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一個傳真和一部電話，那些沒注冊的貨代公司就開始接貨、發貨了。風險也隨之而來，這些并不具備資質的“貨代”一旦“人間蒸發”，外商貨主和一級貨代都將“有苦難言”。 　　由于沒有收到運費，一級貨代扣押貨主的提單，而外商貨主只能被迫申請“海事強制令”，要回被扣押提單，兩者只能法庭相見。
　　昨天，記者從在寧波召開的全國海事審判研討會上獲悉，從去年開始，寧波海事法院受理的此類案件開始“大爆發”，短短一年多時間里，就受理70多家外商的200余起申請“海事強制令”的案件，涉案運費總金額超過千萬元，而貨物則大都來自義烏。
　　外商被迫申請“海事強制令”
　　45歲的敘利亞人納沙到義烏做生意已經10年了，他每天到市場和工廠采購各種日用品，然后在義烏集中，用集裝箱通過寧波港發往敘利亞、阿聯酋、意大利等國家。
　　去年12月份，納沙委托義烏的雅文公司運輸一批價值20萬元的貨物到意大利。然而，貨物裝船出運后，卻遲遲沒有收到提單。雅文公司的老板對此解釋稱，船公司出了點問題，必須要先把運費付給船公司，才可以拿到提單。但在支付了運費后，納沙還是沒拿到提單，雅文公司和它的老板就像人間蒸發了一般，消失得無影無蹤。
　　今年3月，走投無路的納沙只能向寧波海事法院提出申請“海事強制令”，要求負責承運的寧波凱陽國際貨運公司交出提單。但凱陽國際貨運公司卻感覺非常冤枉，因為他們沒有收到雅文公司的運費。
　　兩個月接案比過去13年還多
　　寧波海事法院副院長陳惠明介紹，從去年開始，像納沙這樣的案子多了起來，特別是今年以來，每個月都能接到近10起。到上個月底，已經有200多起案件，共涉及外商70余家，涉及一級貨代企業30多家，涉案貿易總金額達數千萬元，涉案運費總金額超千萬元。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該院自1992年建院至2005年的13年間，總共受理此類案件還不到20起。
　　“這些‘被扣押提單’的貨主通過申請強制令，要求強行拿回提單。”陳惠明解釋說，“強制令”的出發點在于，在解決爭端之前，避免“被請求方”對貨主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或者使損害擴大”，畢竟貨物在港口每天的滯箱費、堆場費都是天文數字。但同時，扣押提單的一級貨代也是受害者，他們有大額運費無法收回，但卻要被迫交出提單。“這就造成了請求人(貨主)與被請求人(一級貨代)權利義務不對等的現狀。”
　　在兩天的會期里，60名法官對完善我國海事強制令制度提出了建議性意見，比如強化請求人的事實披露和舉證義務機制以及設置聽證、抗辯程序，同時建立被請求人救濟制度。
　　“貨代”和貨主都要有保護意識
　　據寧波海事法院統計，今年他們受理的“海事強制令”中涉及的貨物，大多來自義烏貨代公司代理的外運生意。“義烏市場大，每年吞吐的貨物量也大，出口商特別多，但義烏的貨代市場也是最混亂的，很多老板和貨代方之間都是沒訂正式合同的，只憑一張條子寫幾個字甚至口頭承諾就發貨了，出了問題也最難找到負責人。”法院工作人員表示。
　　在被起訴后，寧波的貨代公司迫于法律壓力，往往只能交出貨物提單。但海事法院在執行強制令時也遭遇了執行難。部分貨代公司干脆更名、或關門，有的直接人去樓空，由于考慮到被請求人多數也是受害人，法官并沒有簡單地處罰了事，而是盡量為他們做一些釋法工作。
　　目前，許多寧波貨代公司“聞義烏貨色變”，不熟悉的義烏公司上門要求委托運輸，許多貨代公司都會借故推掉。對此，寧波海事法院的顧法官也提醒，對貨代公司來說，保護自己最有效的辦法就是選擇有信譽有實力的合作伙伴。比如中外運公司等，往往會實地考察下一級的代理公司，或是要求下級代理公司支付一定數量的保證金，或是通過第三方擔保等方式，最大限度地降低自身風險。
　　同時，法官也提醒貨主，千萬不能因為貪圖幾十美元的便宜，而去選擇來路不明的中間貨代，在選擇代理時，更不能單憑一張名片就做生意了。