制成品及純銷費品為主。出口原材料的漲價部分遠不敵進口制成品的漲價額度，使越南的貿易赤字難消。一旦外國資本回撤或轉移，難免不引起資本匱乏型經濟危機。
　　二是消費資產化，空耗外資，蘊含外債危機風險。近年來，越南個人消費日益表現為“資產消費”傾向，住宅、黃金乃至高檔摩托車都被當做資產囤積。如，2005年底越南對七大城市廢除了“每人只能擁有一輛摩托車”禁令后，本田、雅馬哈等高檔摩托車成為越南人的“資產”，預計2008年底，其市場規模將達日本國內市場的3倍。
　　在對外經濟關系上，2003年越南與日本簽訂了“日越共同倡議”，強化日本對越投資；2005年12月，雙方又在投資、勞動、稅制、產業、基礎設施、關稅與物流、法律與執行等七大領域搞“共同規范”，外來投資呈現偏重日資傾向。
　　尤其不能忽視的是，“日越共同倡議”明確規定了日元的結算貨幣地位，使越南企業和銀行面臨復雜的匯率風險。自2002年歐元現鈔流通后，日元對歐元等主要貨幣持續貶值，日元實質匯率跌到1985年9月廣場協議前的22年來最低水平。日元結算使越南企業、銀行付出了沉重的匯差代價。而近幾年，日本金融機構利用超低利率的日元資金，大肆展開“日元套利交易”，推升了越南資產泡沫。其提前獲利回吐，則將泡沫崩潰風險留給了越南市場。
　　可見，當前越南市場動蕩，既與當年東南亞金融危機有相似之處，又存在極大的不同，中國無法簡單模仿1997年金融危機后的做法單獨支撐越南經濟，而必須依據市場原理，利用東亞地區金融合作成果，引導地區集體救援。如適時呼吁啟動“清邁倡議框架”，力求集體一致，實施集體救援。當前，東盟+中日韓框架下的雙邊貨幣互換機制的可運用外匯資產接近800億美元，一旦有效啟動，集中投入越南市場，不僅將有效阻擊國際投機行為，而且將有利于抑制其對地區的波及。這正是清邁倡議的初衷。
　　同時，可依據市場原則，通過促進中國企業加強對越直接投資，強化中越企業跨地區合作，共建石油化工、鋼鐵、食品加工等生產基地，構建“地區產業群”，蓄積“地區生產力”，糾正越南產業和貿易結構的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