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國際石油、鐵礦石等生產資料以及糧食食品價格的屢創高點，國內物價水平不斷攀升。整個第一季度CPI同比上漲幅度高達8.0%。而且，通脹的成因也由豬肉、食品等少數產品推動的結構性上漲轉變為目前輸入型特點明顯。 
    針對這種輸入型特點明顯的通脹，從理論上說，政府可以通過人民幣加速升值來降低進口價格 
，進而緩解通脹壓力。而且，在中美利差倒掛的背景下，通過人民幣加速升值來替代加息，似乎也正在成為央行抑制通脹的最優選擇。 
    然而，加速升值果真能起到理論所述的那種效果嗎？筆者對此不敢高估。我國是個資源進口型大國，同時也是資源浪費型大國。目前，我國能源利用效率僅為33%左右，比發達國家低10個百分點，而單位產值能耗超過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據有關機構的研究，按單位產品能耗和終端用設備能耗與國際先進水平比較，我國節能潛力約為3億噸標準煤；同時，我國礦產資源總回采率也僅為30%左右，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個百分點；每立方米水產出1公斤糧食，僅是發達國家的一半，節能型居住建筑僅占全國城市居民居住建筑面積的3.5%左右。 
    鑒于此，政府應該抓住國際資源價格上漲的契機，力促企業節能減排、提高資源使用效率，而不可一味地通過加速人民幣升值來彌補進口成本的上升。事實上，那些資源浪費型企業大多都屬于大型國有壟斷企業，它們正是國內投資過熱的主要推動者，而國際資源價格的上漲可以抑制這部分企業的投資沖動，從而可以緩解投資過度導致的經濟過熱。因此，如果通過人民幣加速升值來降低資源產品進口成本，只會進一步縱容這些資源高消耗型企業過度投資，引發經濟進一步過熱。如此這樣，人民幣加速升值反而會成為通脹的助推器。 
    同時，對于國際糧食價格的上漲來說，人民幣加速升值也未必就是緩解通脹的最優路徑。據農業部數據顯示，2007年我國糧食出口為991萬噸，而進口不到160萬噸，說明我國是一個糧食凈出口國。最近又有報道稱，由于交通緊張造成了東北地區糧食的積壓，而南方糧價因此不斷上漲。很顯然，緩解目前國內糧價上漲并非通過人民幣加速升值所能解決。實際上，通過人民幣升值來增加糧食進口其實是在補貼國外農業而損害國內農業，因此，與其通過人民幣加速升值來降低糧食價格還不如加快國內糧食的地域流動并對出口加以限制，這樣既可以起到緩解通脹壓力的作用，又能提高農民收入。 
    從理論上看，抑制通貨膨脹可以從供給和需求兩方面著手。首先，對供給而言，政府可以鼓勵企業提高回采率，進而增加國內礦產資源的供給，還可以動用巨額外匯儲備購買國外豐富的油田、礦山等，進而可以通過資源價格的上漲補貼下游成本上升，但在實際操作過程當中這種方式往往會面臨很大的政治風險，從目前來看效果有限。另外則是控制需求，如果單純是減少這些資源的進口數量，雖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通脹，但由此帶來的后果卻是經濟的衰退，這在我國特殊國情的背景下顯然是不可取的。 
    因此，通過提高資源使用效率無疑是抑制通脹的可行之舉。當然，這需要一個過程，為此，政府可以動用外匯儲備補貼那些不斷提高生產技術和資源使用效率的企業，這既可以鼓勵企業不斷提高資源使用效率，還可以緩解央行的外匯儲備壓力，更重要的是這樣可以防止人民幣加速升值所導致的外匯儲備縮水。 
    綜上所述，通過人民幣加速升值并非是解決國內通脹的最優途徑，正如周小川日前在出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會議時所表示的，“匯率對調整失衡的作用有限，過分夸大其作用既不現實，也會誤導調整的進程”。由于人民幣加速升值政策牽一發而動全身，對整個中國宏觀經濟都有著重要的影響，由此帶來的負面效應也很難在短時期內消化。更何況人民幣加速升值也會增加國際游資流動的不確定性，加大了我國金融市場的風險。所以，抑制通脹不可過于倚重本幣加速升值的教科書式的做法，而應將更多的財力與精力用于改善國內經濟結構，這才是治理通脹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