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內個人直接對外證券投資業務在天津試點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開放舉措。一般而言，開放居民個人海外金融資產的投資，是一個國家資本賬戶管制的最后內容，開放了這一內容，我們離人民幣資本賬戶的自由兌換就不遠了。而筆者認為現在是適當加快資本賬戶開放的最佳時機。     
    日前國家外匯管理局批準在天津 
濱海新區開展境內個人直接對外證券投資業務試點，給了很多人驚喜，我個人在此前一直呼吁加快資本市場的開放，因此十分贊賞這一決定。我認為這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開放舉措，它預示著中國資本賬戶進一步開放的進程在加快。一般而言，開放居民個人海外金融資產的投資，是一個國家資本賬戶管制的最后內容，開放了這一內容，我們離人民幣資本賬戶的自由兌換就不遠了。 
    我一直以為，以嚴格控制資本外流為主要內容的外匯管制在中國國際收支順差不斷加大的背景下已經越來越不適應，也越來越無必要。一方面，我國的外匯管制措施難以抑制投機資本流入境內，大量的境外投機資本正通過非資本賬戶進入我國，股市和房市都可以感受到他們的影子。另一方面，管制措施也無法真正杜絕非法資本的外逃。嚴格的資本管制，尤其是對私人跨境投資的管制實際上只是限制了試圖通過合法渠道分散投資風險的境內資本。如今，這扇門終于要嘗試著打開，國內居民將有更多的渠道來理財。我們在外部資本試圖進入中國，分享中國經濟增長的紅利的同時，也應該分享世界經濟增長的好處。 
    開放了私人資本外流的通道，未來我們面臨的金融風險可能會增加，我們需要防范國內資本在開放后出現集中、大規模的流出所帶來的沖擊。因此，我們仍然需要遵循有序漸進的原則，不是一下子完全放開，取消所有的管制。一些防患于未然的措施，比如對超過一定數額對外投資資金來源的審查、對以投資收益為名而調入的資金的稅收征管、對單筆交易規模的管理等都應該制定預案，根據情況予以實施。此次外匯管理局開放的試點還僅限于天津，而海外投資的范圍也只是香港的股市，這也充分說明了管理層在積極推進開放的同時，也抱有謹慎的態度。 
    不過，我個人認為現在是我們適當加快資本賬戶開放的最佳時機，因為在國際收支順差，人民幣存在升值壓力的背景下，資本蜂擁而出的風險會很小。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我們曾獲得一個共識，即資本賬戶開放不能過快、過早，否則會發生金融危機。但是10年之后，我們本身的經濟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面臨的外部形式也已經發生改變。僅僅依靠嚴格的資本管制已經無法保障金融安全，金融體系的資金配置效率和金融機構運行效率的提高才是真正的金融安全保障。開放私人對外投資，不僅有利于減少順差，緩解外匯儲備增長的壓力，對抑制資產泡沫的擴張有積極意義，也有利于促進我國金融機構的跨國經營，減少微觀層面的風險。 
    對于外管局開放個人對外投資的這一決定，也有一點遺憾，那就是未能將上海浦東作為與天津濱海新區同樣的試點。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是國家既定的戰略，鄧小平1991年視察上海時就提出要將上海建設成國際金融中心。16年來，經過中央各部門和上海的努力，上海已經初步成為中國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但還不是國際金融中心，而上海金融市場的國際化則是上海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最大瓶頸。開放上海金融市場對于中國金融體系參與國際競爭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中國已經成長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今年可能超過德國成為第三），經濟大國的貨幣和金融市場如果不能夠相應地國際化，成長為在區域甚至全球有影響的貨幣和市場，經濟大國就不能夠成長為經濟強國。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是代表中國金融市場參與國際金融競爭的載體，因為中國內地已經沒有一個城市具備上海這樣的金融市場基礎，也沒有其它城市集聚了那么多的金融資源來參與國際競爭。在中國資本市場進一步對外開放的進程中，上海已經具有的金融市場基礎設施能夠很好地服務于我國金融對外開放的需要。我們期待著在天津的試點能夠迅速擴大至浦東，進一步開放市場的其他試點也同樣放在浦東進行，期待著浦東國際金融中心的功能能夠得到發揮，上海能夠在我國資本市場的對外開放中作出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