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不再是中國自家的事情，它涉及到貿易、金融、政治等多個領域，并對美國、歐洲和亞洲的經濟體帶來較大影響——
　　作為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或關鍵環節,金融全球化是一個必然發生的、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世界貿易組織1997年通過的《全球金融服務貿易協議》決定了全方位開放金融服務市場是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成員的必然選擇。
　　沒有一種匯率制度適合于所有的國家和所有時期。除了考慮權衡不同匯率制度的優點和缺點外,一種匯率制度是否適合于一個國家,主要應取決于該國特定的時期和特定的經濟環境, 匯率制度的最終選擇主要是由上述因素的相對權重所決定的。
　　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
　　2005年7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在此后的兩年時間里，在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原則的指導下，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穩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內容包括:增強人民幣匯率浮動彈性、完善人民幣遠期匯率定價機制、改革中央銀行外匯公開市場操作方式。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同時，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步伐也在加快。首先是外匯資金運用的理念由"寬進嚴出"轉變為平衡式的外匯流入流出管理思路，強制結售匯正在積極向意愿結售匯轉型，逐步放寬企業和居民的用匯限制。其次是有序拓寬外匯資金流出渠道，積極開展QDII，拓展銀行外匯理財業務，研究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開展境內個人直接對外證券投資業務試點。伴隨著各項改革措施的實施,兩年來，人民幣匯率水平也發生了明顯變化。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第一年里，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升值 0.37%，實際有效匯率貶值1%；第二年，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升值3%，實際有效匯率升值6.2%。截至2007年12月28日，在11種籃子貨幣中，人民幣對美元升值了11.97%，對日元升值了13.03%,對馬來西亞林吉特貶值了0.43%；對韓國圓和新加坡元基本不變，對歐元貶值了6.67%，對英鎊貶值了0.22%，對加拿大元貶值了10.61%，對澳元貶值了1.04%，對俄羅斯盧布貶值了3.74%，對泰銖貶值了7.78%。
　　現行人民幣匯率制度面臨的挑戰
　　始于2005年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是在中國雙順差規模持續增長、全球國際收支失衡日益加劇的環境下進行的一場意義深遠的改革。它使我國成功地從固定匯率制中退出。從長遠看，這也是人民幣國際化的一個重要步驟。但是，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仍然面臨著一些挑戰。
　　第一，資本項目開放、匯率穩定與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資本賬戶開放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與世界經濟、貿易進一步融合所必須面臨的問題，是全方位參與世界競爭的必然要求。特別是在經常項目可兌換情況下，隨著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入，資本流動的管制效率會愈來愈低，資本賬戶開放已經成為一國經濟融入全球化的必然結果。實現包括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在內的人民幣完全可兌換是中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長遠目標。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劃分的43個資本交易項目，目前我國有將近一半的資本項目交易已基本不受限制或有較少限制，有四成多交易項目受較多限制，嚴格管制的項目僅有一成多。就吸收外商直接投資而言，我們的開放程度甚至高于一些發達國家。但是根據"不可能三角模型"，在資本項目開放和匯率穩定的同時，追求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是不現實的。因此，在外匯儲備持續上升的背景下，在一段時期內保持匯率的穩定還是保持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將是一個宏觀的政策權衡過程。
　　第二，本外幣差別性的利率政策。本外幣差別性的利率政策，導致對人民幣匯率變動的預期。目前，我國對本幣與外幣的利率政策是不對等的。在2000年，我國已經對外幣利率實行了開放政策，而對人民幣的利率仍然沒有實行市場化。那么，目前我國國內外幣利率與國際市場近似，但本幣利率不能由市場供求反映，按"利率平價"理論，本幣與外幣的利率差必然會引起大規模投機資金的流動，對遠期匯率產生升水和貼水的影響。在這種強大的壓力下，由于我國國內金融市場不夠健全，中央銀行的干預調控能力不夠完善，會影響消費者預期，導致經濟增長乏力。
　　第三，國際游資對匯率的沖擊會影響經濟穩定。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國貨幣往往會引起國際游資的沖擊。上個世紀日本的匯率變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1985年美國、德國、日本、法國、英國5國財長簽訂了"廣場協議"，決定同意美元貶值。隨后，大量國際資本進入日本的房地產業，更加刺激了日本房價的上漲。從1986年到1989年，日本的房價整整漲了兩倍。1989年日本的房地產價格已飆升到了荒唐的程度。當時，國土面積僅相當于美國加利福尼亞的日本，其地價市值總額竟相當于整個美國地價總額的4倍。日元對美元在不足10年的時間里升值4倍多，1991年后，隨著國際游資獲利后撤離，由外來資本推動的日本房地產泡沫迅速破滅，房地產價格隨即暴跌。日本經濟也陷入衰退，導致了長達15年的蕭條。
　　我國目前是全世界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由于我國對短期資本流動實行較為嚴格的管制，政府能夠通過適當的干預金融貨幣市場來維持匯率水平的穩定。但在開放經濟條件下，資本項目逐步開放，交易成本逐步減少便利了資金的流通，就會有更多的投機資本投機人民幣匯率。一般來說，政府動用國際儲備主要是應對暫時的、臨時性的國際收支失衡，但面對長期失衡的壓力，僅僅動用國際儲備就可能力不從心了。況且政府的干預行為往往存在著時滯，這樣，維持匯率穩定必然隱含著巨大的風險。
　　第四，確定合理的人民幣匯率水平。人民幣匯率問題是關系我國目前經濟內外平衡的重大問題。人民幣到底升值多少合適，已有相當多的研究模型與文章，結論不盡相同。究其原因，有假設條件與參數的不同，也有研究者出發點與視角的不同。從理論上講，是能夠尋找到充分體現市場均衡的人民幣匯率水平的，但是，這是以具有充分的外匯供給與需求的市場條件為假設前提的。因此，在我國人民幣資本項目未完全開放的條件下，要尋找在一定時期內正確、合理的匯率水平，并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
進一步深化人民幣匯率改革應關注的幾個問題
　　匯率問題從來就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特別是在經濟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涉及到貿易、金融、政治等多個領域，人民幣匯率的變動也會對美國、歐洲和亞洲的經濟體帶來較大的影響，并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可以說，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已經不單純是中國自家的事情，因此，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在堅持市場化方向的同時，還應關注以下幾方面的問題。
　　第一，堅持匯率改革市場化方向的同時要打破市場對人民幣單邊升值的預期。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市場化的改革進程穩步推進，銀行間市場已經引入做市商制度，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日波幅也從±0.3%擴大到±0.5%。但是，近兩年來，人民幣匯率較均幅的、緩慢的爬升，使市場上形成了強烈的、可預測的升值幅度預期。這使得國際投機資本通過各種渠道流入國內，進入房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這不僅不利于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和金融市場的穩定，而且給宏觀經濟調控帶來了很大困難。因此，當前最緊迫的是要打破市場上人民幣可測算的升值預期。
　　第二，加大國際游說和溝通力度，保持改革的話語權并贏得外部支持。一國匯率的變動會影響到相關國家的利益，因此，一國匯率制度的改變也常常會引起國際上的干預或協調。隨著我國貿易順差的持續擴大和外匯儲備的持續增長，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加快升值的呼聲也越來越大，美國等西方國家出于自身利益或是部分利益集團的壓力不斷地通過政治等途徑對中國政府施壓。在這種情況下，我國要主動應對，加大國際游說和溝通的力度，保持對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話語權，為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贏得有利的外部環境。
　　第三，通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統籌安排，加快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既可以采取擴大名義匯率的波動幅度等措施，也可以采取擴大內需，減少對外需求的依賴等政策來調整。我國有著潛在的巨大的市場，從長遠來看，走內需拉動型的發展模式，既是經濟發展的必然，也是解決人民幣匯率問題的最優方式和長久之計。要統籌安排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及產業政策，共同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由出口投資拉動向內需拉動轉變。
　　第四，嚴防投機性資本的沖擊。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貨幣危機的發生往往與資本項目的開放有著緊密的聯系。要加強金融監管，完善跨境資本監測預警體系，不僅要對當前持續流入的 "熱錢"進行監管，更要考慮防范人民幣升值預期改變后資本大量流出時的資金監管。當前,可以考慮在投機"熱錢"流出時征收外匯匯出稅,同時開征外匯流入準備金。此外，還要完善對外匯市場、貨幣市場、股票市場、房地產市場等國際游資投機目標市場的監管，避免形成能吸引大規模國際游資的經濟金融環境。在資本項目有序開放的過程中，中央銀行要保持對外匯市場的適當干預，維護人民幣匯率的穩定。
　　第五，大力發展金融衍生品市場，深化商業銀行和企業的改革。當前要加快發展外匯市場和各種外匯衍生品，為微觀經濟主體提供更多、更好的風險管理工具。例如在已允許開辦人民幣外匯貨幣遠期和互換的基礎上，加快研究和推出人民幣期貨和期權交易等。從匯率改革的過程來看，今后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將難以預測，人民幣升值的空間也可能會大于預期。因此，企業必須加強對匯率問題的研究，提高風險意識，學會應用各種金融工具規避匯率風險。金融機構應加快金融衍生品的研究與創新，為企業提供高效、優質的金融服務。
　　第六，協調好匯率與利率等貨幣政策工具的關系，保證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合理的利率水平是形成合理的匯率水平的基礎。如果一個國家利率水平高于國外，則會推動本國匯率上升，反之則下降，因此匯率制度改革要與利率市場化的改革保持同步，相互協調，共同維護幣值的穩定，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