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眾多國家深陷金融危機的恐懼之時，中國反而可以大談發展。”這是GlobalEquityCorpora鄄tion公司董事長諾曼·斯萬森提出的觀點。在日前舉行的第五屆中國產業國際競爭力論壇上，這位深諳中國事務的英國紳士不僅相信中國有能力平穩轉危為安，而且還襲用了中國人慣用的辯證說法：“危機，是威脅，更是機遇。”
　　斯萬森的觀點博得了與會者的滿堂彩，而對這一觀點的深入探討也貫穿在整個論壇意識流始終。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局長張松濤對此給出了較為直接的解讀：這種機遇可以從一種倒逼機制中體會到。金融危機使我國政府和企業均感受到了改革開放以來前所未有壓力和挑戰，迫使我們去積極主動地調整。
　　那么，中國產業和企業要如何在這次經濟危機中抄住提升競爭力的良機？論壇演講者從不同角度、不同程度進行了研討。
　　逼上梁山存亡抉擇間，企業無奈被“逼上梁山”。恰如張松濤所言，經濟形勢好的時候，很多企業只顧賺錢而無暇進取。只有在逆勢中，經濟領域所潛藏的問題暴露出來，人們才意識到并不得不去改革生存法則、調整經營策略。
　　雖然在這次金融海嘯中，中國經濟發展從基本面看尚未深困其中，但未來可能遭到的沖擊卻不容忽視。據商務部部長助理魯建華介紹，目前，中國部分產業如紡織、輕工、化工等對美出口已呈現負增長；部分行業產銷、利潤嚴重下滑，個別行業中小企業出現倒閉。值得提及的是，國際原油價格的大幅跳水，使一些儲備了大量原材料的企業損失慘重；原材料價格的大幅波動也增加了企業對外報價難度，資金鏈更趨緊張。
　　環境的倒逼使通過提升競爭力來強身健體、防御風險的意識深入人心；而近一段時間財政和貨幣政策的松動以及諸多跡象預示的更為寬松的內部環境，則使企業如沐“東風”，堅定并加快了轉型升級和結構調整步伐。
　　商務部產業損害調查局局長楊益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幫助企業轉型升級、提高管理和科技水平，提升產業競爭力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職責。政府部門必須在管理效率和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為企業創造良好外部環境。早在2004年，商務部就啟動了產業國際競爭力調查評價工程，目前正在加緊推動《產業國際競爭力調查規則》的出臺。同時，商務部還積極開展產業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等基礎研究，并已完成了汽車以及關鍵零部件、磷肥、電子、紡織、熱帶水果、東北裝備制造業等重點產業的競爭力評價工作。
　　楊益指出，“競爭力評價工作做好了，就能搞清國內產業競爭力的發展狀況，最終找到提高產業和企業競爭力的金鑰匙。”
　　需要“走出去”
　　中國工業經濟聯合會高級副會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專家王秦平認為，產業競爭力歸根到底就是企業核心競爭力，也即能夠確保企業獲得長期穩定發展優勢并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競爭力。這種競爭力的提升，既要有做強做大做優的戰略和開拓、創新、奮斗的觀念和精神，又要具有市場、技術、人才、資金和信息綜合優勢，能造就更多著名品牌和知識產權、專利技術。
　　然而，具備了這些條件還不夠。王秦平稱，實現產業國際競爭力也必然要求企業“走出去”，提高國際化程度。對此，VermilionPartnersLimited董事長貝彼德深表贊同。這位多年致力于幫助外國公司在華投資事務的資深人士稱，中國有條件的企業可以抓住此次金融危機機遇到海外投資發展。比如，收購海外瀕臨破產的公司，擴大海外分銷渠道，并通過共同開發品牌和技術創新向產業鏈高端延伸。他強調，英國非常歡迎中國企業前去投資，也歡迎中國企業將英國作為深入歐洲市場的踏板。但貝比德也承認，海外投資知易行難，中國更需要培養和提高企業海外投資能力。
　　王秦平的建議是，須從政府、企業、行業協會三方面著手去營造“走出去”綜合條件。單就行業協會而言，要加強兩項職能建設：一是政策建議職能，注重對本行業和國外相關行業發展狀況的研究，定期發布研究權威報告，給政府提供支持行業發展的意見和建議。在對外貿易方面，要代表本行業企業收集、提供有關國內產業損害的翔實證據，向政府提請采取合理保護措施。二是對企業的服務職能。為企業提供各種必要的信息、咨詢和培訓等服務。
　　即便如此，我們對貿易保護主義日甚的國際環境仍須嚴加防范。來自美國的諾曼·斯萬森坦陳："限制中國投資并進行貿易保護是一記在經濟蕭條時期最差的藥方。"他認為，限制中國在海外投資只能遏制增長，對美中雙方都是不利的。 
　　斯萬森指出，其實在美國人心中對中國和中國產品還是存有一定誤解的。美國那些缺乏競爭力的行業都是短命的和沒有遠見的。中國政府和企業應該與美國有關方面加強溝通，釋疑解嫌。他建議，中國的海外投資不能僅局限在生產加工環節，而要涉足整個產業鏈，包括供應鏈、生產鏈和銷售鏈等。 
　　擊破弱點我國產業國際競爭力與發達國家相較差距何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部長馮飛認為，除了國際化程度不高外，主要差在薄弱的創新能力。 
　　相關統計顯示，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廣義的技術進步對工業增長貢獻率的下降趨勢明顯。1978年～1988年，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拉動率為34.2%，到2002年～2006年則降至10%。這反映出工業持續增長面臨較大風險和挑戰。 
　　據馮飛觀察，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全球產業價值鏈的形成，都是大中小企業合理分工、共同推動的結果。為了降低技術創新的成本和風險，企業多趨向于合作開發新技術。在這一方面，我國也不妨借鑒。 
　　華盛頓辦公室合伙人蘭尼J·戴維斯就建議，中國可以通過與美國加強在能源領域的合作開發來謀求共同發展，尋找雙方合作的一個中間點。減少對炭能源的依賴不僅是一項全球事業，也有助于美國解決氣候和能源獨立性的問題，在防止全球變暖的同時，緩解美國與中國包括其他世界強國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