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全球金融海嘯撲面而來，對中國的沖擊已成“黑云壓城”之勢，在某些領域已逐漸成為現實。在這個時候，很多中國人心里都懸著一個問題：中國經濟能抵抗這次海嘯嗎？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經濟奇跡如何才能持續？前不久，北京、上海、廣州的六位中青年經濟學家在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進行了一次對話，共同探討“中國經濟繁榮如何持續” 
張軍 

1963年生，經濟學博士，現任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經濟學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制度經濟學、比較經濟學和制度變遷的理論。 
不能低估次金融危機的影響。現在全球財富縮水，其實是對發展中國家影響很大，尤其是對新興市場經濟的發展有非常大的影響。 
徐現祥 

1975年生，經濟學博士。現為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經濟學系副教授、系主任。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區域經濟和經濟增長理論。 
在產業轉移的過程中，有一部分外來人口被人為逼走了，感覺是有一點點殘酷，但是把一部分逼走，其他的就能再過來。 
陸銘 

1973年生，經濟學博士。現為復旦大學發展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經濟學教授。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勞動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和社會經濟學。 
我現在有一個擔心，我們現在正經歷這場衰退危機，我們都知道來源主要是虛擬經濟和金融部門，但是慢慢會波及實體部門。 
何帆 

1971年生，經濟學博士，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助理、國際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世界經濟》編輯部主任。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國際金融、國際政治經濟學和中國宏觀經濟。 
如果我們還沿用過去發展的戰略，趕緊救市，最后不僅沒有救中國經濟，可能把中國經濟拖入一個大的泡沫。 
陳釗 

1973年生，經濟學博士，現為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經濟學教授，主要研究領域包括轉型經濟學、人事管理經濟學。 
如果企業要保暖，能夠從政府借到棉花，那么他們自己會各顯神通做棉衣，做得好的，有競爭力的就可以存活下來。棉花就是資金，資金能不能流到最需要的企業手里，這恐怕要打問號。 
楊其靜 
1972年生，經濟學博士，現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企業與組織研究中心執行主任，主要研究領域包括企業理論和新制度經濟學。 
這次金融危機，從出口結構來說，對中國肯定會有沖擊，但是這些（美國）人畢竟要穿衣服、要吃飯，還是需要中國的產品。所以沖擊還是有限的。 
陸銘：從長期來看，中國經濟經過三十年的改革和轉型以后，已經到了非常關鍵的時期。現在國內外經濟都開始進入衰退期，那么對于中國來說，這個時期的到來，到底是因為中國國內的原因，還是國際的原因更重要，是不是這個周期的來臨意味著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終結，還是接下來仍然會有持續高速發展，這些都是大家關心的問題。從短期來講，最近美國肇始的金融風暴，其后果的嚴重性我不用多說。我想請教幾位中青年經濟學家，接下來對于中國來說，如果要保持持續的發展，并且是持續高速的發展，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如果結合經濟學研究，我們應該關注什么問題？ 
全球金融海嘯，中國無法獨善其身 
張軍：我個人的看法是，中國難逃這次全球金融動蕩帶來的風險。我們很多商業銀行暴露出的問題，比如購買美國的債券，根據不同的估計，金額大概有三五百億美元。大家都很關心金融本身帶來的問題，但是，我想最主要的還不是金融的問題，而是美國經濟出的問題。美國經濟出現的問題以及全球經濟下滑，都給中國造成了很大的影響。一位美國同行說，美國最大的問題已經從華爾街走出來，像癌細胞一樣，滲透到經濟的方方面面，包括大學。現在就連大學的養老金都有問題了。他們估計哈佛大學整個基金下降60%.我兒子發郵件跟我說，校長給所有學生發郵件稱，明年日子可能會很難過，別指望有獎學金。這個情況，對整個美國的影響，已經不僅僅是華爾街了。美國人消費下滑，對中國是一個非常大的沖擊。 
中國現在已經沒有辦法再討論我們會不會受到影響了，實際上我們已經并且正在受影響。至于這個影響有多大，需要我們進一步估計。對于中國來說，一件非常肯定的事情，就是經濟決策的出臺和改變是非常困難的。我認為這是由于上世紀90年代以后政府對經濟的介入太深，很多政策要加以改變，已經很不容易了，牽涉的利益太多，這個本身是非常不利的。當然大家關心的是這個時間會持續多久，我覺得在當前這種背景下，短期、長期已經有點模糊了，我個人的看法是，對中國來講，現在沒有更好的路，次優的選擇就是不要讓形勢惡化，所以出現了全球的聯合行動。現在這個行動，可能對華爾街會有一定的幫助，但是對整個美國經濟來講，其實影響并不大。所以現在只能說，我們想辦法制止局勢進一步蔓延，不讓事情變得更糟，這是目前最好的選擇。因此，中國目前也只能和美國配合，這是我們目前需要達成共識的一件事情。 
現在大家都在談論，我們要刺激國內的需求，以應對全球的金融動蕩，但是事情沒有那么簡單。十七屆三中全會之后，刺激內需的政策會慢慢出來，但對于中國國內消費需求的刺激，也不會那么快，需要有一個慢慢調整的過程。我認為好像沒有更好的解決辦法，現在也許只能是各國攜手一起渡過這一全球性經濟問題。 
十字路口的中國經濟 
何帆：所有經濟學的問題都只有一個答案，就是取決于我們用什么政策。我們現在處在十字路口，我們有兩條路。一條路，就是我們還沿用過去發展的戰略。我們現在看到有很多媒體、學者，包括很多官員都在說，現在要趕緊救市，出口的企業已經有多少家倒閉了，房地產商現在都聲稱自己是“豬堅強”。如果我們延續這種過去的發展辦法，結果很簡單，到2009年我們會出現一個巨大的泡沫。比如我們放松銀根，采用擴展性的貨幣政策。但現在出口部門也沒有投資機會，其他實體的部門沒有投資的機會，那最后這些錢肯定是到房地產、股票市場，所以最后不僅沒有救中國經濟，我們可能把中國經濟拖入一個大的泡沫。 
還有另外一條路，全球金融海嘯迫使我們改革。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就是內外失衡，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大家都在搞制造業出口，這個時候救它，最好的辦法就是讓它逃掉，逃得越早越好，越遠越好。我們現在一定要讓更多資源從制造業出口的部門走掉。很多制造業企業做得很好，但是過去沒有信心做國內市場，因為做國內的市場，要有自己的品牌，要有自己的營銷隊伍，而如果做出口，拿個訂單就行了。沃爾瑪給個單子你就很高興，但是你實際上是在給別人打工。現在我們應該迫使中國的制造企業真正做到有競爭力，有自己的品牌，有自己的研發，讓這樣的企業去發展。然后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打開一個門，讓眾多活不下去的企業，轉移到有發展潛力的地方，就是中國的服務業。中國最能賺錢的服務業，現在的投資都不足，比如教育是一個巨大的金礦，醫療衛生是巨大的金礦，交通、通信、運輸、金融、保險，所有支柱性服務業，包括生產性的服務業如物流配送，都是巨大的金礦。但是問題是我們不開門。如果不開門，就會把所有出口企業逼死在海嘯沒有真正到來之前，把它們逼死在海灘上，而如果趕緊開門，就可以放他們一條活路。所以未來中國經濟到底怎么樣，現在已經是一個要做出選擇的時候了。 
陸銘：你的意思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如果政府通過宏觀管理的方式下調利率，增加供給會有點危險，反而可能導致明年產生資產市場的泡沫？ 
何帆：貨幣政策是無法改變經濟結構的，改變經濟結構要通過產業政策，所以說在經濟結構沒有發生改變的情況下，貿然放松財政政策，第一，通貨膨脹可能死灰復燃，第二，流動性增加以后，流動去什么地方，那肯定是要到股票市場、房地產市場。 
金融危機對中國的沖擊非常有限？ 
楊其靜：我個人對中國未來的一個定義，就是謹慎的樂觀主義。對中國的看法，要站在一個比較大的視野去看。中國經濟的問題，其實是發展問題和轉型問題兩者合二為一，同時是在現有特殊的國際架構下的一個問題。 
從短期來說，沖擊是不可避免的，這點我想誰都不可否認。但是沖擊有多大，可能要在理論上或實證上加以考察。實證只能事后說，但是就現在來說，金融沖擊對于美國的影響之所以這么大，我覺得是因為美國的產業結構中金融架構很大，因此，金融部門受到影響以后，對美國整個經濟的影響非常大。包括英國也是如此，英國這次金融危機導致其國際排名跌到十名以后了。但是金融危機對于中國的沖擊，我們一定要把傳導機制搞清楚，也就是金融上出的問題，會不會傳導到實體經濟上去。就中國來說，我們看到這些金融機構是出了問題，但是會不會影響整個信心？如果金融機構的信心受到沖擊，并進而沖擊到產業，那么次貸危機對中國的沖擊會很大；如果這個鏈條不存在，那這個沖擊，我覺得是有限的。另外，從出口結構來說，我覺得中國會受到沖擊，但是這個沖擊有多大，同樣值得思考。我們對美國和發達國家的出口，主要是它的必需品，奢侈品比較少。當然我不是研究國際貿易的，就我的直覺來說，肯定會有沖擊，但是這些人畢竟要穿衣服、要吃飯，還是需要中國的產品。所以說，我覺得金融危機對國內產業上的沖擊值得探討。短期來看，我覺得沖擊不會特別特別大。另外，房地產大家都認為是泡沫，就我個人的理解，成不成為泡沫的話，也是一個事后的結果。我聽到有一些人說，最好房地產的價格降50%，我只能說你可能動機是好的。我們看看美國的情況，大家的確都有房子住，降低50%以后的后果是什么，短期對金融業的沖擊是非常大的，對于產業鏈的沖擊也是很大的。 
在現有的國際大框架下，中國的發展模式和美國的發展模式，看起來在一定時期是美國人得到了好處，但恰恰是中國這種發展模式削弱了美國的競爭力。中國生產必需品，美國來進口，美國買中國廉價的商品，中國的產業不斷升級，不斷侵蝕它的產業，同時中國賺到了外匯。美國缺錢，中國人廉價借給他，導致美國利率下降，房地產進一步泡沫化。中國供應的是廉價的資源，但就算中國不愿意提供，也會有很多國家愿意提供。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有兩個問題，一個是發展，一個是轉型。至于發展的代價，從全世界看，我們沒有看到任何一個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絕對平等。恰恰是我們通過美國市場，利用它的需求帶動了中國經濟的增長。從國際經濟學來看這沒有問題，大家是自由交易，但是從動態角度講，中國的能力增強了，美國的制造業能力下降了。所以這次次貸危機的爆發，我個人理解正是中國、印度這樣的國家侵蝕了美國的實力，雖然我們也受到沖擊，但是我個人覺得中國的機會更大。 
1.8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面臨縮水 
何帆：剛才楊其靜講了通過貿易的渠道，次貸危機對中國沖擊不大。金融方面的影響，他只看到中國的銀行買了一些美國的金融產品，損失也不是很大，但是不要忘了，我們還有1.8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比方說一個人今年買了一些股票，被套牢了，很痛苦，你推心置腹想想，如果有1.8萬億美元被深度套牢會怎么樣？2003年的中國外匯儲備4000億美元，我們繼續用這樣的發展模式，到現在已經比原來增加了1.4萬億美元，如果繼續下去還會增加。從表面看挺好，賺了很多，但其實我們現在賺的錢不斷在縮水，而這正是美國樂意看到的。這個月初，我在天津參加“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見到一個美國朋友，原來是克林頓政府的工作人員，我說你們7000億美元財政支出怎么出，他說賣國債給中國人啊！其實我們并沒有削弱美國的力量，反而是美國在把我們拖到一個泥潭里面去。 
陸銘：我覺得你們兩個講的話當中，是有邏輯聯系的。 
張軍：我再回應一下，楊教授的意思是說，實際上美國次貸危機對中國影響很有限，但是我覺得不能低估這個影響。現在全球財富縮水，其實是對發展中國家影響很大，尤其對新興市場經濟的發展有非常大的影響。現在世界整個財富的狀況縮水是肯定的。中國的GDP從占全球份額只有3%左右，到現在接近20%，按照購買力差不多是1/4，在這樣的規模下，全球的財富縮水，中國當然會受到非常大的影響。第二，世界經濟不景氣，這一波經濟是以中國為龍頭的，就是所謂的新興市場國家，大概有40個經濟體，受到的影響非常大。你看全球能源價格的變化，首當其沖推動通貨膨脹的不是美國，而是中國，是新興市場國家最容易受到能源價格的影響。十幾年前中國崛起的時候世界格局發生變化了，世界上出現了一些只生產不消費的國家，去養那些只消費不生產的國家。中國現在的資本輸出占世界的大約15%，我們成為了最大的資本輸出國。 
廣東經驗：以升級應對危機 
徐現祥：我想回應一點，就是現在中國的經濟到底是不是高速增長。在現在這樣的環境下，肯定是外貿企業受的影響最大。從企業層面看，是不是有一大批外貿企業死了？在廣東，企業確實是死了一批，但用政府官員的話講，死的這一批是所謂的“馬路經濟”，所以企業總體規模的變化不大。還有一部分企業只是轉移，現在拿到的數據是占總量的2%左右。這些企業的70%-80%都是在本省內部轉移的，有一些轉移到了江西，還有一部分轉移到國外。 
這是企業轉移這塊。另外一塊，就是地方政府在這一輪做了什么事情。大的經濟環境，如人民幣升值，地方政府是左右不了的，省政府做的，一是提高工人工資，我們和地方政府打交道時發現，他們從2003年就開始做這個事情，那時正是珠三角經濟發展時期，用地指標已經用得差不多了，再發展，空間上受到限制。所以地方政府想逼死一批企業，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提高勞動力成本。另外就是提高水電價格，也有意識地逼走了一部分企業。廣東的珠三角比較發達，但粵西和粵東的經濟就不發達，地方政府就想把一些企業轉移到這些地方。如果當地通了高速公路，就有一些企業過去了；如果沒有高速公路，特別是粵西，就發展不起來。我個人的感覺是，地方政府在大的國際背景出現變化之前已經做了這個事情。我覺得在做預測前，看整個國家的可持續發展，要看一些先行的省，廣東也許就是一個樣本。 
陸銘：非常感謝你給我們帶來一些珠三角的信息。我現在有一個擔心，我們現在正經歷這場衰退危機，我們都知道來源主要是虛擬經濟和金融部門，但是慢慢會波及實體部門。剛才楊其靜講的就是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聯系。這個危機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全球經濟失衡的表象。剛才何帆教授說，如果在這個問題上沒有看清楚，就采取一些措施，比如增加貨幣發行，非但不會解決問題，反而會加劇危機。 
徐現祥：接著上面的話題，我補充一點。廣東這一輪的發展，有一個“雙轉移”的目標。我覺得最大的出發點，就是區域發展有功能劃分。珠三角很多地方是勞動密集型產業，成本很低。珠三角選擇的這條道路是當年唯一的道路，但是發展到現在，產業必須要調整。調整的過程中，有一些企業轉移走，是不是代表就業機會沒有了？這些就業機會是當地居民的還是外來工的？比如東莞，外來人口有關部門說是600萬，如果外來人口應該和東莞市民享受同樣的待遇，包括家屬就可能變成1200萬，小孩還要就學，這里面有很多問題。在產業轉移的過程中，有一部分外來人口被人為逼走了，感覺是有一點點殘酷，但是把一部分人逼走，其他的就能再過來。地方政府為什么做這個事情？就是為了繁榮，希望把繁榮的面擴得更大一點，讓粵西、粵東等欠發達地區也可以分享珠三角發展的成果。所以產業轉移里，我感覺地方政府是考慮如何在轄區內怎么樣做得更好。目前能不能實現跨省的轉移，還不好說。 
中國拉動內需空間還很大 
楊其靜：感謝徐現祥教授提供了一個案例，政府在產業調整的過程中，實際上是有一個權衡的發展過程的。講到產業升級的問題，我個人覺得，如果我們講中長期，我覺得我是樂觀主義者，中國的發展模式，就像我剛才講的，從一開始就利用了國際市場的需求來拉動，而中國的內需沒有啟動。當然我們對此批評很多，但是從積極意義來說，我們的空間還很大，如果中國現在和發達國家一樣，內需已經飽和了，那中國的問題大了。但是在中國，如何發掘內需的確有困難，不過從中長期來說，正說明我們存在機會。我們通過啟動內需是否可以帶動產業升級，這是需要討論的。另外，我個人從經濟發展角度來說，我是相信“自然演化”的。產業升級，是一個自然的過程，產業怎么樣升級是企業家說了算的，不是政府說了算的。當然，政府要有相應的配套措施，而不是妄論我們應該升級到什么產業，產業升級是要由市場決定的。 
陸銘：我補充兩句，剛才提到外匯儲備的事情，大部分錢在政府手里，有一個原因，其實還是和中國的發展方式有關。一方面是中國出口多，但出口多不是問題，如果同樣那么多進口，就不會有那么多外匯儲備。為什么不進口，因為中國沒有需求，更關鍵的是企業沒有對國外先進技術的需求，因為勞動力太便宜了。供需兩個方面的原因，都是和中國外匯儲備的持續增加有關。楊其靜教授剛才說到中國內需不足是一個機會，是有道理的。你看日本，很多人把這兩年的經濟下滑和當年日本的結構調整聯系起來，日本在上世紀60年代的第三產業就占50%.的確存在這個問題，要調整內需，因為當時日元升值，出口也受到沖擊。 
中國的競爭力會在危機后出現 
何帆：中國原來的發展模式是存在問題的，那如何調整呢？讓企業自己去調整嗎？但企業想調整，還要政府先點頭。比如我看辦學校很賺錢，我也去搞一個，但是不行啊。我看醫院這么賺錢，銀行這么賺錢，但是我可以去搞嗎？中國人均的鐵路也就一根香煙那么長，但是我去修鐵路行不行呢？還是不行。 
如果政府不點頭，企業怎么調整？所以還是政府要調整。第一個，就是制造業要升級換代。我也同意剛才徐現祥教授說的現象，我也經常去東莞，你看中小企業是很困難的，但是一些有競爭力的企業在偷偷樂，旁邊的競爭對手終于沒有了。我們現在的情況特別像上世紀70年代的日本，日元升值、油價上漲，非常困難，但我們回想一下，日本戰勝美國是什么時候，就是上世紀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日本在最困難的時候，逼著企業提高自己的產品質量，才變成全球有競爭力的企業。日本人都可以做到，所以中國人一定也可以做到。我們一定要逼著中國真正有競爭的企業做研發、做品牌，要殺出一條血路，中國真正有全球競爭力的企業一定會在這次危機以后出現。然后打開大門，讓服務業充分發展。廣東最發達的是靠近香港的廣州、東莞、深圳等地，湛江、汕頭也在海邊，而且都是第一批沿海開發城市，為什么發展不起來？這就和基礎設施有關，鐵路建設、物流配送都沒有跟上。現在我們的金融不開放，中小企業就無法起來。如果教育不開放，醫療衛生不開放，人力資本就不會提高，我們就沒有辦法為以后制造業的升級換代和服務業發展提供非常豐富的人才儲備。過去的瓶頸是硬件，未來的瓶頸一定是人力資源。 
走向可持續的增長模式 
張軍：對一個經濟發展比較快的國家來說，其實最壞的政策，一定是過度使用過去所謂好的政策，這樣的說法好像正好可以說明中國目前的情況。1993年時，中國面臨通貨膨脹，當時用非常嚴厲的政策來治理通貨膨脹。但到1998年時，這個政策仍在運行。至今十年，這個政策沒有變過。十年前我們用到的一些政策，那個時候可能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但是那個政策到了現在并不適用。 
大家都知道發展中國家，總體都面臨結構性的問題。剛剛前面兩位都講了，中國幸虧現在消費需求比較低，如果消費已經達到GDP的70%，中國就沒有發展機會了。我們結構扭曲的發展能不能持續下去，這是非常核心的問題。其實大家想想，上世紀80年代的“華盛頓共識”，其實最核心的東西就是結構改革。如果現在要想中國怎么做結構改革，就是把“華盛頓共識”拿過來，把價格搞對，把環境、能源的價格都放開，讓價格起作用。這樣的話，出口的人為的相對優勢，就會消失了；原來扭曲的結構，就不能維持了；那些出口企業也不能維持，那些短期可以提供就業機會的制造業也不能維持了。但是中國有沒有到這個階段，這是我們需要認真回答的問題。我個人的看法，中國所面臨的環境，已經越來越被動了，越來越讓我們不得不重視結構改革。這段時間，我接受了很多采訪，都是談補貼的問題。中國什么時候可以取消對能源的補貼。中國如果長期不改變價格扭曲，將來中西部的發展會帶來更嚴重的污染和環境的破壞問題。我們現在回想一下，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這一二十年，我們取得了經濟的繁榮富裕，但實際上是有很大代價的，環境越來越糟糕了，我們付出了代價。現在的問題是，從政府決策角度說，我們有沒有辦法形成共識，走向結構改革。我注意到吳敬璉老先生也在談這個問題，我們要走向真正意義上的可持續的增長模式，這個是不簡單的。我們現在面臨非常嚴峻的形勢，我們又處在一個十字路口，我們真的要對過去的發展方式做一個深入反思，這個反思要帶來真正意義上的結構改革。 
中國經濟如何持續繁榮 
陸銘：前面兩個話題的討論，基本上是我們在一個危機的時代和背景下討論中國的經濟是否可以持續繁榮的問題，所以整個基調灰了一點。接下來我們要開始談點明亮的東西，畢竟是改革開放三十年，我們還是有很多明亮的收獲的。我談的問題是這樣的，中國過去三十年走過的歷史，到底能不能構成一種模式？或者更進一步講，是否在發展經濟學的層面上，具有一般的意義？ 
徐現祥：經濟增長最要緊的因素，就是人力資源，而中國一直能夠動員最優秀的人力資源來發展經濟。我們國家這么多年發展，能不能提煉出一個模式，當然是一個很好的問題，但是我個人感覺很難把握。我們作為一個大國，為什么不能從身邊的問題出發，從中國的問題提煉出你認可的一個小問題，不一定要上升到模式，但能夠去論述，我個人感覺至少我傾向于這種做法會好一些。 
楊其靜：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如果是五年、三年，這個可以理解，但是持續三十年的增長，這個絕對不是一個偶然事件，絕對有很多內生的東西。我個人不成熟的意見是，中國的政治、經濟之間有比較好的內生的互動關系。但為什么現在矛盾這么集中？因為我們同時又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們在三十年當中，要解決別人幾百年的問題，把矛盾一下子壓在三十年當中，所以矛盾很激烈。但是這個矛盾和我們所觀察到的西方發達國家發展過程中積累的問題比起來的話，又是很渺小的。如果我們要從中長期看這個問題，我從來不否定我們的矛盾，比如發展中一些不和諧的因素，但是有的時候你換個角度看，沒有這個過程，有我們的現在嗎？ 
是否存在中國發展模式 
張軍：最近姚洋教授經常提到一個命題———“中性的政府”，就是政府比較中立，沒有受其他利益集團的左右，所以目標可以比較長遠，他用這個概念解釋中國的發展。我個人的看法是，中國經濟取得的成就是因為政府放權，才有30年的發展。這個問題不是所謂的“中性政府”可以解釋的。剛才陸銘教授提的問題，他的問題是中國的發展有沒有可能提供一個模式，這要看從什么角度說。真正意義上，如果說有沒有一個模式，要看的是如果我們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開放和全球融合程度的提高，中國是否可以在未來二三十年依然維持這樣的結構，我覺得這是非常有趣的問題。 
陸銘：我們暫時不要講中國現在是否已經是一個模式了，什么時候能夠談這個問題呢？很簡單，按照中國目前的發展速度，假設再維持8%的增長30年的話，我們這一代還可以看到。我把這個問題轉化成這樣的形式，中國高速增長30年以后，我們是否依然可以看到中國所走的道路的特殊性？也就是說，是否和現在所看到的歐美發達國家的發展模式是不一樣的？ 
陳釗：其實我覺得要說差異，什么叫差異，多大的差異才構成差異，這個東西一下子說不清楚。我們剛才討論了從短期的角度，中國的經濟最近有什么走？，什么時候會走出來？大家講到內需和外需，說到內需的結構調整很重要，但是可能短時間也調整不過來。我一直在想，我們中國國內的問題，如果不是借助外力，恐怕是很難推動的。我們以前經常談論內需，后來卻不怎么談了，因為出口很好，不需要討論內需的問題。現在全球經濟衰退了，讓我們開始真正思考內需的問題了。何帆教授談到救市，認為采取擴張性的政策，可能會助長泡沫。這背后隱藏著一個假定———錢太多了，如果流向虛擬部門，就會產生泡沫。如果錢能投資到企業里面，那還是很好的。我們不妨想想這個問題，我們現在的企業是處于寒冬，過冬就要保暖。如果企業要保暖，并且能夠從政府借到棉花，那么他們自己會各顯神通做棉衣，做得好的，有競爭力的就可以存活下來。那這個棉花是什么呢？其實就是資金，資金能不能流到最需要的企業手里，這恐怕要打問號。事實上我們的金融體系仍然沒有做好共同應對危機的準備，至少我個人是這樣認為的。我們更多時候資金是流到了國有企業，而不是民間企業，這里面就會有一些隱患。除此之外，如果借不到“衣服”還可以自己“鍛煉身體”，也就是說企業可以技術升級，可以增加產品的技術含量，進行技術創新，那這個行不行呢？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這里面人才的因素很重要，民營企業的科技含量很重要。但是現在的制度并不是那么有利于民營企業最大限度吸引優秀人才，我們的人才政策、戶口政策對人才都是不利的。這個制度不配套，是不利于企業“鍛煉身體”的。事實上，有一些企業，甚至是國有企業，是不是真的想做大，是不是想“鍛煉身體”？剛剛看到一則消息，蒙牛的雪糕下架了，蒙牛說是因為雪糕要換外包裝。食品安全問題，出問題就出在信息嚴重不對稱上，因為“買的不如賣的精”，我們是沒有這方面的專業知識的。蒙牛為什么是這樣的態度？我覺得對于地方政府來說，如果地方的大企業出現大問題，政府首先是想幫助他們，因為他們是稅收大戶，如果倒了，地方經濟會受到嚴重影響。那么如果既不鍛煉身體，也不借棉衣，而是躲到政府的溫室里面，冬天過去，太陽出來曬一曬就不行了？所以我們要想想政府應該如何轉變思維模式。最后大家講到了發展模式的問題，我想在戰爭時候，在災難的時候，通過政府動用資源可能是成功的。但是當我們改革這么多年，轉型這么多年，在和平時期，在基本架構都注定的情況下，要發展經濟，這個時候政府能做什么，政府無法獲得足夠的信息。我這里想到最后講的中國發展模式問題，我們有沒有模式，如果有模式的話，我覺得恐怕是這樣的一種模式的比較。如果要成為中國的模式，那么如果在短期內，在政治穩定的情況下，能同時把經濟做好，這就是一個可以期待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