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各個部門勞動力所能享受的待遇來看，中國經濟社會不是二元結構，而是一個三元結構，它包括城市正規部門、城市非正規部門和農村。 

　　我國經濟社會的三元體制是導致大學生就業困難最根本的原因，一方面它使城鎮非正規部門不能為大學生提供有吸引力的崗位；另一方面它使高等教育的功能出現異化，使之承擔身份轉換功能。

 
 
　　隨著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推進，高等教育也在不斷改革。但是其改革的效果與其它行政性壟斷行業的改革一樣，盡管收費實行了市場化，但其提供的服務和產品還是計劃經濟下的做法，比如，教育內部改革停滯不前，高校畢業生的質量不符合市場的需求。也就是壟斷提高了培養成本。

　　-大勢觀察- 李志杰 胡鋒

　　大學(畢業)生失業問題已經成為一個突出社會問題。2006年當年畢業的大學生有110多萬人沒有找到工作，加上往年沒有就業的，估算有250多萬大學生處于失業狀況。正確認識大學生失業現象，和分析其體制原因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大學生失業具有必然性

　　宏觀經濟學假定勞動力是同質的，但真實世界中勞動力是異質的。按照知識水平和就業技能來分，勞動力可分成知識型勞動力(大學生)和普通型勞動力。前者主要指高校畢業生，包括各類大專、本科、研究生等等；后者主要指沒有接受大學教育的勞動力。高等教育是人力資本投資的一種理性選擇。理論上，在一個國家或者地區，如果(1)人口自由流動；(2)自主選擇職業；(3)自由決定是否以及何時接受高等教育，那么，兩類勞動力的比例及其失業率也是由它們的實際工資水平、經濟發展對他們的需求水平和勞動力總數共同決定的。大學生就業預期收入是實際工資與就業概率之積，普通勞動力的就業預期收入也是其實際工資與就業概率。當前者的預期收入高于后者時，更多的人選擇上大學；當前者的預期收入低于后者時，選擇上大學的人數會有所下降。當兩者相等時，選擇上大學的人數保持穩定，其結果是，兩類勞動力的比例保持不變，處于均衡狀態。可見，大學生存在失業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國外實踐也表明，知識型勞動力的就業水平與全社會的就業水平是相互聯動的。

　　有人推算，目前我國城鎮真實失業率在15%—17%左右。世界銀行對沈陽、北京、天津、上海四大城市的計算表明，失業率大約是11%-12%。目前進入正規部門就業的大學生的工資和福利，與普通勞動力的工資和福利的收入比應該在3∶1-6∶1之間。假設扣除高等教育成本，實際比也達到了4∶1。在此條件下，只要大學生進入正規部門的就業率高于普通勞動力就業率的四分之一，人們就會理性地選擇上大學。如果普通勞動力就業率為85%，那么新增大學生只要有22%以上的可能進入正規部門就業，上大學就是劃算的。也就是說，如果全社會存在失業，大學生失業問題可能會更嚴重。

　　我們認為，大學生就業難主要有以下兩個深層次原因。 
　　二、大學生就業難深層次的原因之一：高等教育的身份轉換功能

 
 
　　高等教育的身份轉換功能是指，接受高等教育能使一個農村青年有機會改變農民身份，轉為城鎮居民，進而成為正規部門的勞動力；或者使城鎮居民從非正規部門就業轉換到正規部門就業。正規部門的特征是，工作相對穩定、工資和福利比較好、具有完備的社會保障，主要包括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少數大型外資企業等單位。非正規部門的特征是，工作相對不穩定、工資和福利一般、沒有什么社會保障，主要包括私營企業、中小企業、大多數外資企業等單位。目前部分正規部門雇傭的合同工、臨時工，也屬于非正規部門就業人員。兩個部門勞動力的收入具有天壤之別，比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還大，相當于白領階層與農民工的收入差別。

　　過去，國家對大學生就業實行統一分配，任何人只要考上大學，就可以實現這一“驚險一跳”。現在，隨著擴招和就業的市場化，只有部分大學畢業生能實現這一轉變。從2005年的有關調查數據推算，只要44%左右的高校畢業生進入了正規部門就業。過去中國農民要轉換為城市居民，除上大學外，還有參軍、國企招工等途徑。目前國有企業不再向農村招收正式職工了；部隊復員轉業人員也不一定能改變身份，進入正規部門工作。接受高等教育，特別是接受公辦高等教育，成為了廣大農村青年改變身份的主要甚至唯一渠道。這凸現了高等教育身份轉換功能的價值。

　　高等教育轉換功能扭曲了人們對高等教育的需求。一般來說，人力資本投資的回報率是隨著教育年限的增長而逐漸下降，即小學的投資回報率大于初中的，初中的大于高中的，大學的最低。在中國，由于高等教育具有身份轉換功能，改變了人力資本投資回報率曲線，大學教育的真實投資回報率是最高的。人們按照這種投資回報率曲線對接受教育的情況進行選擇，從而扭曲了人們對高等教育的需求，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上大學是接受基礎教育主要甚至唯一的目標。一般來說，勞動力選擇接受什么程度的教育，是權衡投資收益后的理性行為。在中國，高等教育的身份轉換功能提高了人們對高等教育的需求。主要原因是由于農民工工資太低，上大學預期收入還是比較高的，上大學還是有吸引力的。很多家庭存在就業預期滯后，認為上大學后進入正規部門就業概率是100%，不會想到2005年就降到44%。在他們心目中，上大學的預期收入，比上大學后實際收入要高。這勢必增強人們對高等教育的需求。因此，在現有政策不調整的情況下，社會對高等教育的需求還會非常旺盛。

　　其次，職業教育畢業生的比例過低。現在很多人認為，職業教育落后，與普通高等教育發展不平衡，是大學畢業生就業難的原因。這有一定道理。因為大學生的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出現了錯位。人們不選擇上職業院校的真正原因，是職業教育身份轉換功能的喪失，導致其投資回報率遠遠低于普通高等教育的回報率。過去技校畢業生與大學畢業生一樣能轉戶口、進入正規部門就業，很多家庭和青年那時會從家庭條件、興趣、天賦等方面出發，進行合理的人力資本投資，比如暫時選擇接受中等、高等職業教育，不去擠高考這“獨木橋”。而現在是，中等職業教育幾乎不能使青年改變自己的身份和進入正規部門就業。職業教育與普通高等教育的收入差距被不合理地擴大了。有調查顯示，在北京中職畢業生，無論什么專業，就業后待遇普遍偏低，一般也就是每月幾百元收入，月工資不到1000元。他們的收入遠遠低于北京市2005年職工2734元的月平均工資，與正規部門就業人員的工資差距更大，如果算上住房、醫療、養老等各種福利保障收入，差距就更大了。在西部中職畢業生的工資就更低了，很多人的月工資不到500元。因此，學生之所以“只要有別的出路就不進職校”，主要是收益少。高等教育的身份轉換功能，逼迫青年“理性”選擇上大學，導致整個社會高職生比例過低，普通畢業生過多，畢業生供給結構與社會的需求結構不匹配，增加了大學生的就業難度。

　　高等教育轉換功能保持了公辦高等教育的實質性壟斷地位，提高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成本。雖然允許民辦高校的存在和發展，但民辦高校的畢業生是沒有資格進入正規部門就業的，比如轉戶口，考 公務員，進入國有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就業，等等，這樣，公辦高校通過壟斷高等教育的身份轉換功能，保持了公辦高校的實質性壟斷地位。民辦高校的畢業生與中職畢業生一道，甚至與農民工一樣，在與公辦高校畢業生進行崗位競爭時，不是輸在能力上，而是輸在資格上、輸在起點上。為此青年只有在考不上公辦高校時，才會選擇民辦高校。

　　隨著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推進，高等教育也在不斷改革。但是其改革的效果與其它行政性壟斷行業的改革一樣，盡管收費實行了市場化，但其提供的服務和產品還是計劃經濟下的做法，比如，教育內部改革停滯不前，高校畢業生的質量不符合市場的需求。也就是壟斷提高了培養成本。首先，從學費占人均GDP的比例來看，美國和日本兩國該比例在5%—10%之間，加拿大的比率為7.2%，中國為46.15%。其次，從學費占人均收入來看，從世界范圍來看，學費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一般在20%左右，如果過多超過這個比值，就意味著家庭的生活質量下降。在歐美發達國家，公立高校生該比例為10-15%左右。在2001-2005年期間，我國人均上大學的學費占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例分別為66%、59%、54%、48%、43%；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比例分別為192%、184%、174%、155%、140%。這一比例實際被低估了，因為它是以2003年的生均收費4557元計算的。而有調查研究表明，2003-2004年度，減免后生均學費支出約為5327元，必須支出生均約為9800元。因此，在西部貧困地區，上4年大學要化一個強壯勞力35年的純收入。這遠遠高于了國際上的一般水平，使高等教育成為很多家庭的重大包袱。更重要的是，過高的受教育成本，必然提高大學生的最低工資要求，增加大學生的就業難度。 
　　三、大學生就業難的深層次原因之二：三元經濟社會結構

 
 
　　從各個部門勞動力所能享受的待遇來看， 中國經濟社會不是二元結構，而是一個三元結構，它包括城市正規部門、城市非正規部門和農村。如前面所講，在城市正規部門就業的勞動力是高工資和享受完備的福利；在城市非正規部門就業的勞動力一般是低工資和享有不完備的福利；農民的工資更低，能享受的福利更少。三元結構主要不是由經濟發展水平所決定，而是由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城鄉二元福利體制演變而來的。城鄉經濟社會的三元結構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影響大學生的就業。

　　首先，三元經濟社會結構是高等教育身份轉換功能存在的基礎。三個部門存在巨大的收入和福利差距。在勞動力自由流動的情況下，在三個部門就業的勞動力的實際收入和福利會趨于一致。目前非正規部門與農民的實際工資是差不多的，原因是農民基本上可以自由選擇在農村還是在非正規部門就業。同樣技術的勞動力在正規部門與非正規部門的工資卻相差很大。問題是，在正規部門崗位有限的情況下，如何選擇進入者？

　　進入這些行業的一個基本條件是接受公辦的高等教育。并且是進入正規部門的學歷門檻越來越高，從過去的中專大專，到現在的本科，甚至碩士、博士；從過去的一般大學畢業生，到現在的重點大學畢業生，甚至海歸生。盡管現在進入正規部門就業的大學生的比例在下降，但是，不讀公辦大學是幾乎沒有機會進入的。特別是，正規部門與非正規部門存在巨大的工資和福利差距，盡管進入的可能性下降到了44%，但是這一預期收益比普通勞動力預期收入還是要大很多。可見，經濟社會三元結構能給接受公辦高等教育的人帶來巨大的預期收益，從而賦予了公辦高等教育的身份轉換功能。

　　其次，三元經濟社會結構制約了大學生的就業去路。由于非正規部門沒有健全的用工制度、合理的工資和福利體制以及社會保障制度，其待遇對大學畢業生還是沒有什么吸引力。目前私營個體經濟占了國民經濟的半壁江山，但是吸收的大學畢業生與此很不成比例。2005年當年畢業的已就業的大學生，只有16.3%到私營企業，9.5%到三資企業就業。從全部大學生的就業去向來看，這一比例更低。截止2004年底，我國目前只有4.7%的本科畢業生和2.7%的研究生到私營個體企業被雇傭就業。因此，有很多人認為大學生不愿意到中小企業、私營企業就業是其就業難的原因。其實，這只是看到了表面現象，沒有看到更深層次的原因，即經濟社會的不合理分割，導致經濟快速發展的部門不能吸引更多的大學生去就業，縮小了大學生的就業去處。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國經濟社會的三元體制是導致大學生就業困難最根本的原因，一方面它使城鎮非正規部門不能為大學生提供有吸引力的崗位；另一方面它使高等教育的功能出現異化，使之承擔身份轉換功能。高等教育身份轉換功能一方面保持了高等教育的壟斷，提高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成本，另一方面導致大學畢業生結構不符合經濟發展的需求結構，從而影響了大學生的就業難度。大學畢業生的規模和結構，以及大學畢業生對工作崗位的選擇，都是經濟社會三元體制和高等教育身份轉換功能派生出來的。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財金學院；北京科技大學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