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連續多年的財政與貿易雙赤字以及日本政府長期執行的低利率政策是導致全球流動性泛濫的主要根源,在跨國資本流動日趨活躍的國際背景下，我國流動性過剩是國內產業與貿易政策、匯率與結售匯政策等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短期內國內流動性過剩問題很難單純地依靠貨幣政策予以解決，應視全球流 
動性變化情況，從調整國內產業結構入手，加快制度創新，并加強國際貨幣合作，以實現對流動性過剩的標本兼治。 
    流動性過剩現象并非中國獨有，事實上，目前全球范圍內的流動性過剩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的一大痼疾，雖然其成因較為復雜，但其源頭主要來自于美國和日本這兩個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可以說，美國連續多年雙赤字與日本政府長期低利率政策是全球流動性泛濫的重要源頭。 
    我國流動性過剩問題是在全球流動性泛濫的背景下國內多項政策綜合作用的結果，單純依賴貨幣政策工具緩解流動性壓力的效果十分有限，很難實現標本兼治。存款準備金率、利率、央行票據等各種貨幣政策手段雖然對流動性起到一定的收縮作用，但在準備金率和利率屢次上調之后，貨幣政策的操作空間逐步縮小。因此，應加強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產業政策的協調配合，綜合運用多種措施，擴大國內消費需求，控制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優化投資結構，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和增長方式轉變，促進國際收支平衡，從源頭上對流動性過剩予以抑制。 
    積極調整產業結構，著力改革經濟增長方式。由于國內經濟結構失衡是我國流動性過剩的根本性內因，因此，要實現對流動性過剩問題的標本兼治，應從調整產業結構著手，積極優化出口商品結構，努力抑制“高耗能、高污染、資源型”產品的出口，逐步實現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和進出口貿易的平衡。為了達到這一結構調整目標，要進一步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加大力度調整進出口稅收政策，鼓勵低污染、低能耗、低資源消耗的產業發展，尤其是要大力發展高附加值的非加工貿易，促進貿易結構的優化調整，從而緩解貿易順差過大帶來的突出矛盾。 
    靈活并適當平衡貨幣政策工具的運用，避免商業銀行逆向選擇。我國經濟結構調整以及外匯政策的調整不可能在短期內完成，需要一個漸進過程，短期內緩解流動性過剩的手段仍將主要依賴于貨幣政策工具。然而，一方面由于利率工具受制于匯率改革，為防止大量熱錢投機性流入，在美元已維持一年停止加息的情況下，人民幣利率進一步上調的空間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存款準備金率自2006年至2007年8月已經連續上調9次，對商業銀行利潤造成了較大的負面影響，若繼續過度頻繁使用這一政策工具，不僅其公示性邊際效應將發生遞減，對市場的影響力將逐步減退，而且還很可能促使商業銀行迫于股東回報壓力而發生逆向選擇，將大量資金投向高風險領域，不利于金融穩定。因此，短期內緩解流動性過剩宜以相對市場化的公開市場操作方式為主，通過發行市場化央票和定向央票，既可有效緊縮市場貨幣總量，又可避免對商業銀行收益造成過大沖擊。 
    加快制度創新，減少外匯占款導致的基礎貨幣投放。由于不斷增加的巨額外匯儲備是導致央行不得不被動投放基礎貨幣的直接原因，而外匯儲備與基礎貨幣投放之間的聯系紐帶則是當前的外匯管理制度。因此，在外匯制度改革方面，我國首先應進一步完善匯率形成的市場機制，通過匯率浮動區間的逐步擴大，利用市場機制調節外匯市場供求，這樣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為了維持匯率穩定而被動地過多增發基礎貨幣。其次，應根據我國經濟的承受能力，按照可控性、漸進性的原則，進一步放寬企業和個人用匯自由度，由強制結售匯制向自愿結售匯制轉變，由國家集中儲備外匯向民間分散外匯轉變。再次，要以優化產業結構為基本前提，徹底改變過去粗放的引資方式，適當提高引資門檻，堅決摒棄“二高一資”的外資項目，要按照全國一盤棋的原則，有選擇地引進外資。同時，還要從“鼓勵外資流入、限制資本流出”逐步向相對中立的外匯管理體制轉變為，在對投機資本流入進行限制的同時，要對資本流出管制進行相應的放松，創造條件進一步鼓勵國內企業走出去，積極開展對外投資。目前，應加快國家外匯投資公司的組建和運作，拓寬外匯資產的運用渠道，提高外匯儲備的運用效率，使增量貿易順差順利地通過此渠道運用于境外，避免增量外匯儲備在境內循環而增加基礎貨幣投放，從源頭上緩解央行因外匯資產增加被動投放流動性的問題。此外，在企業與居民外匯使用方面，應賦予企業和居民更多的自主權，逐步實現從“藏匯于國”到“藏匯于民”過渡。 
    加強國際貨幣合作，增強經濟話語權。我國流動性過剩問題是全球流動性泛濫的一個局部表現，在這樣的大格局之下，在國際間資金往來日益暢通的背景之下，解決流動性過剩問題，僅僅依靠自身內部產業政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調整，往往很難獨善其身，還需要通過進一步加強國際貨幣合作，完善國際經濟協調機制來完成。在目前以美元為主的國際貨幣體系下，我國應積極聯合有關國家和地區，增強在國際經濟舞臺的話語權，敦促有關國家切實負起大國責任，及時調整國內財政政策、貿易政策和貨幣政策，盡快改變雙赤字和低利率局面，從源頭上緩解對全球流動性的影響，以提高我國在國際貿易合作以及人民幣匯率政策分歧中的談判地位和談判籌碼。此外，我國還可考慮會同亞洲諸國加快區域貨幣合作，逐步考慮實施“去美元化”問題，以減少美元匯率過度波動對亞洲各國經濟穩定增長以及資本流動的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