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中日韓峰會”在日本福岡舉行。這標志著中日韓戰略合作框架正式啟動，東亞地區合作進入戰略升級期。1997年東盟首腦會議特邀中日韓領導人列席，形成了東亞地區合作的“10+3框架”（東盟+中日韓），歷經10余年發展，成為東亞地區合作的主渠道。1999年，在10+3框架內，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啟動，為促進東亞地區合作發揮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進入2008年，東亞地區合作在10+3主渠道下穩步前行10年，取得積極進展，初步具備了協調結構、充實內涵、全面發展的戰略升級條件。
　　中國成為地區合作主要推手從中國方面看，2001年中國結束入世談判后，迅速啟動了與東盟構建自貿區談判，經過2004年的“早期收獲計劃”，雙方關系快速改善，日趨緊密，成為地區合作的主要推動力。雙方主張的和平、合作、發展的地區合作模式，為區內外廣為接受，成為地區合作的典范。
　　在展開自貿區建設的同時，中國積極開辟次區域合作，主動參與大湄公河流域開發，啟動南北走廊建設，打通中國東盟陸上運輸戰略通道，并設立“泛北部灣開發區”，形成了兼顧內外的次區域開發戰略，夯實了周邊戰略腹地。
　　與此同時，自2001年起，中國連續舉辦9屆博鰲論壇，通過給各國政府、工商界和學術界領袖提供平等對話的舞臺，主張和平、合作、發展，致力于廣泛的地區合作，推進亞洲國家實現共同發展，構建了地區合作的又一交流平臺。
　　目前，中國的地區合作戰略已開始向新西蘭、澳大利亞以及中南美擴展。尤其是，隨著對港臺地區經貿交流的不斷深化，兩岸三地凝聚力增強，贏得了地區合作戰略升級的條件。
　　日本積極充實合作內涵韓國急需挽回區內人氣
　　從日本方面看，繼2002年日本與新加坡、墨西哥簽署經濟伙伴關系協定（EPA）后，2006年啟動“快攻東盟，構建事實上的東亞共同體”戰略，將原定計劃提前5年。2008年初，日本與東盟及其核心國如期達成了EPA，一舉拿下8個雙邊協定和一個自貿區，初步框定了“海洋地緣戰略圈”要塞，也開始向澳新印以及中亞、中東輻射，并與中南美、瑞士等區外國家和地區展開自貿協定談判。同時，在東盟地區內積極落實日本的產業、技術、金融及會計等標準，充實地區合作內涵，也已掌握了實現地區戰略升級的主動權。但鑒于美國的“環太平洋自貿區構想”啟動，日本的地區戰略備受牽制，急需推動中日韓戰略合作框架，擴展地區合作空間。
　　從韓國看，自從2004年11月，韓日EPA談判擱淺后，韓國將自貿區戰略重點轉向區外，積極與美國、加拿大、歐盟以及墨西哥、印度等展開談判，試圖跳出東亞，走“外游戰略”，但深受內外抵制，進展不順，反而失去了區內人氣。尤其是，美國當選總統奧巴馬在競選時就聲稱要調整FTA戰略，否決美韓FTA，致使李明博政府的地區合作戰略進退維谷。
　　1999年金大中政府時期，韓國為接受IMF等援助，積極推行經濟改革，全面開放資本市場，外資比例迅速上升，資本市場上的外資交易比例達40%以上，主要財團的外資控股比例也急劇上升，使韓國市場極易受外來因素的影響。2007年中期后，受美國的次貸、金融危機影響，世界市場萎縮，韓國貿易赤字擴大，外資逃離嚴重，股匯兩市暴跌，突出暴露了丟失地緣依托的弊端。因此韓國亟需重歸本地，展開中日韓戰略合作，經營地區戰略腹地。
　　三方合力減輕金融危機影響中日韓地緣相近，經濟貿易依存緊密，在“10+3框架”內舉足輕重，是地區合作的關鍵力量。中國改革開放后，中日韓幾乎同步改革，經濟、貿易占世界的比重快速提升，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但三方迄今尚未構建獨立的合作框架，導致東亞地區合作呈現“南實北空”的結構性失衡。尤其是，面對區內領土領海的紛爭，民族、歷史矛盾交錯，環境污染、能源不足、災害多發，地區非傳統威脅因素上升，中日韓因缺乏制度性合作機制，難以共同應對復雜多變的地區形勢。
　　而眼下，隨著美國金融危機深化，世界經濟面臨全面衰退的風險，國際金融體系、世界經濟格局急劇變動。在此，適時啟動中日韓合作框架，共同建設平等、合作、互惠、共贏的合作機制，有助于彌補東亞地區合作的缺陷，減輕金融危機的影響，推動國際秩序公正合理化。特別是，作為東北亞地區的主要力量，中日韓構建戰略合作框架，加強地區戰略對話和政策協調，推進貿易、投資、金融合作，展開有效的環保、能源以及地區賑災、減災合作，促進區內人財物、知識、信息以及技術等廣泛交流，深度融合，更有利于化解東北亞地區的內在矛盾，維護地區的共同發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