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在美國談貿易開放的益處不太會受歡迎。 特別是在全球面臨令人不安的金融動蕩和懸而未決的經濟下行趨勢的時候，可能更加難以說服人們相信這個事實。  　　實際上，正是因為經濟不安全，而出現的一些保護主義跡象，使我必須重新強調這點。 雖然貿易開放并不是在任何時候、任何條件下對所有人和所有國家都會有利，但是證據顯示，貿易開放的確能夠帶來效率和創造財富。 如果貿易開放是在合適的條件下，所有國家都能受益于國際之間的互換。 但是，我們也必須澄清：貿易開放并不等于放松管制。 
　　貿易開放促全球發展
　　在過去的60年里，政府一直在制定規則對國際貿易進行管理。 全球貿易規則使得政府能夠從上世紀的失敗經濟政策中走出來，多邊貿易體制使得貿易開放，更重要的是它給國際貿易的發展帶來了透明度和可預見性。 建立世貿組織和一個受高度尊重的爭端解決機制使各國能夠解決往往非常有爭議的商業糾紛。 
　　在上世紀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環太平洋地區的發展中國家增加了數百億美元的出口到發達國家，這些增加的出口幫助了亞洲國家穩定其經濟以及恢復繁榮。 有些政府面臨著巨大的壓力而設置障礙，但是破壞了貿易流動和阻礙了亞洲經濟復蘇的努力。 
　　西方國家后來抵御住了這些保護主義壓力，這不僅是因為他們意識到這和國家將來的繁榮是聯系在一起的，而且也因為他們認識到他們必須遵守作出的國際承諾。 
　　而且，海外市場將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因為美國、歐洲和日本構成世界三分之二的經濟總量，但是國內需求在新的一年里這些經濟數據將會持平。 然而，新興市場卻與此相反，它們明年的預期增長為6%。 
　　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貿易開放提高了效率，減少了扭曲并且會帶來福利收益。 大約有12種一般均衡模型可以從不同角度評估多哈回合談判（世貿組織成員之間的多邊貿易談判。 2001年11月，世貿組織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第四次部長級會議，啟動了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 人們稱之為"多哈發展議程"，簡稱"多哈回合"）。 但是所有這些模型都告訴我們發展中國家將會獲益巨大，貿易開放程度越大，其收益也將會越大。 
　　沒有窮國能夠脫離國際貿易而變成富國，中國和印度通過開放他們的經濟，使得超過4億人擺脫了赤貧狀態。 我們還知道因為創建于1948年的多邊貿易體系使得全球貿易實質增長了30倍。 
　　美國需保持強勁出口
　　美國是建立全球貿易體系的主要驅動力量，當然也是主要受益者。 美國的商品出口額已經從1948年的130億美元增長到2007年的超過1萬億美元。 服務貿易的增長也同樣令人印象深刻，到去年該數據已經接近5000億美元。 
　　美聯儲表示，美國經濟可能已經處于衰退和經濟放緩邊緣，保持強勁的出口對于美國經濟將是極其重要的，因為其他方面的前景都不容樂觀。 雖然貿易對于經濟的貢獻巨大，但是根據最近的民意調查，大多數美國人現在認為，國際貿易對他們弊大于利。 
　　這種擔憂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更大的國際競爭會對本國就業和工資產生影響的擔憂。 一方面，貿易開放產生的競爭往往會刺激創新和創造更大的效益。 但是另一方面，更激烈的競爭會使企業乃至整個經濟部門處于重壓之下。 毫無疑問，貿易開放也會導致全球和美國的一些就業損失。 
　　然而，孤立主義或保護主義的措施將會適得其反。 我認為美國的決策者需要找到國內的解決方案，而不是用貿易保護主義來解決今天美國工人面臨的問題，更必須拒絕保護主義的解決方案。 
　　金融危機威脅全球貿易
　　當前的金融動蕩可能會影響到國際貿易，我認為金融危機對于全球貿易產生了兩個潛在威脅。 
　　第一個我們可能面臨的問題是信貸緊縮。 大約90%的國際貿易依賴于短期信貸融資。 然而今天，貿易融資高于倫敦同業拆借利率300個基點以上。 即使在這樣高的價格下，發展中國家也難以獲得融資。 貿易融資已變得如此難以獲取，巴西政府已經被迫提供約200億美元的出口信貸，以確保他們有能力在海外銷售商品。 
　　新興經濟體諸如巴西、印度、墨西哥、中國、埃及、印度尼西亞和南非等國仍在繼續保持增長，而他們增長的繼續擴大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貿易。 如果新興國家的增長放緩，美國經濟最有活力的一部分--出口以至于整個經濟都將會受到不利的影響。 在這個越來越相互關聯的世界，繁榮的印度、中國、巴西是符合華盛頓利益的。 
　　我們所面臨的第二個威脅是一種滑向保護主義的恐慌。 近年來，貿易保護主義論調無疑又增加了，世貿組織也一直對此保持警惕，防止這些言論導致保護主義的行動。 
　　面臨著日益惡化的經濟狀況的政治家很喜歡責怪外國人，但是至少就貿易而言，反對貿易的抗議還沒有轉化為貿易保護主義的行動。 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世貿組織的嚴格限制以及透明的貿易措施。 
　　貿易開放框架內的國際制度極為重要，但是在這個迅速變化的世界，必須對以前的規則加以修訂，以反映目前的狀況。 像多哈協定導致的自由貿易，擁有不容置疑的經濟價值，但是現代化的規則和談判在新的時代也同樣重要。 
　　如果我們能夠創造基于全球規則系統之上的解決之道，至少我是樂觀的。 辯論的焦點已經不再是全球監管規則的必要性，而是使這些規則對于現今問題發揮正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