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名義同比增速為18.8%，創自1999年以來新高。但剔除價格因素后，實際增速為12.8%，與過去兩年的平均增速大致持平。這表明所謂“新高”只是價格因素作用下的“虛高”，啟動消費仍任重道遠。
    近年來，中央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公務員加薪、提高養老金標準、減免農業稅和學
    雜費等等，旨在通過提高可支配收入來刺激居民消費。這些舉措確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03年至2006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速從9.0%提高到10.4%，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速從4.3%提高到7.4%；與此相對應的是，全社會消費實際增速從9.2%提高到112.7%。
    但是，繼續通過政策性手段提高居民收入，一來可操作余地越來越小，二來在刺激消費時也存在邊際效應遞減、后繼乏力的問題。以城鎮居民為例，前三季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13.2%，人均消費性支出實際增長9.8%。考慮到房價飆升、醫藥昂貴等后顧之憂，居民消費的這種增速實已不低，可繼續“刺激”的空間不大。
    在這種情況下，提振消費還需另尋他方。其實，可支配收入等于消費和儲蓄之和，換一個角度來看，消費不足意味著高儲蓄，而高儲蓄則根源于我國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的問題。
    長期以來，我國居民工資增長緩慢，企業利潤很少分配，國民收入分配呈現三大結構性問題：政府財政收入增速遠高于企業利潤增速，企業利潤增速遠高于居民收入增速，富人收入增速遠高于窮人收入增速。因此，國民收入在企業和居民的初次分配中更傾向于企業，在政府和居民的再分配中更傾向于政府，在居民之間的分配中更傾向于富人階層。
    而就收入用于消費的比例而言，政府遠低于居民，富人遠低于窮人，企業則只投資不消費。如此，政府、企業和富人的儲蓄率必然高于平均水平，從而在國民收入向他們傾斜之時帶動總儲蓄攀高，同時造成消費不足。
    由此，進一步刺激消費，不能僅僅依賴提高居民收入，更重要的還是通過改善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提高平均消費率。首先，應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勞動報酬的比重，使企業財富更多地流向居民；其次，國企應定期向政府分紅，以降低企業的儲蓄率；最后，政府應擴大公共產品支出，從而在降低政府儲蓄率的同時，進一步提高居民擴大消費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