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便面生產廠家最近因涉嫌組織價格同盟而被律師投訴。有關部門在調查中發現，境外的一些方便面生產廠家所組建的協會在內地開展活動，并未到社團登記管理部門辦理登記手續，因而涉嫌違反我國社團登記規定。記者朋友在采訪的時候，詳細描述有關過程，并且詢問筆者該如何處理。 
    這是一個記者設置議題、并且事先準備好標準答案的“求證式采訪”。我對這樣的采訪思路很不以為然。在行政主導的改革中，是否經過行政機關批準成為判斷行為合法與否的關鍵因素。如果未經行政機關批準，則一切行為都不合法；反過來，如果經過行政機關批準，則可對行業協會制定的價格協議網開一面。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任何企業和公民都可以在憲法和法律的框架下，自行組建有關自治同盟或者共濟協會，不需行政機關批準。許多國家的憲法和法律規定，成立有關社團組織，只需向政府設立的機構登記備案即可，因為結社自由是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 
    當然，自治同盟或者行業協會在維護成員利益的同時，必須遵守國家的憲法和法律，不得通過所謂的價格同盟，侵犯消費者的合法利益。我國價格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對價格共謀作出了十分明確的禁止性規定，任何自治團體或者行業協會，都不得以會議文件、共同倡議、俱樂部密商等方式統一產品的價格。如果自治同盟或者行業協會涉嫌違反價格法、反不正當競爭法，那么行政機關可追究其行政責任。 
    但問題隨之出現，如果發現行業協會或者自治同盟暗中密謀達成價格協議，行政機關該如何處理？按照我國價格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規定，行政機關可以要求其停止違法行為，并接受行政機關的處罰。但價格一旦確定之后，除非成員之間自愿形成價格競爭關系，否則，價格同盟依然存在。 
    所以，解決此類問題的根本方法在于降低市場準入門檻，讓更多的投資者進入該領域，并且通過市場競爭打破價格同盟，至少在同業之間形成競爭關系，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價格共謀的問題，才能發揮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作用。 
    當前政府針對價格共同協議所采取的措施，往往治標不治本，許多處罰規定沒有觸及企業的根本利益。價格共謀在法律上屬于本身違法行為，不需要考慮行為人的動機，也不需要考慮行為產生的效果，只要存在價格共謀，行政執法機關就可介入，追究行為人的行政責任。解散價格同盟是最直接的手段，但在現實生活中往往難以奏效。名義上的價格同盟被解散，實質上的價格同盟依然存在。 
    只有在價格同盟成員之間形成競爭關系，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價格共謀問題。美國等一些發達國家為了確保市場競爭有序存在，不惜作出拆分壟斷企業的決定。這種做法干預了企業的自主權，但卻直接改變了市場生態，人為地建立了競爭關系。我國此前的國有企業改革就是秉承這樣的思路，通過拆分少數特大型國有企業，從而建立市場競爭關系。但由于國有企業股權相對集中，拆分后的國有企業仍然一股獨大，所以，企業被拆分之后仍然不能形成真正有效的價格競爭關系。政府在許多壟斷性行業控制產品或者服務價格，就足以說明，國有企業被人為地分割之后，并不能形成真正的市場競爭關系。 
    惟一正確的解決思路是，降低該行業的市場準入門檻，讓其他投資者盡快進入該領域，從而加大市場的擁擠程度，形成實質性的競爭關系。這種因外來投資者的加入而產生的“鯰魚效應”往往能夠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所以，對付方便面生產企業的漲價協議，政府有關部門大可不必提高市場準入門檻，或者對有關行業協會的合法性進行實質性的審查，只要鼓勵更多的投資者進入該領域，或者該領域存在足夠多的市場主體，那么，所謂的漲價協議在市場競爭面前也就不攻自破了。 
    行政主導的改革在某些領域加快了市場體系的建立，但在某些領域確實產生了新的壟斷格局。我國在自治團體、行業協會管理方面實行實質性審查，不利于培育市場競爭關系。假如不同階層的成員能夠自發地組織起來，建立自治團體，那么，在很多情況下政府并不需要對市場中出現的問題進行行政干預。所以，中國下一步的改革必須約束政府對市場干預的沖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