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貿尤其是出口的快速發展推動了我國的經濟增長，但也帶來了諸如資源過多地向出口部門傾斜等問題。除了外需的帶動外，我國采取的一系列出口鼓勵政策也是出口快速增長的重要原因。 
　　－－如何從理論上看出口鼓勵政策
　　一般認為，一國的出口主要取決于該國的匯率水平和外需。可以將外需看作外生變量，那么出口鼓勵政策將通過影響匯率的方式作用于出口。在直接標價法下，如果一國出口匯率水平越高，則用外幣表示的出口價格越低，則將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出口的增長；如果進口匯率水平越低，則用本幣表示的進口產品價格越低，進一步來說，出口企業使用的進口原料價格越低，也有利于出口的增加。可見，如果進口匯率水平高于出口匯率水平，無疑對出口的增長是不利的；如果出口匯率高于進口匯率的程度越大，則對出口的促進作用也越大。事實上，財政、金融等出口鼓勵政策能夠直接或間接地導致出口匯率和進口匯率的波動；因此，可以通過分析上述兩種匯率，考察一國是否施行了鼓勵出口的貿易政策，以及政策力度的變化。
　�。�－我國出口鼓勵政策及其作用機制
　　目前，我國已經形成了一整套較為完整的出口鼓勵政策體系。出口鼓勵政策具有兩個層面的含義，狹義的出口政策指的是政府對待出口的政策導向；廣義的體系則包含財政、金融等各個方面的出口鼓勵措施。
　　從狹義的角度看，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曾面臨外匯短缺的問題，上世紀90年代，又遇到內需不足的困難，并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為此，千方百計擴大出口，并使之帶動經濟發展，成為這一時期政府的重要任務。從廣義的角度看，可以將各種出口鼓勵措施分為三個類型：其一，直接影響進、出口匯率的因素；其二，政策本身不直接涉及進、出口匯率中的變量，但卻能夠間接影響其取值；其三，政策本身并不對變量產生影響，但能為企業的出口和進口提供便利。
　　（一）直接影響類變量
　　1.金融領域。這一領域的政策包括：外匯額度補貼、出口貸款利息補貼、出口優惠利率等，在上世紀90年代，上述政策措施已被先后取消。而具有重要現實意義的是我國的匯率水平和匯率形成機制。在理論上將，匯率升值與貶值將造成進口實際匯率和出口實際匯率的同時升值或貶值，進一步來說，匯率的貶值雖然使得出口價格降低，但同時會導致用本幣表示的進口原材料價格的提高，對出口不利。然而，如果考慮進出口權重，將實際匯率折算為實際有效匯率后，則二者的變動幅度將有所不同，進而對出口產生實質性影響。
　　就我國的實際情況而言，1994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國外對人民幣對美元低估幅度的估算，從10%到50%不等），人民幣匯率的低估從總體上壓低了我國出口產品的價格。人民幣匯率并軌以來，由于人民幣實際釘住美元，使得匯率缺乏彈性。人民幣對其他主要貨幣的變動受制于美元，不能夠反映人民幣的真實價格。當美元對一些貨幣貶值時，人民幣隨之貶值。匯率這一重要的外經貿杠桿，喪失了調整進出口的功能。
　　2.財稅領域。1990年，我國取消了直接出口財政補貼。此后，在財稅領域，我國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符合國際慣例和市場經濟要求的出口鼓勵政策體系，主要包括出口退稅、進口關稅以及內外資企業差別所得稅稅率。�。�1）出口退稅。出口退稅率上升，對出口的政策效應相當于出口匯率貶值，下降則相當于出口匯率升值。因此，退稅率的變動、退稅方式的改革，對企業出口行為有著重要的影響。1985年，我國開始實行出口退稅，1988年確立了“征多少，退多少，未征不退和徹底退稅”的原則。我國的出口退稅率在1994年平均為17%、13%、6%三個檔次，基本稅率是17%。1995年7月，將退稅率降為14%、10%、3%三個檔次。1996年繼續下降為9%、6%、3%三個檔次。1999年將出口退稅平均稅率提高2.58個百分點。2003年10月，國務院決定改革出口退稅機制，出口退稅率的平均水平降低3個百分點左右。目前，在退稅率、退稅方式、退稅程序等方面的改革仍在繼續。
　　（2）進口關稅。在目前的研究中，往往忽視關稅變動對出口的影響，事實上，關稅稅率的降低，則可以導致進口匯率的升值，從而使得用本幣表示的進口原材料價格的降低，可以促進出口的增長，反之則不利于出口。改革開放之后，我國的關稅水平一直處于不斷下降的過程中。我國于1992年和1993年分別降低了225種、3371種商品的關稅稅率。1994年又降低了2944個稅號的稅率。1996年我國一次降低4962種稅目進口關稅稅率，其中包括380種農產品。加入WTO以后，我國的關稅水平進一步降低，平均關稅水平已從加入世貿組織時的15.3%降至2005年的9.9%。其中，工業品的平均關稅從14.8%降至9%，農產品平均關稅從23.2%降至15.2%。
　　（3）內外資企業差別所得稅率。嚴格地講，內外資的這種差別稅制是一種對外資企業的出口鼓勵措施，對國家整體而言，其效果將很難確定。這是因為，對外資實行較低的稅率，對其進行鼓勵，必然意味著對內資企業實行了相對較高的稅率，或者說對內資企業存在抑制；換句話說，外資企業出口的迅猛增長，是以內資企業出口潛在降低為前提的。 
 
 
（二）間接影響類
　　1.海關特殊監管區域。該區域主要指保稅區、出口加工區、保稅物流園區等。在這類區域，各種優惠政策使得資本、技術、勞動力資源充分組合，形成了相當強大的出口能力。園區內的經濟總量、進出口增長速度遠遠超過全國平均水平。進口產品進入海關特殊監管區域不需要繳納關稅，因此，該類區域的重要的宏觀經濟效果之一是使得我國的平均關稅水平降低，進而導致進口匯率的升值；該類區域進口的貨值越高，則實際關稅水平下降的程度越大。
　　2.區域經濟一體化政策。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表現是建立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我國與東盟10國（ASEAN）簽署的FTA、與我國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建立的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CEPA）已經開始實施；2005年11月與智利簽署了FTA；正在與海灣合作委員會（GCC）6國、巴基斯坦、印度、新西蘭、澳大利亞等國進行談判。在自由貿易區內，締約國之間進行關稅減讓，但出口退稅卻仍可執行。因此，自由貿易區建立的宏觀經濟效應與海關特殊監管區域類似，都將導致進口匯率的下降。
　　3.要素市場的不健全與企業社會保障的缺位。十幾年來，沿海地區勞動密集型出口活動的發展幾乎沒有導致這些地區勞動力價格的明顯上升。在享受“人口紅利”的同時，企業在承擔社會責任方面卻存在著嚴重的不足，導致社保體系很不健全。這一情況的直接宏觀經濟效應是導致收入差距的擴大，以及低收入者消費傾向的降低，從而不利于消費的增加，消費需求的不振又會進一步影響價格水平，而價格水平又會影響實際匯率。同時，我國的土地、水等要素的價格在很大程度上也不由市場決定，各地優先將資源低價保證出口企業使用便是佐證。這種情況也會對進、出口實際匯率造成影響。
　　（三）提供便利類
　　這類措施包含的范圍較廣。在財稅領域，退稅程序的簡化都可以為企業提供便利。在進口領域，通關手續的便利也具有同樣的效果。此外，我國還成立了專門的貿易促進部門，在國外舉辦各種展會，擴大我國出口產品的宣傳，并為企業出口提供指導。上述政策措施并不影響上文公式中的變量，但卻為出口的增長創造了有利條件，也是我國鼓勵出口政策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出口鼓勵政策對出口的影響效果
　　在分析中，我們用貿易伙伴國的名義GDP作為外需變量，貿易政策指數可以代表我國匯率的變動。通過將貿易政策指數和外需對出口的回歸，可以發現二者對出口的解釋程度超過98%，其中，外需的解釋程度超過90%，而貿易政策指數的解釋程度不足8%。在貿易政策指數中，出口退稅與進口關稅的解釋力均不足1%。
　　通過回歸分析，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我國的出口絕大部分是由外需帶動和受外需影響的，政策性因素對出口的作用比較有限。舉例來說，在1996年和1998年，我國出口的增長速度均是個位數，而在這兩年中，鼓勵出口的政策力度卻在加大，特別是1998年，出口鼓勵力度達到2000年前的峰值，但出口卻沒有因此而逆外需走勢而上揚。換句話說，出口鼓勵政策并不能使我國的出口抵御諸如亞洲金融危機等外部沖擊。因此，與其說廣義層面上的各種出口鼓勵措施導致了我國出口在10余年中的較快增長，不如說，在狹義層面上確定了出口的導向戰略，對產業結構進行了調整，且與世界經濟在這一過程中總體增長態勢相匹配，從而抓住了發展的機遇。
　�。�－政策建議
　　出口的快速發展，為進行大規模關鍵技術與設備的引進提供了外匯支持，并以此來加快國內生產技術更新和產業升級的步伐，從而加速了我國經濟發展。但是，卻破壞了外需與內需間的平衡，導致生產要素過度地流向出口部門，使經濟的增長過多地依賴外需。特別是我國因此積累了巨額的外匯儲備，造成了流動性過剩，不利于貨幣政策的實施。因此，有必要對出口鼓勵政策進行調整。
　　首先，在狹義層次上，應改變出口導向的戰略，建立內生型出口增長模式，優化出口結構；并使三駕馬車協調發展，從而使經濟增長建立在更為堅實的基礎之上。其次，在廣義層次上，須對各種政策手段進行調整，使優惠政策流向真正需要鼓勵的部門，同時增強我國出口的抗風險能力，具體來說包括以下幾方面。
　　第一，將扶持的重點放在真正需要保護的“幼稚工業”上來。補貼式的出口政策的最終結果是造成商品價格的扭曲，雖然我國出口的商品在國際上非常廉價，但卻無法打造出口產品的核心國際競爭力，并造成國內福利的損失。因此應優化政府的補貼范圍，更多地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引導，鼓勵企業提高自身的生產能力和營銷能力，鼓勵企業通過技術創新或者是差異產品來贏取國際市場。其中的重點在于對“幼稚產業”的扶持與引導�？煽紤]調整不同產品的出口退稅率和進口關稅率來實現這一目的。
　　第二，提升我國制造業內部要素配置效率與規模效益。要打造出口產品的核心競爭力，建立內生型出口增長方式，必須提升我國產業內部的資源配置效率和規模效益，提高內資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的技術效率水平。逐步引導國內企業更好地利用區域間和國內外各種資源，合理購進和使用最佳的資源數量，提升要素使用的處置效率，減少對外資企業在要素使用上的過度傾斜，這樣會進一步提升我國制造業生產的技術效率，強化我國制造業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第三，提高生產集中度，構造產業集群，增強抗風險能力。開展國際貿易的意義絕不僅在于創匯和調劑余缺，其核心目的應該是通過積極開拓國際市場，在享受規模經濟好處的專業化分工中處于有利位置。另外，還可以形成一批具有國際先進技術的產業，這些產業面向日新月異的國際市場，技術層次、管理水平一流，可以有效地帶動國內其他產業的成長。當下，我們可以利用東部地區雄厚的工業基礎、人力資本、技術優勢，有意識地提高生產集中度，扶植起一批強大的集團企業參與國際分工，進而增強出口的抗風險能力。
　　（《中國經濟時報》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對外經濟研究所張哲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